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惊艳

肖复兴

    我家住的小区里，有家小理发店。十四年前，我刚住进这个小区，它就存在。十四年来，花开花落，世事如风，变迁很大，它依然偏于小区一隅，没有任何变化。别的理发店都重新装潢了门面，在门前还装上了闪闪发光的旋转灯箱什么的，连名字都改作美发厅了。它依然故我，很朴素，也很有底气地存在着，犹如一株小草，自有自己的风姿，并不理会花的鲜艳和树的参天。而且，别的理发店里伙计不知换了几茬儿，甚至老板都已经易人。它的伙计一直是那几个，老板始终是同一个人。什么事情，能够坚持十四年恒定不变，都不容易，都会老树成精的。

    想说的是今年大年三十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印象很深，每一次去小店理发，见到老板都忍不住想起这件事，而且会和他谈起。他总会哈哈大笑，笑声回荡在小店里，让回忆充满暖意和快乐。

    因为常去那里理发，我和这位老板很熟，其实，小区好多人图个方便，更图老板手艺不错，都常去小店。大家都知道每年春节前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直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然后回江西老家过年。他买好了大年夜最后一班的火车票，他说虽然赶不上吃团圆饺子，但这一天车票好买，火车上很清静，睡一宿就到家了。

    一般我不会挤在年三十晚上去理发，那时候，不是人多，就是他着急要打烊，赶火车回家。但那几天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我一直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去他那里。时间毕竟晚了，进门一看，伙计们都下班回家了，客人也早已经不在，店里只剩下他一人，正弯腰要拔掉所有的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准备关门走人了。见我进门，他抬起身子，热情地和我打过招呼，把拔掉的电插销重新插上，拿过围裙，习惯性地掸了掸理发椅，让我坐下。我有些抱歉地问他会不会耽误乘火车的时间。他说没关系，你又不染不烫的，理你的头发不费多少时间的。

    我知道，理我的头发确实很简单，就是剪一下，洗个头，再吹个风。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活儿了。但毕竟有些晚了，还是有些抱歉。迎来送往的客人多了，理发店的老板都是心理学家，一般都能够看出客人的心思。他看出我的心思，开玩笑对我说，怎么我也得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是我们店的服务宗旨。

    就在他刚给我围上围裙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女同志，急急地问：“还能做个头吗？”我和老板都看了看她，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挺时尚的。我心想，居然还有比我来得更晚的。老板对她说：“行，你先坐，等会儿！”那女人边脱大衣边说：“我一路路过好多家理发店都关门了，看见你家还亮着灯，真是谢天谢地。”

    等她坐下来，我替老板隐隐地担忧了。因为老板问她的头发怎么做，她说不仅要剪短，要拉直，而且关键是还要焗油，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多小时，是完不了活儿的。等她说完这番话时，我看见老板刚刚拿起理发剪的手犹豫了一下。

    显然，她也看出来了老板这一瞬间的表情，急忙解释，带有几分夸张，也带有几分求情的意思说：“求您了，待会儿，我得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见他妈，是我第一次到他家，而且还是去过年。虽说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但你看我这一头乱鸡窝似的头发，跟聊斋里的女鬼似的，别再吓着我婆婆！”

    老板和我都被她逗笑了。老板对她说：“行啦，别因为你的头发过不好年，再把对象给吹了。”

    她大笑道：“您还是真说对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是属于‘圣（剩）斗士’了，找这么个婆家不容易。”

    我知道，老板的时间紧张，便赶紧向老板学习，愿意成人之美，让出了座位，对老板说：“你赶紧先给这位美女理吧，我不用见婆家，不急。”她忙推辞说：“那怎么好意思！”我对她说：“老板待会儿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她说：“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我抱定了英雄救美的念头，把她拉上了座位，然后准备转身告辞了。老板一把拉住我说：“没你说的那么急，赶得上火车的。正月不剃头，你今儿不理了，要等一个月呢！”我只好重新坐下，对老板说：“那你也先给她理吧，我等等，要是时间不够，就甭管我了。”

    那女人的感谢，开始从老板转移到我的身上。我想别给老板添乱了，人家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呢，便想趁老板忙着的时候，侧身走人。谁知悄悄拿起外套刚走到门口，老板头也没回却一声把我喝住：“别走啊！别忘了正月不剃头！”看我又坐下了，他笑着说：“您得让我多带一份钱回家过年。”说得我和那女人都笑了起来。

