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契诃夫

    某地社交俱乐部，出于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目的，举办了一次假面舞会。已是午夜十二点。五个没有跳舞、不戴假面的知识分子，围坐在阅览室里一张大桌旁，看报、打盹。阅览室里十分安静。突然响起一个低沉而喑哑的声音，“看来这里更舒服！都上这儿来！快点，朋友们！”门敞开了，一个肩宽背厚的男人闯进阅览室，他穿着马车夫的号衣，一顶宽边帽上插着几根孔雀毛，脸上蒙着假面。在他身后跟进来两个戴假面的女人和一名端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摆着几个酒瓶和杯子。

    “都别待在这里！现在不是看报和研究政治的时候……把报纸都扔了！”“我请你安静点，”有个知识分子透过眼镜，瞧了瞧那人的假面说，“这里是阅览室，不是喝酒的地方。”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聪明人，居然认为报纸比美酒还好，”插孔雀毛的男人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甜酒，开口说，“照我看来，你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之所以喜欢看报，是因为你们没钱买酒喝……你别再装模作样，不如来喝一杯！”

    插孔雀毛的男人稍稍挺起身子，从眼镜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报纸。“您竟敢放肆！”眼镜先生发怒了，“您不知道您在跟谁打交道，我是银行经理热斯佳科夫！……”“我啐你这个热斯佳科夫！”男人拾起报纸，把它撕成碎片。孤儿院会计别列布欣红着脸、耸着肩膀说，“我简直不明白……有个无赖闯到这里……突然说出这种混帐话来！”“什么叫无赖?”插孔雀毛的男人大喝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托盘上的杯子都跳起来。“你是跟谁说话?快点，给我统统滚蛋！”“我们马上会看到结果！”热斯佳科夫说，他激动得连镜片都冒汗了。“快去把斯皮里多内奇叫来！”斯皮里多内奇，一个身着警察制服的老头，立刻到来了。“请您离开这里！”他瞪大可怕的眼睛，耸动着染过的八字胡，声音嘶哑地说。“哎呀，吓死人了！”男人快活得哈哈大笑，“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你那小胡子活像猫的触须，眼睛都瞪出来了……嘿嘿嘿……”斯皮里多内奇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把俱乐部里所有的警察都叫了来。他坐下开始写违警记录。“写啊，写啊，”假面人用低沉喑哑的声音说，“哈哈！好吧，现在我让你们瞧瞧！一……二……三！”男人站起来，猛地摘下自己的假面，瞧着大家，快活得纵声大笑。他引起的反响的确非同小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面相觑，吓白了脸。斯皮里多内奇不安地清着嗓子，像个无意中做了蠢事的人。

    大家认出这个捣乱分子原来是当地的百万富翁、工厂主、世袭的荣誉公民皮亚季戈洛夫，这人向来以喜欢胡闹、热心公益事业而扬名乡里，另外，正如当地通报里不止一次所载的那样，他还“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爱”。

    知识分子们都哑口无言，踮起脚尖不声不响地走出阅览室。“你一定早知道他是皮亚季戈洛夫！”过了一会儿，斯皮里多内奇对着那个端酒进阅览室的仆役，声音嘶哑地斥责道：“为什么你一声不吭?我把你这个该死的畜生关起来！”“他老人家不许说，长官！”知识分子们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心神不定。夜里两点钟，皮亚季戈洛夫才从阅览室里出来。他来到大厅，在乐队旁坐下，打起瞌睡……

    “请问，要不要把您送回府上，或是吩咐备好马车?”别列布欣俯身凑着百万富翁的耳朵问。

    “我要回……回家……你送我……回去！”别列布欣高兴得眉飞色舞，赶紧扶起皮亚季戈洛夫。其余的知识分子立即跑过来帮忙，他们愉快地微笑着，七手八脚把这位世袭荣誉公民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马车上。

    送走了皮亚季戈洛夫之后，那几个知识分子便面露喜色，开始安下心来。“临走时他还向我伸出手来哩，”十分得意的热斯佳科夫说，“这么看来，万事大吉了，他不生气了……”

（有删改）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顽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每次岳老师提问，他死活就背不出来。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从那以后，她经常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她辗转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号啕大哭，她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没有哭出声来。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我生命中最特殊的女朋友

龙应台

很多年以来，当被问到“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件后悔的事”，我多半自以为豪情万丈地回说：“没有。决定就是承担，不言悔。”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过什么，有的，美君，我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在场。

