在中国历史上，士本来是末等的贵族，但是在周代，它就已经向庶民的方向滑落。在孔子时，士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游离摇摆于贵族与庶民之间，上可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下可为民，即成为被统治阶级。最终它定位于民之首，所谓士农工商。而这个士，在多数年代，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庶民的尊重，有着很大特权。

      孔子本身是一个士。儒家就是士的代表。正是由孔子集成发扬，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士的人格特点，包括精神的、知识的、操守的，形成了体系的框架，最后在孟子那里，将它建成为一座辉煌的殿堂。此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士，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进程的价值主干和人格载体，道统在兹，文脉在兹。

可以将士的精神内涵、行为特征与人格特点简单地归纳如下：以天下为己任、救苍生保社稷的责任担当；尽心知命、天人合一的信仰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诗文琴棋书画及优游山水的生活雅致。而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秉笔直书的齐史，安贫乐道的颜回，含垢忍辱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文天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等。

以上这些士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行为规范，有一个集中点，就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之于士，就如其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那么士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也就浑然泯灭于庶民之中。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或者说，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延续，因为中国文化会在一团软泥似的士的身上断裂湮灭。

士也有自己种种的弱点和问题。除了知识单一专业性较差外，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群体，它从先秦的独立性人格，随着时序变迁，渐渐产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数士为了生计，不得不形成对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权力腐蚀下，不能知行合一，产生了对价值观的背离，腐败变质。士的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制度本身，而制度的形成，又在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特质。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经济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上下尊卑的差序格局，因为只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应对农业所要求的诸如水利建设和荒年救济这一类公共管理需要，而小农经济的风险和单薄，则要求祖辈的传统经验和全家乃至家族的齐心协力。于是，天地之外，君父崇拜就是社会纲常的基础。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它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其基本内容是“不可坑人害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即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

    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正义感”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尊重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也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同时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很大影响，因此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

    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

（摘编自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小词在初起时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的艳歌。因为它篇幅短小，而且人们对它轻视，所以称它作小词。但是这种艳歌小词却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特质，跟诗是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是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比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曾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可是，它们使读者感动的原因，是杜甫本身博大深厚的感发力量所致。小词则不然。在我看来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一种是“双重性别”的作用。比如《花间集》中的作者都是男性，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的现象，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如果换作一个女性作者写她的对镜梳妆，那就是非常现实的动作行为。而当一个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来叙写女性对镜梳妆的时候，就容易促使读者想到这里边有象喻的意思。像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照花前后镜”等词句，都使读者透过词表面的女性形象，联想到一个男性的如张惠言所说的“感士不遇”一类的感情。

    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另一种原因，是“双重语境”的作用。比如南唐作者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数句，王国维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从表面看，李璟这首词与温庭筠《菩萨蛮》一样，也是写一个弃妇的形象。实则不同。温庭筠词引起读者联想，是由“双重性别”引起的。因为温庭筠是个士人，所以他使读者想到一个士人的“感士不遇”。可是李璟作为南唐的君主，他无所谓“遇”与“不遇”，所以他的思妇形象没有“感土不遇”的意思。可王国维为什么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就是由于“双重语境”的缘故。因为李璟时代的南唐，偏安一隅，在他所处的这个小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是可以安定享乐、苟全一时的；可是在整个晚唐五代这个大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北方的北周对于南方侵略吞并的阴影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又有一种忧危念乱的恐惧。正是这种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强烈反差，才使得王国维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数句想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那是对于国家危亡，国运难以久长的一种深隐的忧虑。所以我们说小词从一开始就隐藏了多种可能性。

    一般而言，小词总是写伤春、怨别的感情。古今诗人感慨时代的时候常常用伤春来喻托，所以五代那些相思怨别、感时伤春的小词就充满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过这对当时的作者本人而言，只是无意识地潜意识地有所流露，和屈原、曹植有心之喻托有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小词的作者，在他们的显意识之中写的真的就是伤春和怨别，所以才使得小词那种微妙的作用得以形成，能够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小词并没有停止在《花间集》五代的创作里。南唐中主李璟所写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还是指一个思妇。可是到了后主，其《相见欢》一词中“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和“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数句，何尝不是伤春？又何尝不是落花？可是，他最后却写出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却从伤春写到了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所写的不再是思妇的伤春，而是自我的伤春。这是小词一个默默的演进，它不再是为歌女而作，而是作者用歌辞的形式进行自我抒写。自此，词已经由歌辞之间变为诗人自我抒情和言志的诗篇了。这是词的第一步演变。那么，这种诗化的拓展从何而来？是从他的国破家亡而来。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衰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

