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起源，就其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来说，源于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就其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来说，则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是由对偶句嬗变而来的。古代民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屈原作品中，对偶句更是不乏其例。以上各类对偶句，都含有对联对句的因素，但严格说来，都只能算作对联的影子，还不能说这就是对联的开端。

    对联的正式开端究竟始于何时？以往一般都遵从清代著名联家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所言：“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据蜀《梼杌》所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氏所言，即据于此。于是，我国对联界即普遍认为“联萌五代”。但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对联学者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因此，“联萌于五代”之说是不对的，至于说“联兴于五代”则符合事实。

    据《晋书》记载，张华曾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荀以“日下荀鸣鹤”互报姓名。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古代的第一联。而我们能见到的保存至今的唐代规范联作则更多。如夏民安《联人心声》中有唐太宗在藏晋祠贞观宝翰门前题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莫高窟发现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还有日本人写的《史馆茗话》一书记载的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

    到了宋元阶段，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灯联等等。就其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言，不但坚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形式更加变化多姿。同时，出现了不少联作名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等。

    明初，由于洪武皇帝除夕传旨，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清朝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得对联语体多样化，连同对联篇幅的增长，使其不仅可以写景、抒情，而且可以叙事、议论；不仅可以用来谐谑，而且可以讽刺。这一时期，不仅运用范围大为扩展，涌现出大批如解缙、纪昀般的联坛高手，甚至出现了理论研究与专论著作。

(选自戴本恒《对联艺术探微》，有删改)

关于艺术修养

余秋雨

    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很少有正规提倡艺术修养的时候。本应属于艺术范围的文辞诗作，竟长期成为科举手段，结果艺术人格不得不在利禄人格、官场人格的威慑下变得疲弱不堪，可怜巴巴地充当仆从。《红楼梦》中贾政带领一批文士清官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需要应景题额，比较下来，显然是那位懒于学业、年轻稚嫩的宝玉艺术修养最高，但又有什么用呢？一路只听见贾政对他的呵斥声，这可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艺术修养和艺术人格处境的象征。由于大大小小的民族灾难频仍，我们历来焦急地呼喊着军事修养、政治修养、经济修养，很少有呼唤艺术修养的，因为它太缺少实利了。但是，一旦当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狭隘观念就会懂得，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的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从人类发展总体而论，军事、政治、经济等再重要，也带有手段性和局部性，惟独艺术，贯通着人类的起始和终极，也疏通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童年和老境、天赋与经验、敏感与深思、内涵与外化，在蕴藉风流中回荡着无可替代的属于人本体的伟力。

    ②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尽管他的外在境遇未必良好，他的内在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地寂寞，但丁、莎士比亚、卡夫卡、屈原、李白、曹雪芹永远与他为伴。他永远不会枯窘，他会用贝多芬的耳朵、毕加索的眼睛去谛听和审视。于是大千世界变得那么富丽，他自己也变得富有。一般的人过得再富有再安逸也就是一个一般的人生，而他，全部人生节奏都被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充实过、协调过了，因此，他是汇集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

    ③很多人把艺术知识等同于艺术修养。不少地方搞艺术修养大赛，所出赛题全是艺术知识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有不少高等学校，甚至艺术院校也把堆积艺术知识当作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基本途径。结果，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青年：一提起某个名画家，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几个创作时期，以及每个时期的基本特点，但一旦让他们真的站在这个画家的面前，却漠然以对，根本没有出现审美投入；看一出传统戏，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这出戏的题材来源、改编历史、种种掌故，但如果要问一句“今天的戏好看不好看”，他却难以作出明快的第一判断……

    ④这一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怪现象，便是长期以来以艺术知识代替艺术修养所造成的。

    ⑤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当然会有比较充分的艺术知识。但是，艺术修养的根基并不在艺术知识中。艺术知识是对已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理性记录，其本身是非艺术的。这正像知道欧洲战争史常识和拿破仑生平的人未必有真正的军事修养，因为他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本身是历史的而非军事的。艺术知识，只是艺术修养大题目下的一种后补性、扩展性的内容。