阳台上的玉兰初绽，细细的香气随风游进屋里。他坐在沙发上。

他爱开车带着你四处游山玩水，可是不断地出车祸。这一回为了闪躲对面来车而紧急刹车，让坐在一旁的你撞断了手臂。于是就有了这一幕：我们三人坐在那个黄昏的客厅里，你的手臂包扎着白色纱布，凄惨地吊在胸前。你是人证，我是法官，面前坐着这个低着头的八十岁小男孩。我伸手，说：“车钥匙给我。”他顺从地把钥匙放在我手心，然后，把准备好的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完全没有抵抗。

我是个多么明白事理又有决断的女儿啊—他哪天撞死了人怎么办?交出车钥匙，以后想出去玩就叫出租车，儿女出钱。

后来才知道，我是个多么自以为是、粗暴无知的下一代。你和他这一代人，一生由两个经验铸成：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那些幸存的人，即使在平安静好的岁月里，多半还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幽微的伤口，对生活小心翼翼。一篮水果总是先吃烂的，吃到连好的也变成烂的；冰箱里永远存着舍不得丢弃的剩菜。我若是用心去设想一下你们那一代人的情境，就应该知道，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愿意让出租车带着你们去四处游逛，他会斩钉截铁地说：“浪费!”

从玉兰花放的那一个黄昏开始，他基本上就不再出门。从车钥匙被没收的那一个决断的下午开始，他就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第二件后悔的事，和你有关。

    我真的可以看见好多个你。

    我看见一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女孩，跟着大人到山上去收租，一路上蹦蹦跳跳，时不时停下来采田边野花，又滔滔不绝地跟大人说话，清脆的童音和满山嘹亮的鸟鸣交错。

我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的民国姑娘，在绸缎铺里手脚利落地剪布卖布，仪态大方地把客人送走，然后叉腰跟几个蛮横耍赖的士兵当街大声理论，寸步不让。

我看见一个神情焦虑的妇人手里紧紧抱着婴儿，在人潮汹涌的码头上盯着每一个下船的男人，寻找她失散的丈夫；天黑时，她蹲在一条水沟边，拎起铁锤钉钉子，搭建一个为孩子遮雨的棚屋。

我看见一个在寒冬的清晨蹑手蹑脚进厨房做四盒热便当的女人。我看见一个姿态委屈、语调谦卑，为了孩子的学费向邻居朋友开口借钱的女人。我看见一个赤脚坐在水泥地上编织渔网的女人，一个穿长筒雨靴涉进溪水割草喂猪的女人。我看见一个对丈夫坚定宣布“我的女儿一样要上大学”的女人。我看见一个身若飘絮、发如白芒的女人，在丈夫的告别式上不胜负荷地把头垂下……

    我清清楚楚看见现在的你。

你坐在轮椅中，外籍看护正在一口一口喂你流质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着你满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体温一定透过这一握传进你的心里，但同时我知道，你不认得我。

我后悔，为什么在你认得我的那么长的岁月里，没有知觉到：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一个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们彼此之间做些什么?

我们常常约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一次远方的乐团演奏，去欣赏一个难得看到的展览，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去医院看一个共同的老友。我曾经和两个同龄女友清晨五点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岗去看日出怎样点亮满山芒草。我曾经和几个年轻的女友在台东海边看满天星斗到凌晨三点。我曾经和四个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溪里看柠檬黄的月亮从天边华丽升起。我曾经和一个长我二十岁的女友在德国莱茵河畔骑脚踏车，在纽约哈得孙河畔看大河结冰。

而你，美君，从来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

你啊，只是我的母亲而已。

一旦是母亲，你就被抛进“母亲”这个格子里，定格为我人生的后盾。后盾在我的“后面”，是保护我安全、推动我往前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你。

为什么我把自己从“母亲”那个格子里解放了出来，却没有解放你?为什么我愿意给我的女朋友们那么多真切的关心，和她们挥霍星月游荡的时间，却总是看不见我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渐渐白，身体渐渐弱，脚步渐渐迟，一句抱怨也没有地看着我匆忙的背影?为什么我就是没想到要把你这个女人看作一个也渴望看电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电话说“闷”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张湿纸巾，轻轻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头看我—是看我吗?你的眼睛里有好深的虚无，像一间屋子，门半开，香烟缭绕，茶水犹温，但是人已杳然。我低头吻你的额头，说：“你知道吗?我爱你……”

