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共服务的方式：民主协商对话

    受传统公共行政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体制，都是由政府举办并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垄断色彩。公民在向国家纳税之后，只能无条件地接受由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他们对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此外，由于政府的垄断，公立学校的办学完全根据政府的计划进行，而不必直接面对学习者的选择和同行的竞争，对于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可以置之不理。针对政府垄断学校教育供给的局面和政府漠视家长和学生教育需求的状况，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社会公众是政府顾客”的理念，坚持“顾客至上”。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教育服务，要尊重并赋予顾客应有的权利，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满意”为宗旨。

    然而，新公共服务理论也认为，与政府互动的并不简单地是顾客，同时还是公民。与政府直接交易的人的确可以被视为顾客，但从政府那里接受一种职业服务——例如教育——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之为当事人、公民。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正因为接受政府服务的人是“所有者或主人”，而不单纯是“顾客”，因此，有权参与决定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以什么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等等，而不单单是处于服从、被动接受的地位。换言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坚持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回应公民的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等。

    教育领域的民主协商对话要求公民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让公民来参与教育决策的制定，让公民和政府共享政策制定的权由；关注教育政策的回应性，建立公民表达教育利益和诉求的畅通渠道，培养公民的教育责任意识。实践还证明，只有注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政策的实施才具有效力。对政府而言，则应该致力于搭建舞台。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的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和公众民主参与的决策机制，以确保政府与公众进行无拘无束、真诚的对话，共商教育公共事务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而不只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主观臆想。只有这样，教育的公共利益属性才能实现。

    另外，作为教育公共事务当事人的公民有责任主动关注教育发展状况，参与政府的教育管理活动，在活动中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教育效能的最大化。通过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与政府的全面接触，通过这种各方力量都能参与公共政策的计划和决策的机制，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到公民的教育需求、愿望和抱怨，获得大量反馈信息，提高政府对外在环境的敏感度和回应性，更好的改善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共事业的参与热情，满足公众的尊重需求和表现需求，也使公众加深对政府的认知、理解和忠诚感，形成政府与公众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氛围。

    因此，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背景下，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要求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以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提供教育服务，同时致力于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沟通对话的机制。这样做，才能推动政府对教育负起责任，同时满足和尊重了公民合理的教育需求，形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教育的发展。

（摘自《教育与管理》2014第9期）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在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克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君子的意义

楼宇烈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勉强相应于西方文化中的绅士Gentleman。研究表明，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君子既是一个统治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教育者。《礼记•学记》开篇就讲“建国君营，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君子来管理一个国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道德上、品格上的差别。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不是仅有“君子”这一个词，与君子含义相近的，一个是“士”，再一个是“圣人”。荀子给这三个概念做了相当明晰的解释，他说“好法而行，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办事，侧重于从现实的做人做事方面，来实现和遵守这个“法”。荀子接着讲，“笃志而体，君子也”。是说君子既有远大的、坚定的志向，又能够很实在地去实践。荀子又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对天地人之理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停止，不断向上，不断探索，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圣人。荀子给“士”“君子”“圣人”做了相当清楚的定义，这三个层次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而君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达到的道德楷模，所以君子更现实、更实际，我们达不到做圣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君子。我们常用“博雅”来形容君子，所谓“博”就是学识丰富，“雅”就是品行端正。这两个字是君子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君子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引领社会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就像一阵风一样，小人的品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君子起引领的作用，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宋代的张载在《正蒙》里面也说，“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就是指君子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引领就必须以身作则，要身教，自己先做到。“身教胜于言教”，君子能够以身作则地身教，所以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不用出门就可以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就因为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以自己的行为教育大家。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习俗。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非常重要，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面就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什么都要用法律来管理，社会是管不过来的，要靠大家道德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

    君子的另一个作用是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靠君子来延续，社会上如果没有专治于文化传承的人，那这个文化就会中断。随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放弃，这要靠君子来传承。我们要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大家拘泥于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是要把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

（选自《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有删改）

    重庆公交坠江悲剧发生后，许多人也在悲痛之中追问：公共安全该如何保障？道德教化之外，怎么做才能惩前毖后？近日，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用法槌作出回应：法治。在3起与之类似的拉拽公交司机案件中，被告人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治，是这个时代的共识。不文明行为之所以更为刺目刺耳，除了社交媒体这个放大器，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公众法治意识在稳步提升：因时间延误而大闹机场，一道起哄者少了，认可“黑名单”制度者多了；警察执法，更多人能站在公允立场，支持“既不能粗暴也不能宽松软”。对热点话题，公众的探讨逐渐向法治层面深入。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开车逆行、违法占道停车等“目中无法”的现象依然不少见，这是因为：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但法治意识还没跟上。一些人越来越珍视自身的权益，却常常对法律规范表现出无知或冷漠：重视自己的言论自由，却随意上网谩骂；希望医生重视自己的诊疗，却一言不合就挥拳伤医。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自身权益才能被保障，彼此权利都能被维护，社会的福利才能最大化。

    涵养法治意识，呵护的正是社会文明。醉驾入刑后，人们从一开始的“忌惮严查”到后来“自觉遵守”，再后来，同桌都劝着“开车别喝酒”。一个法条改变的不仅是路上的文明，更有饭桌上的风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电子商务法的保障下，键对键的网络交易，可以比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更安全。

    法治社会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君子慎独”，而有赖于制度化约束。这也意味着，涵养法治意识，离不开一以贯之的落实。正如飞机、高铁上对吸烟的“零容忍”，让烟瘾再大的烟民也能在旅途中安分守己。制度的刚性，不仅树立了稳定的法治预期，也助推了文明的“提速”。正因如此，当“高铁霸座”连续刷屏，绝大多数人倾向于要亮剑、要刚性执法。保持权利边界的清晰可见，避免不文明对文明的挤出效应，以严格执法捍卫守法者的权益。

    时至今日，法治不仅是一种社会信仰，也是一种生活刚需。党的十九大报告写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法治，正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之一。

（摘编自11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涵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

    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