    ⑥一个人在提高艺术修养过程中，不能不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长期玩味、留连，这就自然而然地积累了一些艺术知识。有时，为了深化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领悟力，人们也会把某段艺术史系统的了解一下。但是，只要是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在接触艺术的过程中往往不会向学习数学史一样冷静，而一定会投入自己明快的爱憎裁断，调动足够的审美联想，甚至还会引发自身创造的激情。这样，他也就把艺术史的学习艺术化了。

（选自《文明的碎片》，有删改）

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洛日，早手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有删改）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阃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现，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①神话和科学，好像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主观幻想，另一个是具有严格条件和要求的客观现实。但是说也奇怪，往往神话中幻想的东西后来被科学实现，神话竟成了科学的预言，或者说，神话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科学——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又说：“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③这段话的主要用意是，我们对它需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理解为科学和神话是誓不两立的。只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举出希腊神话中这几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有了科学的创造发明，神话中的部分幻想已被科学家实现，自然不得不消失。但神话对科学的启迪之功，终于是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重温神话中的那些“儿童时代的天真”，感到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也是很自然的。

④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里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能够在空中飞行，于是有关于“飞毯”的故事；梦想加快走路的速度，于是有“快靴”的故事。自然，这些不过都是神话的幻想，可是这些幻想，不是都已经被今天的科学实现了吗？今天的飞机、火车、电动织布机、住房快速施工法等，不是都已经代替了远古时代神话中的幻想了吗？而神话，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构成幻影想象到了这些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神话实在可以称为“幻想的科学”。

⑤中国神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世界各国神话。千里眼，顺风耳的民间传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现在的电视、电话岂不是千百倍地扩展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吗？拿飞行的设想来说，中国的神话早已有“鲁班刻木为鹤，一飞七百里”（《述异记》卷上）、“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博物志·外国》这样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至少在一千五六百年以前，已通过神话幻想对飞行作了科学预见的描绘，其准确程度，当然又胜于像“飞毯”那样原始性的简单设想，实在令人惊讶。

⑥在医药方面，中国神话的想象更是大胆、突出。《博物志·外国》记叙的穿胸国。说穿胸国原本是被禹所杀巨人防风氏的后代，禹平治了水土，乘龙巡视海外各国，经过南方防风氏的部族。防风氏有两个臣子，想谋害禹不遂，怕禹降罪，拿刀自贯其胸而死。禹哀怜他们，叫人用不死草去救治他们，后来两人都活了，胸口从此留下一个洞，生下的后代就成了穿胸国。《述异记》载：“日林国有石镜，方数白里，光明莹彻，可鉴五藏六府。”这竟成了科学的预言，今天的X光透视之类，岂不真的“可鉴五藏（脏）六府（腑）”吗？

⑦“嫦娥奔月”的神话，可说是达到了中国神话幻想的最高峰：神话居然设想吃了不死药的美丽妇女，竟飘飘然飞入了月宫，幻想那团栾的皓月是可以居住人的地方。这想象是多么美妙！可又是多么大胆！今天载人宇宙飞船已经登上了月球，使“嫦娥奔月”神话成了科学的现实。科学的成就今天是如此，说不定有一天科学还会让人们登上别的星球。科学固然伟大，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前，让人们作“嫦娥奔月”幻想，让人们通过幻想预见到今天科学现实的神话，岂不也同样伟大么？

⑧“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一段有名的话，对神话起源，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茅盾在《神话杂论·自然界的神话》里说：“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也是这个意思。古代人们看见日月星辰向西北方的天空移动，大江小河的水往东南方的大地灌注，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便造作神话说，这是共工头触不周山，折断了天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造成的结果。如此等等，固然是神话幻想，但也未尝不可以将它看做一种古代人们的科学假说。虽然这类假说永远也不会通过科学研究而证实，不过基于求知这一点，神话和科学有共通的精神，人们终归还是会从神话幻想逐步走向科学的创造发明。

⑨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谈到神话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么说：

⑩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出它的意义，而且用神话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既定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⑪这段话使我们理解到，神话虽是一种虚构，但却不是虚妄，不是谎言，而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使幻想的事物有可能逐渐转化为现实事物，从而“实际地改变世界”。

（摘编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