    那是多么迟到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誓言啊。

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把你当作一个长我二十六岁的女朋友——尽管收信人，未读，不回。

（本文有删改）

单筒望远镜

冯骥才

    这房子不稀奇，四合套，三进院落，但稀奇的是从第二进的院子里冒出一棵老槐树，树冠好此一把撑开的巨伞，把这三进院子统统罩在下边。

    欧阳老爷相中这房子，没有翻新老屋，只留下老屋的敦厚与沉静。他明白，明代的雍容大气，清代绝对没有了。

    一天，欧阳老爷坐在厅堂里，看到院里树影满地，好似水墨点染，十分好看，自然就想起苏轼的“槐荫满堂”，请人做了块匾“槐荫堂”，一时感到富贵优雅，元气沛然。

    欧阳老爷妻子殁了，如今两个儿子都大了，有了家室，大儿子单字尊，小儿子单字觉。

    一天欧阳老爷忽然看到槐树大树杈上出现一个很大的鸦巢，比衣服箱还大，心想，这些丧气的家伙在头顶上安家，风水可就全要破了。

    事情还没完，过年那天夜里，放鞭炮，谁想到焰火竟把大树引着了。

    可是来年初春，大槐树已不是什么大事，整个天津城都不对劲了。大街上多了模样像外地来的人。这些人都像是庄稼汉，装束特别。这些人打哪儿来的？来干什么？

    欧阳老爷在家里听到了，不觉联想起半年多来自己家遭遇的邪乎事，感到不妙，心里暗暗祈求天下太平。

    今儿一早，二少爷欧阳觉从家出来时兴致勃勃。并没有什么事，只是年轻人都这样。

    好似春意在春天的树上鼓荡。老槐树苍老发黑的枝丫上则钻出嫩芽。这些嫩芽看上去更像一颗颗小小的豆豆，嫩绿、鼓胀、繁密、生意盈盈。

    欧阳觉没走几步，就到了自家纸店，柜台前站着几个人，那几个人中间一张奇花异卉般女人的脸儿正对着他——洋女人！

    “二弟，这位是马老板，你们见过。这位是莎娜小姐，不久前从法兰西来到咱们天津租界，今儿马老板陪她逛逛。”

    马老板机灵，笑嘻嘻说：“莎娜小姐头次来天津，头次来中国，还想请您陪地转转。”然后就叫欧阳觉和莎娜相互称呼名字。

    欧阳觉心里高兴，带着他们走出纸店。

    他和她凭窗而立。他指她看，告诉她，那是戏台，那旗杆曾是船上的桅杆，那边沿河的小丘是盐坨。

    莎娜好像想起什么，她从手袋里抽出一根半尺长的铜棍。铜棍中间一段包着一层很讲究的黑色皮箍。她两手前后一拧一抻，竟变成了两尺多长。这东面，她举到眼前，将细的一端紧压在右眼眶上，粗的一端直对着前方看。欧阳觉很奇怪，没等他问，马老板说：“这是洋人打仗时用的，远处的东西，拿它一照，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欧阳觉说：“千里眼吗？头次见。”

    莎娜很高兴，她挺满足，欧阳觉也得到一种新奇感。

    政阳觉待莎娜和马老板上车一走，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去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晚饭时一家人吃饭。坐在欧阳觉身边的二少奶奶庄淑贤，忽扭头对欧阳觉说：“你身上有什么香味，挺特别。”欧阳觉美道：“咱家只有槐花的味。现在离花开还早着呢。哪有特别的香味？”正说着，忽然一怔，是不是那莎娜身上的味儿。刚才他和她挤着看千里眼时，他觉得她真香，而且香得特别又好闻。难道自己身上也沾了她的香味儿了？

    这欧阳觉，欧阳老爷费了不少周折，为儿子相中个子不高，微胖，沉稳持重的庄姓姑娘。俗人看事，用钱做尺，自然不明白欧阳老爷为什么选定这个相貌平平的姑娘。不管别人怎么猜度，庄氏过门半年，欧阳老爷的眼光就叫人信服了。

    只是两媳妇一直没怀上孩子，欧阳老爷坐在屋里，心里嘀咕，二百年的老树哪能没有神灵？闹乌鸦，摔坏了老仆钱忠，除夕放焰火又烧去了一块大树，原先“槐荫满院”，现在变得白晃晃，好好的日子像要塌下来似的，挡也挡不住……接下来还有什么。