    老板麻利儿地做完她的头发，让她焕然一新。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人主要靠头发抬色呢，尤其是头发真的能够让女人焕然一新。但是，时间确实很紧张了，老板招呼我坐上理发椅时，我对他说：“不行就算了，火车可不等人。”老板却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你比她简单多了，一支烟的工夫就得！”

    果然，一支烟的工夫，发理完了。我没有让他洗头和吹风，帮他拔掉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拿好他的行李，一起匆匆走出店门的时候，看见那位女人正站在门前没几步远的一辆汽车旁边，挥着手招呼着老板。我和老板走了过去，她对老板说：“上车，我送你上火车站。”看老板有些意外，她笑着说：“走吧，候着您呢。”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别耽误了你的事。”女人还是笑着说：“这时候不堵车，一支烟的工夫就到。”

    汽车欢快地开走了。小区里，已经有人心急地放起了烟花，绽放在大年夜的夜空，就像突然炸开在我的头顶，挺惊艳的。

（节选自201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父爱之舟

吴冠中

    ①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

    ②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在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

    ③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我们不肯轻易上岸，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但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

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不肯再加钱换房子……

    ④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惟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⑤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⑥初小毕业时，鹅山小学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方圆二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里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打架吵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的新滋味了。

    ⑦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拿着老师孙德如的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来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⑧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

    ⑨父亲又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颌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

    ⑩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

    ⑪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过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

    ⑫……醒来，枕边一片湿。

（有删改）

【注】作者吴冠中，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百年震柳

梁衡

    ①1920年12月16日，在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是晚8时，风暴大起，四野尘霾，大地颤动，山移、地裂、河断、城陷。黄土高原经这一抖，如骨牌倒地，土块横飞。老百姓惊呼：“山走了！”有整座山滑行三四公里者，最大滑坡面积竟毗连三县，达两千平方公里。山一倒就瞬间塞河成湖，形成无数的大小“海子”。地震中心原有一大盐湖，为西北重要的产盐之地。湖底突然鼓起一道滚动的陡坎，如有人在湖下推行，竟滴水不漏地将整个湖面向北移了一公里，称之为“滚湖”。所有的地标都被扭曲、翻腾得面目全非。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利刃破竹，见山裂山，见水断水，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被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柔枝弱柳，虽被摇得东倒西歪，断枝拔根，却没有气绝身死。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

    ②我不知道这株柳，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它同根，同干，同样的树纹，头上还枝叶连理。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在两个半边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人老看脸，树老看皮。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这棵树已经有500年，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过了100岁。

    ③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锯开一根木头，无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嘣嘣地扯断，又从下往上扭裂、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惨不忍睹。但是这棵树并没有死。地震揪断了它的根，却拔不尽它的须；撕裂了它的躯干，却扯不断它的连理枝。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百年来，在这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它的身子，细雨轻轻地冲洗着它的伤口，它自身分泌着汁液，小心地自疗自养，生骨长肉。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④柳树这个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多生水边。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西北的气候寒冷干旱，是足够恶劣的了，它却能常年扎根于此o在北国的黄土地上，柳树是春天发芽最早、秋天落叶最迟的树，它尽力给大地最多的绿色。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别的树不要，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木性软，常用来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而不折。

    ⑤我想，海原大地震的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了28万人的生命，而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却能够存活下来，它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

（有删改）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他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做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几百年前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选自余秋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有删改)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印度）拉斯金·邦德

    我一个人独自坐了一个座位间，直到列车到达罗哈那才上来一位姑娘。为这位姑娘送行的夫妇可能是她的父母，他们似乎对姑娘这趟旅行放不下心。那位太太向她作了详细的交代，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不要把头伸出窗外，避免同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不知道姑娘长得如何，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知道她穿了双拖鞋。她说话的声音是多么清脆甜润！

    “你是到台拉登去吗？”火车出站时我问她。

    我想必是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因为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低低地惊叫一声，末了，说道：“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是啊，这是常事，眼明目亮的人往往连鼻子底下的事物也看不到，也许他们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而那些看不见的人反倒能靠着其他感官确切地注意到周围的事物。

