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唐吉可德》中的故事是唐吉可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典故或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

（选自张巨纲《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有删改）

    中国文化产业从起步、破冰，如今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互联网文化及其产业运营在其间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其增长速度之快，消化能力之强，包容性之大，深切满足了时代需求，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势必就比较明显，艺术特征则相对较弱。

    每日更新是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网络作家每天一般更新两到三章。在更新过程中，网络作家与读者之间即时互动，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过程处在同一条线上。表面上看，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是消费者，但他们除了“供求”关系，还存在“共生”关系。这种新型的读写关系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直接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存续方式和审美范式。创作者、阅读者和故事创作之间相互妥协和平衡，消费过程完成于这一动态系统当中。无论是不是知名作家，创作哪种类型的作品，在读写关系的塑造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网络文学的“游戏规则”：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网络超长篇小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调研中，拿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为例，这部长期位列移动阅读基地畅销榜榜首的作品，长达530多万字，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吸引人，能够把读者的碎片时间有效串联起来。也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之外，网络小说成了众多读者业余生活的主线，在这样强大的时间消费中，阅读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欣赏，更多的是心理需求。

    有人指出网络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危害性，针对作家而言，最主要的后果是创作主体性的丧失，这需要引起网络作家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无线阅读风生水起，网络文学的蛋糕越做越大，腾讯、百度、亚马逊等IT业龙头企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众声喧哗的领域。网络文学所涉及的范畴已经不能用既有的文学概念来概括，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商业模式。在资本的推动下，网络文学正朝着文化产业所期望的跨界性方向发展。一部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会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衍生出多种艺术产品。但同时，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前景感到困惑，他们挣扎在文学和商业的拔河绳两端，之所以无法做出选择，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文学，文学的光芒依旧在他们的头顶闪耀。

    同样的问题，不只针对网络文学，而且针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文学的商业属性？改革开放30余年，当代文学释放了丰富多元的能量，唯独商业能量未能得到有效释放，文学和商业之间似乎存在一堵无形的墙。网络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文本和现象，把商业属性的话题直接推到了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岂能无动于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网络文学获得了最大的成长红利，同时，现代科技也为网络文学的成本最低化提供了几乎是免费的午餐。或许，当代文学可以就此发现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成长模式：文学性与商业性相互制约、共存共生。在这种模式下，商业性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包括市场、消费和阅读趣味等元素在内的综合性指标，它的存在将促使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更加丰富，网络文学创作焕发新的能量。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这样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

文化自信的根脉支撑

    据2017年人民论坛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文化自信指数调查”，中国文化自信指数平均值为82.26，较2016年有所增加，这说明中国公众对自身文化有着越来越高的认知、认同度。文化自信既是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是重要的时代命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中国的文化自信，究其本质，无法与5000多年文明传承分割开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深厚底蕴，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文化犹如强大根系般深植于人民、历史和时代的沃土中，奠定了我们的强大底气，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动力”。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当前，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蕴日益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得以彰显。通过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当代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创新、包容等价值理念传达于世界，以“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使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中建立更强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文化都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中华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结构不断完善和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未来发展相承续，成为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文化自信不仅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还在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赢得“他信”，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足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创新成果亟待传播。中华文化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旋律中不断追求和谐共振，把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展现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他信。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文化的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处淌出的清泉，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孕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与精神，最终汇聚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洪流，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底气。

（选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寂静的春天（节选）

（美）蕾切尔·卡逊

    ①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那些曾一度在全世界引起疾病的生物，卫生保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新式药物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传染性疾病。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这一灾害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

    ②环境健康的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各种形式的辐射，二是由于化学药物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杀虫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化学药物正向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蔓延开来，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单个或联合地毒害着我们。这些化学药物的出现给我们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这一阴影并非吉祥，因为它是无定形的和朦胧的；这一阴影令人担忧，因为简直不可能去预测人的整个一生接触这些人类未曾经验过的化学和物理作用物的后果。

    ③杀虫剂与环境疾病分布的相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现已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它们具有使得河中无鱼、林中无鸟的能力，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

    ④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与这些化学药物单独接触，只要摄入的总剂量达到一定限度，他就会急性中毒的。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农民、喷药人、航空员和其他接触一定量的杀虫剂的人员的突然发病或死亡是令人痛心的，更是不应该发生的。无形污染我们世界的农药，被人少量吞食后所造成的危害是有潜伏期的，因此为全体居民着想，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倍加重视，研究解决。

    ⑤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们已指出：化学药物对生物的影响是可以长期积累的，并且对一个人的危害取决于他一生所获得的摄入总剂量。正因如此，这种危险很容易被人忽视。人们一贯轻视那些看来可能给我们未来带来危害的事物。一位聪明的医生莱因•达宝斯博士说：“人们平常只对症状明显的疾病极为重视。正因如此，人类一些最坏的敌人就会从从容容地乘隙而入。”

    ⑥这一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正如同对密执安州的知更鸟或对米拉米琪的鲑鱼一样，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生态学问题。我们毒杀了一条河流上的可厌的飞虫，于是鲑鱼就逐渐衰弱和死亡。我们毒死了湖中的蚊蚋，于是这些毒物就在食物链中由一环进入另一环，湖滨的鸟儿们很快就变成了毒物的栖牲品。我们向榆树喷了药，于是在随后而来临的那个春天里就再也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声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直接向知更鸟喷了药，而是因为这种毒物通过我们现在已熟知的榆树叶——蚯蚬——知更鸟一步步地得以转移。上述这些事故是记录在案的、可以观察到的，它们是我们周围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反映出了生命或死亡的联系之网，科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生态学来研究。

    ⑦不过，在我们身体内部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世界。在这一可见的世界中，一些细微的病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然而，平常似乎不易看出这种后果与那些病原之间的联系，因为病原出现在身体的部位离最初出现损伤的地方很远。有关当前医学研究动态的一个近期总结说：“在一个小部位上的变化，甚至在一个分子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并在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的器官和组织中引起变化。”对一个关心人类身体神秘而又奇妙功能的人来说，他会发觉原因和后果之间很少能够简单、容易地表现出联系来。它们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完全脱节。为了发现发病与死亡的原因，要依靠将许多看来似乎孤立的、相互无关的事实耐心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是通过在广阔的、相互无关的许多领域中进行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取得的。

    ⑧我们习惯于找寻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影响，而不研究其他方面。除非这一影响以一种无法否认的明显形式急骤地出现，否则我们总要否认危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