    这一天，大少爷差人回家找欧阳觉，叫他到宫南的店里去一趟。传话的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只说愈快愈好。欧阳觉赶到宫南，远远看见门口站着两人，兄欧阳尊，马老板。

    欧阳觉问：“请我嘛事？”

    马老板还是那张笑脸：“哪是我请，是上次来逛娘娘宫的法兰西的莎娜小姐请您。”

    说完便拉着欧阳觉上了马车。这种往来于老城与紫竹林租界之间的新式轿车，轮子大，跑得快，车厢下边有洋人造的弹簧，跑起来也不颠屁股。车厢四面全镶着玻璃，欧阳觉坐在里边，觉得分外光明。

（选自《当代》2019年1期，有删改）

【注释】租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的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多位于港口城市。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

    双水村的孙玉厚父子们眼下的腰杆确实硬了许多。只要这政策不变，他们有信心在几年中把光景日月变个样子。尤其是孙少安，他现在手里破天荒有了一大笔积蓄，去年拉砖除过运输费、房租和牲口草料钱，净赚了两千元。另外，铁青骡子卖了一千六百元，这头牲畜干赚了五百元。两千五百块钱哪！

    孙玉厚老汉早已表明了态度，他对儿子说：“这钱是你赚的，怎个花法，你看着办吧！爸爸不管你……”秀莲一门心思要拿这钱箍几孔新窑洞。

    他想拿这钱作资金，开办一个烧砖窑。他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仍是老话，秀莲让步的附加条件是，烧砖只要一赚下钱，首先就要修建窑洞（不能一辈子住在饲养院）。

    他，他父亲，少平，秀莲和他妈一齐上手，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建起了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拉砖时，已经把烧砖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技术都学会了。烧砖窑建好后，他率领一家人开始打土坯。

    第一窑砖坯很快装就绪。烧砖的炭也用县运输公司的包车拉来了。

    这天晚上一直弄到大半夜，才把最后的一切细节都安排好——明天早晨就要点火呀！

    鸡叫头遍的时候，少安和秀莲才回到一队的饲养院。现在，牲口都分给了个人，饲养员田万江老汉也搬回家住了，这院子一片寂静。

    秀莲累得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

    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杂乱地搅混在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时剪的窗画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

    少安猛然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的心一惊：这时候外面怎么可能有人呢？

    他在被窝里轻轻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又没听见什么，他正准备把头放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面的说话声——这下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就在外面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般絮絮叨叨……少安尽管不迷信，头皮也忍不住一阵发麻。他本来想叫醒妻子，但又怕惊吓了她。他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溜下炕，站在门背后听了一阵——仍然能听见那声音！

    他于是顺手在门圪崂里拿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开了门，蹑手蹑脚来到院子里。

    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

    他仔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

    少安紧张地操着家伙，放轻脚步溜到这个敞口子窑洞前。啊！原来这竟然是田万江老汉！

    老汉没有发现他，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道：“……大概都不应时吃夜草了……谁能在半夜里几回价起来添草添料呢……唉，牲灵不懂人言呀，只能活活受罪……”

    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眼窝热辣辣地走到了田万江老汉面前。

    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

    原来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的牲口说话！

    人啊……

    少安也蹲下来，说：“大叔，我知道你心里难过。队里的牲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它们。石头在怀里揣三年都热哩，更不要说牲灵了。你不要担心，庄稼人谁不看重牲灵？分到个人手里，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这些牲灵都在村里，你要是想它们，随时都能去看望哩……”

    万江老汉这才两把揩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对队长说：“唉，我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就跑到这里来了……这不由人嘛！”

    少安也笑了，说：“今晚上我也睡不着，干脆让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我还有点好旱烟哩，头茬，我爸喷上烧酒蒸的！”

    少安于是又转回家里，尽量不惊动睡熟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溜出了门。

    他来到隔壁饲养室，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蹲在一块，一边抽烟，一边拉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呆到庙坪山那边亮起了白色……

    天大明以后，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

    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

    清晨，在双水村上空，升起了一片浓重的烟雾……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十一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审视

连亭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地审视自己和村庄的关系。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逃离，那时我所知道的方式有外出打工、远嫁、读书。