    “我开始也没看见你。”我说，“不过我听到你进来了。”我不知道能否不让她发觉我是个盲人，我想，只要我坐在这个地方不动，她大概是不容易发现庐山真面目的。

    “我到萨哈兰普尔下车。”姑娘说，“我的姨妈在那里接我。你到哪儿去？”

    “先到台拉登，然后再去穆索里。”我说。

    “啊，你真幸运！要是我能去穆索里该多好啊！我喜欢那里的山，特别是在十月份。”

    “不错，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脑海里回想起眼睛没瞎时所见到的情景，“漫山遍野的大丽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这个时候，大多数游客离去了，路上静悄悄的，就像到了一个阒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无语，是我的话打动了她？还是她把我当作一个风流倜傥的滑头？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外面天气怎么样？”我问。

    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毫不奇怪。难道她已经发觉我是一个盲人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句话马上使我疑团顿释。“你干吗不自己看看窗外？”听上去她安之若素。

    我沿着座位毫不费力地挪到车窗边。窗子是开着的，我脸朝着窗外假装欣赏起外面的景色来。我的脑子里能够想像出路边的电线杆飞速向后闪去的情形。“你注意到没有？”我冒险地说，“好像我们的车没有动，是外面的树在动。”

    “这是常有的现象。”

    我把脸从窗口转过来，朝着姑娘，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默默无语。“你的脸真有趣。”我变得越发大胆了，然而，这种评论是不会错的，因为很少有姑娘不喜欢奉承。

    她舒心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宛若一串银铃声。“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她道，“谁都说我的脸漂亮，我都听腻了！”

    啊，这么说来，她确实长得漂亮！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大声道：“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啊。”

    “你真会说话。”她说，“不过，你干吗这么认真？”

    “马上你就要下车了。”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谢天谢地，总算路程不远，要叫我在这里再坐两三个小时，我就受不住了。”

    然而，我却乐意照这样在这里一直坐下去，只要我能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就像山涧淙淙的流水。她也许一下车就会忘记我们这次短暂的相遇，然而对于我来说，接下去的旅途中我会一直想着这事，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难忘怀。

    汽笛一声长鸣，车轮的节奏慢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收拾起她的东西。我真想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长发散披在肩上？还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驶进站。车外，脚夫地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车门附近传来一位妇女的尖嗓音，那想必是姑娘的姨妈了。

    “再见！”姑娘说。

    她站在靠我很近的地方，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撩拨着我的心房。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可是她已飘然离去，只留下一丝清香萦绕在她站过的地方。

    门口有人相互撞了一下，只听见一个进门的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接着门“砰”地一声关上，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了起来。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列车员嘴里一声哨响，车就开动了。

    列车慢慢加快速度，飞滚的车轮唱起了一支歌。车厢在轻轻晃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摸到窗口，脸朝外坐了下来。外面分明是光天化日，可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有了一个新旅伴，也许又可以小施骗技了。

    “对不起，我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吸引人。”他搭讪着说。

    “那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着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注意，”他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不过她的眼睛我倒注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可对她毫无用处——她完全是个瞎子，你注意到了吗？”

公社书记

郭澄清

我被分配到公社里做宣传干事，今天上任。

公社办公室里冷清清的，只有秘书一个人。他待人很热情，一面给我倒水，一面向我介绍书记是谁，社长是谁……

我问他：“他们都干什么去啦?”

“全下队啦。”

“项书记什么时候下去的?”

“今天早上。”秘书回答说，“昨天晚上赶回来，向县委作了个电话汇报，今天起早看了一阵文件，又下去了。”

“去哪儿啦?”

“那我得看看。”秘书往东南墙角一望，回头说，“上南部去啦。老项有个习惯，南去准扛猎枪，北去准背粪篓。

“这是为什么?”

“你听我说呵，北部有条公路，车马多，粪多，背上筐，走一趟，准能闹个满载；南部有片山岗，草多，洞多，野物多，扛上枪，保险！”

我又乘兴问道：“书记的枪法怎么样?”

“百发百中，全社第一。”这时，我恨不能一下子见到项书记。秘书向我建议说：“他不来，你也没事干，你干脆去找他吧！”

我离开公社，顺着杨柳成荫的机耕道，一直向南走去。天晴地湿，风吹禾摇，一路都是丰收景象。我听见一伙干活的社员们，好像是在议论项书记，就势问道：“喂！借光，你们见到项书记没有?”

