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符号”说与“语言艺术”说之差异

吴晓

    诗歌意象与普通日常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普通语言符号是人类集体的产物，语言一经产生，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一种约束力，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强制性地习得和接受这种语言，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而意象符号则是诗人直接感受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它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是诗人在情感驱动下要求作艺术表现的产物。科林伍德曾指出普通语言描述与艺术表现的不同：“描述一件事物，就等于把这件事物归到某某类中……而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是将这件事物个性化。”这就是说，普通语言仅仅是一种现成的操作，而作为艺术表现的意象，却是诗人所独创的，具有诗人的情感生命。意象是“直接”的，因为它是诗人有感而发创造出来的；日常语言则是已经褪色、陈旧、僵死的东西，也是被诗所淘汰的东西。总之，创造意象是诗人表现情感的基本手段，诗人将独创性的意象符号提供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这是普通语言所无法做到的。在一般语言中，语词所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物，物的观念而非物本身，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普通语言，词义的指称性明确而单一，非如此则不能起到交流思想的功用；而意象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竭力避免单一与直接说出，它虽然以词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但却没有词的明晰性、确定性。可以说，意象是超语义的，不可解释穷尽。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更具独立性。在审美经验中，有许多难以用语言说出的东西，在那些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中，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审美意象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所以意象的功能大大强似普通语词，其作用是一般语言所不可比拟的。艺术所建构的意象符号系统，既是传递情感的手段，又是目的，而在日常交际语言中，语言只是交际信号的工具，意义一经传达，信号系统就不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维性的。而在诗中，创造独特的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意象关系是“同步”、“共时”的。所以对于普通语言来说，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其任务即告完成，而意象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不够了。它还要考虑怎样表现的问题，还要考虑意象的角度、意味、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在一个意象向另一个意象跳跃的时候，一般也是由潜意识驱使着进行的，内中的心理变化也是无法以语言言明的。

    无论从意象的产生过程看，还是从其作用与功能看，都是大大超越于语言的。在诗歌中，其直接现实是意象，而不是语言，或者说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意象是诗的特定词汇，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诗人在进入创作构思时，并非是用语言进行的，而是利用意象进行的。而传统的看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意象的艺术，因此出现“语言的色彩美”、“语言的绘画美”等等说法，都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说明诗的本质。

（选自《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有删节）

“春天里”的文化风暴裹挟了谁

单士兵

    依靠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的“旭日阳刚”音乐组合，现在回看过去，会发现他们与曾经扶他们上马走上一程的人——《春天里》词曲作者兼原唱者汪峰，渐行渐远。因为汪峰近日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

    从当初凌乱局促的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经过一条别样的途径，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这段成功过程，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比如，汪峰邀请旭日阳刚参加自己的演唱会，特别是一再授权他们直到在春晚演唱《春天里》，最后才完成了对这对草根歌手命运的根本转变。就像每个父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样，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这种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

    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带来各种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在被围观与评价。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被这种风暴裹挟的，不仅是汪峰与旭日阳刚，还有更多人。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旭日阳刚对音乐介入现实生活无疑也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的理由。

    面对这些复杂错位的社会文化元素，当事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围观者也面对着文化价值判断的博弈。而这些价值阐述与文化博弈，本身何尝又不是一种财富？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起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

    央视主持人将汪峰维护版权行为称做是“危机公关”，认为应该以“开阔的心胸”这样的道德境界面对问题，从中也不难发现法律意识的淡薄。诚然，对弱者的宽容与同情是应有的品质，但弱者从来也不应该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不能因为是弱者就可免于担当法律责任。

    如果不尊重这些文化常识，恐怕会远比这事件本身更悲哀。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就像现在汪峰被裹挟于“春天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

    也就是说，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与梳理，让人们形成更多的文化认同，懂得去遵守秩序底线，那样才能避免更多人被裹挟在文化风暴中，而不至于产生太多的盲从与迷失。

（选自2011年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的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