我仔细地比较过各种逃离的方式。首先考虑的是打工，因为每逢过节，外出务工的人回来，总是光鲜亮丽的，说起话来神气十足，羡煞我们这些土里吧唧的孩子。后来，我发现他们最终是要回到村里娶妻生子的，即他们并不能彻底离开村庄。于是，我想到远嫁。我热切地参加一个又一个姑娘的婚礼，最后失望地发现，她们只不过是嫁到别的村庄罢了。换句话说，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罢了。我跑回瓦屋问外婆，怎样才能不待在村里呢？外婆说，只要上大学，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走上了读书进城的路，走得艰难而决绝。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审视村庄的匮乏，一次又一次地剖析我的不足，我才能在前进的路上披荆斩棘。我成功了，以磨损村庄的属性作为代价。

当我在城市蒙受委屈时，我对村庄的感情却发生了改变。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逐渐缠绕我。

它第一次俘获我是在高中时期，是因为赤裸裸的贫穷。那时我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市区高中念书。我的城市同学，多是衣食无忧，日子飞扬而快乐。而我，总是因为缺钱小心翼翼地躲避宿舍的集体活动。我的内心是孤独和羞耻的。我多么渴望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开始思念村庄，渴求它的庇护。在复杂的怀念中，我对村庄重新找到了认同感。

人大约非得走出了自身的境遇之后才知道缺失了什么。无论主动或是被动选择，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无论保留或者抛弃，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命运。由此，我也对村庄有了更多的理解。

如今，贫穷已经难不倒我，我依然被乡愁缠绕。它如河流般在我血脉里流淌。然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依然不愿意回到村庄，这是我不得不诚实面对的一点。

我依然在努力远离它，即使漂泊不定，风餐露宿，我也不停下脚步。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村庄是村庄，所以我才离开吗？显然，不全是，这里面有梦想的推动，有远方的诱惑。然而，反过来想，不也正是因为村庄无法承载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和野心，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吗？

起先只是一些人，后来是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朝一个方向而去，进入新的世界，那些人背后的世界，就冷寂下去，隐没在背影里。然而，又因为背后的世界承载他们过去的生息，他们在新的世界呼吸时，总能隐微感到一种来自往日的终痛。

在过去的世界，村庄的先辈和草木杂居，与河流相伴，只要愿意，先辈们随时可以同鸟儿一起唱歌，同鱼儿一道游玩，在太阳下劳作，在黄昏后饮酒，在日与月的间隙里大笑、悲伤。他们唱歌，是因为阳光如此美好。他们劳作，是因为庄稼如此勃发。他们悲伤，是因为总有人免不了告别这世间的冷暖。

后辈们进入新世界，经历动荡与迷惘，忍不住频频回望早已远去的昨日。这时候，他们所生发的思念是单纯的吗？他们对村庄所燃起的强烈感情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曲折的。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再回到过去的世界。即使只能在新的世界强撑面子，纵然面庞已积累太多尘垢，他们宁可在虚荣中郁郁寡欢，唉声叹气，也不愿意回头。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悖论。

当我们在城市定居后，村庄的老房子已不能承载“家”的全部含义。那么，村庄这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故乡的地理位置？是心灵的慰藉？是童年的芬芳？是亲友的音容笑貌？

任凭祖先不断呼唤，偶尔回乡我也只是短暂地停留，而对于我的背弃，村庄以一抔黄土，几缕花香原谅了我。外婆用含糊不清的唠叨给予我祝福，她的嘱咐携带着风霜的粗粝。风霜在外婆的皱纹中刻下岁月的痕迹，这些皱纹又在我心中织就一张命运之网，致使一切平衡都被打破。

如今我已年近三十，依然忍不住回望，只是目光多了几分凝重，几分释然。我更多时候想着去理解它，而不是向它索取，面对它，我也已不是逃离的姿态，因为它已经栓不住我了，它连迫使我逃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时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单纯。

这时候，不是我在审视村庄，而是变成村庄在审视我。

每逢我回乡，村庄就盯着我的面庞，衣着，审视一番，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才会放心地接纳我。随后，我发现村庄在嘀嘀咕咕，话语夹杂着往日的嫉妒、今日的释然。

起初，村庄的眼神在说，我们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如同我们都是相似的父母所生。直到有一天，村庄看见我也穿上粗布衣裳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村庄终于在认同中接纳我，“你们读书人没啥不一样的，”村庄说，“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这时候，村庄不再对我的离开和归来特别看待了，仿佛我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孩子，每一次的离开和归来，就如同小时候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一样。

这时候，村庄对我而言，既是一个地名，又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还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心理意义的念想。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