“见到啦！刚过去，到方庄去啦！”一位快嘴姑娘指手画脚地说，还有几位老汉插言插语，热情地向我介绍书记的长相和衣着。不过，我都没有用心听，一个公社书记的模样，我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又走了一里多路，见路边蹲着一个人，农村干部打扮，怀里竖着一支长筒猎枪，蹲在那儿正对着一棵棉花出神。我暗自赞叹：“项书记可真朴素呵，不愧为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

“项，项……同志，你就是项书记吧?”

那人打量我一眼，眯笑着说：“对了一半儿！我姓项，可不是书记，是副社长！”

他告诉我，方才项书记和社员们锄了一阵地，又和他研究了一番棉花生长情况，对棉花的中期管理提出指导意见，把枪放在这儿，就往方庄去了，现在还过不去前面的黄土岗……

来到黄土岗，只见有一位推车的老汉。这老汉，标准的老农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整个脊背又黑又亮，裤脚卷过膝盖，脚上没有穿鞋，后腰上插着旱烟袋，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

“老乡，到哪儿去呀?”

“上方庄。”他擦了一把满脸的汗水，又问我，“小伙子，你上哪?”

“也到方庄。”

“那好，我抓你个差吧。”说着，他放下车子，在车子上栓了一条绳子，向我一举，笑哈哈地说：“来，小伙子，帮帮忙吧，前边这条路不大好走！”

没办法，我只好接过绳子，拉起车子来。使我惊奇的事发生了，他抓我这个差，不感激我也罢，还一股劲地挑三挑四：

“小伙子，你缺‘基本功’呵——不带劲！ ……不懂？我告诉你——塌下腰，挺起胸来，再挺挺。把头抬起来，眼向前看。把膀子晃开，把胳膊甩开，甩上点劲儿……”

走进方庄，天已傍响，社员们刚刚收工。一进村，几个男社员从各个角落凑过来热情地打招呼。一位小伙子接过车子，继续推。一位大娘大概是听到了喊声，急急忙忙走出门，手扶门框开了腔：“老项！中午到我家来，我还有活叫你干哩！”老项摘下草帽扇着风，笑哈哈地说：“好吧，王大娘，中午你多做一个人的饭，我先到队部。”

方才我被这情景迷住了。现在老项一走，我倒忽地想起一件事来，便向身边的一位中年人问道：“同志，项书记在哪里?”

“项书记?”那人沉静一下，“哦，你找我呵?”

我就自我介绍起来。说着说着，他嘎嘎地笑了：“同志，你弄错了。你是找公社书记吧?我是支部书记！”

“公社书记呐？”

“方才你给谁拉的车子？他就是公社书记呀！”

支书又补充说：“你别看我们老项这样儿，论本事可不简单啦，是锄杆，是枪杆是笔杆……”他一说到“笔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前几天的省报上，曾发表过他的一篇稿子。他在这篇稿子里，用自己的工作实践，论证了研究党的政策的重要性。这篇稿子发表后，影响很大。当时，我曾这样想：“项书记一定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也一定整天埋头书案……”

支书越说越有劲：“老项常跟咱讲，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杆子’缺一不可。对于咱们这些领导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尤其是不要跟锄杆子闹不团结！”

支书领我来到队部，这时的项书记，打扮和在路上一样；不过，我觉得他似乎比那时高了许多。我走上前去，恭敬地喊了一声“项书记”，接着就自我介绍。他非要让我喊他“老项”，说：“你就把路上叫我‘老乡’的尾音加重，‘老乡’ 改成‘老项’，这多省劲！小崔！”

这时，街上传来老大娘的喊声：“老项哟！吃饭了！”于是，我随在老项的身后向王大娘家走去。

我实在跑累了，吃完饭，身子一躺就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天已过半响。我赶到地里时，人们大概已经干了一阵子活，老项正坐在柳树下和社员聊天。我问老项：“我干什么活呀?”

“你第一次出勤，就派你个轻松活吧！”他指着那辆车子说，“你把它送到何庄去吧。”又嘱咐说：“你到了那里，要利用今天晚上的时间，帮助队干部们，讨论讨论抓好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

我推着车子走在路上，耳边还在响着老项那朗朗的笑声，眼前晃动着老项那高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