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区的地理空间暨领土历来都是有疆界的，国家疆域因此沉淀并演绎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民族等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但此层面的疆界多从人类为主位的角度来界定及研究，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若从自然层面来看，生物、非生物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环境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如森林、草原、荒漠、土壤、灌丛、草甸、草本沼泽等生物及其生态区系都有明显的分界线。

    与人文层面的边疆相比，自然界的边疆，无论是内涵还是表现形式，都要丰富、精彩得多。自然、生物界既然存在着边界，那生态边疆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历史及现实的一条条分界线，就成为界线内外的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相互区分、不会逾越及打破的疆界，一旦疆界被打破或跨越，就会导致生态界域里不同生物类群的减少、退化，甚至是生态系统的紊乱、衰减或灭亡。故生物、生态及其环境视域中的边疆内涵及实际意义不同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民族、宗教等人文层面的边疆，而是因山川河流等地形地貌阻隔，因温度带、干湿带分隔而形成的自然特色浓厚的一道道分界线。

    边疆具有多维的内涵。生态层面的边疆与行政区划、领土层面的边疆，无论是边界线还是疆域，既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多的则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国家疆域，无论陆疆或海疆的疆界，在不同方向、位置上，一般只有一条分界线；但一个国家却可能存在多条民族、文化、经济、宗教、军事等人文特点明显的、大多重合的分界线，气候、自然环境等在其形成中不起主导作用。从自然界的视角来看，在生物物种的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的形成中，行政、民族、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占主要作用。若从国家地理疆域形成的历史及自然原因看，疆域的边疆与生态边疆具有较大的吻合性。但因历史进程及各种人为原因的差异，国家疆域界线与生态边疆界线既可能重合，也可能毫无联系﹣﹣在一条疆域线上的不同经纬度带、不同降雨带，会有多条生态界线，一条漫长、横向的生态界线上也有可能存在一条或几条疆域线。因此，一个国家尤其疆域狭小的国家，可能只有一条生态边疆线，或只有疆域线而没有生态边疆线；疆域面积大的国家可能有多条生态边疆线，生态边疆线可能因自然地理结构﹣﹣气候带、水域面积、地理地貌的分割作用而与疆域线重合，也可能完全不重合。

    国家疆域层面上的边疆是既靠军事、政治、经济实力，也靠宗教、文化、思想意识、民族等的差异来维系，其改变是因实力与差异发生了程度、高低、大小的改变而发生重组。生态层面的边疆是自然力量划分的，早期生态边疆完全以降雨、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及水域、地理地貌等因素维系，这种自然形成的边疆及其变迁多指19世纪以前的传统社会时期。当时，生物的分布及生态系统受人为干扰较少；虽然自然界生物的自然迁徙和移居不可避免，其中也发生物种的人为引进，但很多越界移民的生物也往往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异或被当地生物同化，但生态边疆受被同化的移民物种的影响并不大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和三流院校的学生就业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到985高校招人的，都是各种高大上的国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或者看看每年国家电网、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单位公示的录用名单，看看这些被拟录用的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几乎清一色都是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学历不重要吗？高学历能否带来高工资？》）

材料二：

人均月薪万元以上的行业

材料三：

    “做研究工作，主要靠成果说话，并不只看学历有多高。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不过在工作中庞浩也看到了自己在发展前景上的学历短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很多专利的研究需要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如今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已超过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研究生如此扩招，研究生就业势必遭遇“高学历泛滥”困境，造成很多岗位的学历要求超过岗位本身的需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使得买方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而买方市场的优势又加大了用人单位挑选的余地，使得追求高学历成为一种风气。

（摘编自中国民生网《学历提升了，就业收入是否有增加？》）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的专业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能否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寻找人生路向》）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和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国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效，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共享原则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共享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持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国：第一，人道的原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种队领技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是才论落到这种地步。热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今人反感的。”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会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因此，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和相对的，不是纯对的平均。

（摘编自卢周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17年第2期）

人类文明的两种知识

钟祥财

    ①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知识，又称思辨知识，是指人类为着知识自身而追求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等；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它是人类为着社会行为而追求的知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还有一种是创制知识，它是人类为着创建和制作而追求的知识，包括各种技术、工艺等。归结起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知识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知识，另一类是非技术性知识；前者是指工匠制造一件器物的确定知识，可教可学，后者是人们思考道德哲学等问题的更为复杂的知识，除了教育和交流，更需要通过体验、积累、感悟逐步掌握。

    ②古希腊人对知识怀有深深的敬畏。他们智力敏锐、生活从容，又如履如临、懂得自律。比如，他们对数学有精到的理解，但不会大胆地把数学作为改变生活方式、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在他们眼里，数学本身就是理念，是本质，是认识的极致，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它的外包装。如果把思辨知识降格为创制知识，无异于把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变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识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世界本身生活在一起，从而使自己也变成工具。不轻易品尝智慧之果 ， 是希腊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③依据技术知识而运行，社会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可以有数据证明的增长，但其中掩盖的问题、隐藏的风险，往往超出技术知识所能解决的范围。所以博尔丁警告说：“世界很复杂，如果我们非常欣赏数学模型的简单，认为世界的确像这些模型，真正的危险就会发生。”金融危机是经济学数理崇拜的代价，体制转型是对科学计划的矫正，而所走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④在环境方面，在怎样减少碳排放的问题上，各国的思路还是集中于替代能源和开征新税等，试图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人类需求和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地球负担显得不合时宜。在生活方面，转基因技术等正不可阻挡地走上百姓的餐桌，生物学界一再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必要的，但生态学家、伦理学者和普通民众仍心存疑虑，因为经验和理智告诫人们，当一种技术知识满足了人类一部分看得见的需求时，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看不见的，人类很可能得不偿失。

    ⑤100年前，马克思·韦伯在回答什么原因促进了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时，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可以与上面划分的两种知识相对应。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是技术性知识，它服务于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而体现价值理性的非技术性知识则不同，它以人类文明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紧密的观念习惯和普适价值为内涵，崇尚智慧、道德和正义，难以用技术性知识加以推理或证明。如果说技术性知识是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承认和满足，那么非技术性知识则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神引导和制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人类毕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术知识体现人的本质、尊严和价值。今天，延续人类文明急迫地需要技术知识和非技术知识发挥协同作用。知识不该仅仅能使人类富裕，而且要能使人类智慧和快乐。

（2011年11月21日《文汇报》，有改动）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藩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成为正统？就在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倡导“文字与言同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城，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

（摘编自《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中医学理论体系约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发展，中医学将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和精气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与其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完成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理论构建，因而这些本为关于世界存在和变化的哲学观念与学说，亦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互用、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素问》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整个宇宙是由此五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这五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等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五行、精气诸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且深层次地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对人体复杂生命过程的研究，还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摘编自王新华、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