（节选自叶嘉莹的《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硬汉缺失的硬伤

杨洪涛

    ①曾几何时，“小白脸”“娘娘腔”是大众形容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的贬义词，今天却打着“小鲜肉”的旗号大行其道。近年来，中国影坛硬汉形象越来越少，花美男、“小鲜肉”成为影视创作的关键词。

    ②“小鲜肉”的走红也是近年国内演艺界深受日韩娱乐潮流影响的表现之一。早些年，由于日韩的演艺行业起步较早、产业化程度较高、演艺人员培养体系较为成熟，其影视文化产品和演艺明星深受中国观众喜欢。日流、韩流风靡一时，日韩明星的花美男形象也成为年轻的中国艺人争相效仿的目标。纵览荧屏，从邻国当“练习生”归来的一些知名艺人，果然都继承了花美男的“衣钵”。而这些韩式中国明星的言行举止又直接影响到更为年轻的中国人。从过往的艺术经验来看，时代在变迁，艺术在发展，影视审美潮流的更替轮回原属正常现象。荧屏需要表现带有青春、校园、励志元素的现实生活，也需要俊雅清新的青少年偶像。花美男的存在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影视创作的多样化，本无可厚非。然而，凡事皆有度。

    ③荧屏、银幕上花美男的泛滥和硬汉的缺失，一是会损害影视创作的健康发展。在粉丝经济的助推下，“颜值”成为拉动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重要指标。为了迎合时下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风气，有的创作者用“小鲜肉”+时尚装束+香车豪宅诱惑观众。必须指出，“剧作不行脸来凑”是创作乏力的表现。

    ④如果把“小鲜肉”奉为影视创投的圭臬，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剧情、什么角色，皆以体貌闲丽的花美男作为主角，是对艺术创作基本规律的严重违背。比如抗日题材作品中，启用面若桃花的花美男，每次战斗时都一袭华服、头油锃亮，一番厮杀过后发型仍纹丝不动，还时常摆个造型，就会令观众大跌眼镜。谍战、军事、侦探是更适合硬汉形象大展拳脚的题材，如果都是清一色的“小鲜肉”，纷纷走青春偶像路线，将会令影视创作的导向、审美和发展走入误区。

    ⑤二是会误导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趋向、价值判断乃至自我塑形。如果过度迷恋长相，只看“颜值”不看故事，让自带柔光、肤如凝脂的“小鲜肉”统领影视创作，会令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水平流于幼稚和肤浅。如果年轻观众纷纷效仿“小鲜肉”的精致装扮，那么长此以往，有血性的硬骨头男儿会越来越少。

    ⑥今天，“90后”“00后”成为影视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所关注和接受的信息、所塑造和形成的观念都会反作用于社会。“90后”“00后”新生代审美能力、价值观仍在塑形阶段，容易成为被糊弄的对象。当作品的艺术格调不高，编剧、导演、演技跟不上时，创作者就用“小鲜肉”的脸来占据年轻观众的视线，阻隔了他们的深度思考，这会对其审美判断、价值塑造带来不容忽视的伤害。

    ⑦硬汉缺失，花美男包打天下，是当今影视创作的硬伤。纵观影坛，新生代知名演员当中称得上硬汉的寥寥无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应该有阳刚之气、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案例，比如国庆档票房火爆的《湄公河行动》以及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的电影《勇士》，皆以荧屏硬汉宣示阳刚之气的热力回归。中国影视界应该多一些刚毅果敢、气宇轩昂、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影视创作者要有文化自觉，养浩然之正气，多塑造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丈夫，用积极、健康的姿态引领受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