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版  有删节）

    金庸阁下除办报外仿佛以史学佛学自负，对于以小说知名，尤其是以武侠小说知名，自己是不是有点觉得未展所长，以末技得虚名，似不免略感怏怏？依我看则大可不必。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筹了。好比不会武艺的痴公子段誉，只在无意中学了一着“凌波微步”，就到处能“逃之夭夭”；而且有个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看不见，摸不着，弹指一挥间忽然有效，就能出其不意露上一手。这道理在《金刚经》《法华经》里并非唯一高妙思想，而移入武侠小说立刻产生“裂变、聚变”，威力无穷了。又如《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呆头呆脑，一片天真，然而处处机缘凑巧，矛盾相成，最后以不识字超过了识字人，以不知道“我是谁”，超出了一切有“我”之人，尤其是那位大“我”发狂的大宗师白自在。这只是“无我”的一解。这一解在佛学中算不得什么最高深的了不起理论，不过是参禅的一个“话头”法门，但在小说中就是“超凡入圣”了。 阁下仿佛总想在小说中不讲而讲一点什么道理。这些见解未必“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无言胜有言，不武胜武，愚而智，弱而强，似佛似道，所以能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前有梁羽生，后有古龙，俱写侠情，各有殊胜，然抒写人情佛理尚逊一筹。

（选自金克木《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有删改）

文化瑰宝与文化泡沫

王蒙

    ①在全社会关心并期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情况下，文化事业有可能出现很好的态势，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与悠久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或抱着侥幸心理装模作样地打造文化的泡沫。

    ②什么是文化瑰宝？要看为我们的受众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启迪、精神享受与人生智慧。例如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并使之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对接；例如出现有可能彪炳史册的有真正的价值的著作与艺术成果；例如，从理论、科技、体制创新上解放整个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解放中华民族的生产力。

    ③什么是文化泡沫？愈是缺少对于文化的想象力的人，愈是容易把文化财务化、基建化、利益化。到处修建文化生态园、文化纪念园、文化名人园、文化基地、文化广场……其中有做得不错了的，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但也确有以文化的名义占地盖楼贷款。我主张，各地应该对于已有的文化设施作一次检查清理，对于以文化之名行非文化之实的园馆基地广场公司，采取措施。

    ④再如，一方面对于已有的文化遗产不加爱惜，时有破坏，一方面任意捏造制造虚假古迹。这里有一种说法，将文化标识为一些符号，对于商标设计、旅游广告与简明普及某种在世界上不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可能管用，如弄点长城、天坛、熊猫、旗袍……就代表中国了，也不是坏事。但这毕竟是浅薄的认知，有时会成为对于中华文化的廉价化、简易化与装饰化的糊弄。

    ⑤更大的泡沫是走文化的过场，求活动的规模，却忽视了文化的灵魂。晚会举行了，歌舞演出了，著名艺人来了，“卖点”多了；然而没有思考，没有热情，没有爱憎，没有深度，没有教益，没有精神的营养，也没有感情的充盈与升华。这样的文化是空心文化，是无灵魂的苍白的文化，是文化的悲哀。

    ⑥有时从文化符号到文化泡沫，只有一步之遥。作为政府管理与文化政策，凡没有触犯法律的文化活动都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呼唤着的期待着的是文化瑰宝而不是文化泡沫，但我们绝对不能跟着泡沫闹轰。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文化是智慧，是历程，是生活，也是精神的梁柱。文化不是花言巧语与抒情朗诵。越是把常识范围内的道理说得无人能懂的，我们都不要相信。

    如果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与中华价值观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价值观特别强调义务先于权利。换言之，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而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则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根本特色。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个人主义盛行，形成了一种个人本位的社会，其弊甚多，而中国则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他说：“人生必有与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处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头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而以对方为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处处形见其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伦理特别强调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以义务为基本取向的德行不强调张扬个人权利，而主张努力承担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这种义务取向特别表现为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看来，西方是个人本位，强调以自己为主；中国则是义务为主，强调尊重对方，“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思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

    在现代社会，个人生存发展权利为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当然也为社会价值观念所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价值，或社会价值观仅仅为个人权利提供支持。在价值和伦理问题上，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是有局限性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价值观甚至是当今众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权利话语往往联系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权利优先态度，其基本立场是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权利优先于集体目标和社会共善。在这样的立场上，个人的义务、责任、美德都很难建立起来。个人权利优先的主张过分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促进个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弊大于利。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商鞅之殃

李洁非

    ①商君在历史上究竟给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想究竟留下了怎样一种遗产？单论功过，岂能有他——不正是他，令原本贫而弱的秦国走向强大，渐为霸主，一统天下的吗？

    ②据《史记》记载，商君重军功，奖耕织，打击贵族，立信于民。“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从这个侧面看，这些都与历史的文明方向一致。假使历史上商君的形象都保持在这个方面，后人对他便只有感恩戴德了；可惜事实主要不是这样。

    ③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的这段论述：“纵览历史可以看到，随着真正人道的发展，人类当中破坏精灵的确大大减少，这种情形是依照一种开明的理性和治国之术的内在的自然规律发生的。”将这个思想运用到历史中去，我们的历史观也就极其明朗——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作为应该起到增进“开明理性”和抑制、减少‘破坏精灵’的作用。

    ④商君变法、强秦，最终也须放到这个尺度下来衡量。商君掌权下秦国“大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乃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弃灰于道者被刑”……如果百姓把灰撒在路上也会受刑，则“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奇迹又有何可稀罕、可称道的？

    ⑤尤不可忽视的是，商君“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开了非常坏的先例：铁桶统治。在他以前，中国固不乏昏君佞臣，像纣、幽、历、晋灵公、屠岸贾之流，但好歹只是以个人之恶祸国殃民，自商君之手，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上升为体制性的暴虐，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项发明。他还鼓励和强制推行告密，“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斩敌同赏”。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告密时代”，会是怎样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景象，商君之“治”十分看重对人的精神的压制和奴役，中国政治、人性由此所受的损害怎么估量均不为过。

    ⑥汉以后中国以比较开明的儒家伦理为社会精神基础。商君之“治”遭废止，作为一种野蛮因素，却在各朝各代的暴政中不时浮现。别的不说，中国历史的“特产”酷吏——明显是秦代“严刑峻法”播下的种子。

    ⑦荒唐的是，至今还有人望文生义，以商君法家身份而误判其为“法治”，真是十足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悲哀。所谓“法治”，必以民主精神为基石，不以民为敌，不以刑残民，更非密探统治、恐怖政治；所有的法律均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立，均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为根本

    ⑧试问，商君之“法”骨子里跟现代法治哪里有半点共通之处？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是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城等。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的文化。西周分封之后，齐、楚、燕、晋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地域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半富，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当前，高铁、互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将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的展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横向和纵向的研究都很重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各地区对自己地域文化的纵向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地域文化的横向研究还比较薄弱，即对各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地域文化纳入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宏观研究格局中来，为了促进地域文化研究在更大平台、更高层次上繁荣发展，可以成立全国性的研究学会，建设一支热心于地域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理论和学术水平的专业队伍，举办各种地域文化学术会议。

（摘编自邵汉明《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