    消费升级的过程，本质上是消费者自我价值认定变迁的过程。消费的递进，就是生活观念的演进。品牌偏好的变迁史，即是最生动的生活史。1954年，欧莱雅推出的一次性剂量香波，被认为“彻底改变了法国人的卫生习惯”。今天，先于海外竞争者推出大受欢迎的无硅油洗发水，抽纸从双层递进到三层，果汁由浓缩向鲜榨升级……本土品牌的优势，在于以更快的速度抓住了中国市场不断变化的品味。从这个角度讲，品牌间最终竞争的，不只是价格高低、包装美丑、渠道宽窄，更是对一代人生活价值观的理解。谁理解得更透彻，谁就更可能取胜。

    在理解本地市场方面，国产品牌有天然的优势，从一心扑向洋货到货比三家后选款国货的消费习惯变化，我们看得见国产品牌的成长。但是，这种成长离不开开放经济引领的市场竞争。因为开放，样板越来越多。先模仿再图赶超，差距则不断缩小，中国品牌的成长，绝非一个不断本土化的剧本，而是一个始终打开大门拥抱世界的故事。

    这场全方位的竞争，还有另一个面向。当我们欣喜于传音手机热销非洲、珠江钢琴畅销欧美、华为在世界各地掀起中国风潮时，可能德国啤酒、进口奶粉也在成为中国农村的新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市场的理解及市场竞争都是双向的。中国市场的升级，给了中国品牌抢滩的机会，必须顺势而为，才能让诞生于中国的伟大品牌名单越写越长。

（摘编自《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

    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第三类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考辨真伪；第三，受数据庳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轻松治史了。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与改正，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数据检索出的陌生书籍要跟进阅览等。

（乔治忠《治史仍须以读书为根基》）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最近被贴上了“毁三观”的标签：《红楼梦》写的是“富N代的爱恨情仇”，《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爱慕虚荣的白富美”，《追忆似水年华》被认为是“体弱多病的高富帅写了本无病呻吟的碎碎念”……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作品怎么在一些读者眼中变成了“毁三观”的作品呢？

    标签可能是彰显特质，也可能是偏见障目。标签会使人无视作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作品是作家无声的申辩。包法利夫人自杀是时代的悲剧，福楼拜深刻揭露了造成这一恶果的各种因素，这种对个人、社会的批判不是“爱慕虚荣”的标签所能囊括的。马克思的女儿在英文版《包法利夫人》导言中指出：福楼拜的这部作品的实质是道德的，健康的；我们见到了邪恶，但没有被它所感染。

    人需要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而文学正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文学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呈现好人与坏人的对立，那里只有人的棱镜，作家没有站在道德的彼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德行有亏就是“毁三观”？难道高大全就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展现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道德的边界，对逾矩、背德、困境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文学以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揭示出生活中某一事件的普遍性，披露生活本质的一棱一面，都是意义生成的基石。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剖析、对救赎的探索，对读者有着重要的警醒、借鉴意义。文学作品在时间的链条上点亮智慧，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和生命的可能性，在心灵的对话中，用艺术形象去涵养、发展、健全人格，让世界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模糊，让读者心理成长。从《俄狄浦斯王》到《背德者》，其中的自我救赎、对善的呼唤，引发读者共鸣、带来反思，最终产生心灵的净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时代的纪念碑，《红楼梦》中的时代风云、《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世态人情，都是作品得以成为世界经典文学的过硬理由。文学既再现生活，也造就生活；既照亮远方，也照亮深渊。文学中建基于大地的世界，经由读者得以呈现。当作者与读者的心境在碰撞中生成意境，作品对读者敞开了，读者因简化而遮蔽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不尊重。读者的评判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质疑，从更高更广的维度审视作品、自我、生活、时代，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只顾贴“毁三观”的标签，却没有细想人性的复杂、生活的百态，确实有失偏颇。

    现实主义文学特别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悖谬、失落、迷茫……现实主义展现着人的个性、共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呈现的正是从揭示社会谬误案例到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的心路历程。在“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时代现场秉笔直书。正如作家加缪所说，写作“是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选自2018年10月26日《中国文化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