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浅阅读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目的的阅读形式，是流于文本浮表、感受愉悦的过程；而深度阅读以提升学识修养和理论思维、工作能力为目的，是对文本蕴含的思想、知识、智慧、情感及其艺术韵致乃至语言品位进行体悟和摄取的审美进程，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之间的深入沟通，是对社会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激发想象和创造活力的情感活动。

    “深度阅读”，它和浅俗化阅读相对，不仅阅读对象不同，而且使用的终端也不尽相同。阅读本如听歌、看画一样，怎样做是个人的自由。但在拥抱数字媒体，浅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阅读渐趋弥漫的当下，“深度阅读”关系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深度阅读的提倡，阅读习惯的培育和阅读体验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现在，人们为了生计，整天忙忙碌碌，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如果人人都不爱读书，国家的发展就没后劲了。”

    深度阅读通常意味着对书籍、期刊等纸媒的阅读，所包含的内容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菁华——宇宙的奥秘、历史的反复、世界各地文化差异的比较、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乃至小说诗歌等表现人性的文字……有深度的、优质的文章，虽然读起来吃力，却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思维高度集中的活跃状态，不仅可以丰富头脑、增强智慧，还能安宁地和自己相处，与灵魂对话，进行终身学习，为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生境界提升提供充分的养料。

    我国古代有“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读书不向自家身心做功夫，虽读尽天下书无益也”之说，就是在说，浅俗化的阅读不能滋养身心，经世致用，往往会造成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教养的状况，同时窒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焕发。“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刻苦读书的优良传统，也警策人们努力抵御各种诱惑，用顽强的意志养成静心阅读的习惯。“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读书无源委，有如断港流，濡润涔蹄间，不能溉田畴”，是在告诫人们，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肢解扭曲的名著讲授，就像把河水截断，用牛蹄窟里装的水灌溉庄稼，怎么能滋润心田呢？

    在严肃作家和学者眼中，数字化阅读危害极大。很多读者渐渐认识到八卦、段子、社会新闻无法填补精神空洞，不能够提升自我，反而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慢慢地趋向于读一些有系统知识、有深度的文章和书籍，比较经典的著作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今年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深度阅读的复苏迹象。由元史专家蔡美彪撰写的《中华史纲》，是一本比较偏学术的著作，不想发行量却达到5万册。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报纸纷纷转型创办网络版和手机版，而书籍的数字化趋势，也有助于在电子终端上拓展深度、冷静和理性的阅读。一个国家，需要的是有远大理想、有创造激情、有头脑且精神高扬的国民，而不是拾人牙慧、思想浅薄和低级趣味的民众。推进全民阅读，倡导深度阅读的好风气，是当前我们社会建设、国家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自从古代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来，“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始终结伴而行。于是，针对考生开发的“补习班”便应运而生。

    说起古代的“补习班”，书院无疑名气最大、招牌最亮。书院始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有千余年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学霸，培养出诸多政治、学术、文学等大咖。范仲淹、魏源、左宗棠等历史名人都曾就读于书院。

    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早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官办的书院则是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之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进而打破了集藏书、教学等于一体的官办书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私人书院主要是给业余时间愿意学习或是没有考中的学生提供的学习场所。据清嘉庆年间官修《全唐文》收录的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陈氏书堂记》载，五代时期，著名的“高考补习班”是南朝陈文帝第六子宜都王陈叔明后裔创办并不断扩大的位于浔阳县（今江西省德安）的“陈氏书堂”。“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

    进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北宋初期，私人开办书院的现象越来越多，陆续诞生了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知名书院。其中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据史料记载，两宋时的书院达700所，且大多为地方上热爱教育和文化的人出资兴建。他们花重金聘请已回乡或致仕的举人、进士或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欧阳修、梅尧臣、朱熹等都给书院的学生上过课。书院除了要求学生熟读四书五经，还锻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唐朝和宋朝的科举考试，策问一科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于是，一些“年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自然灾害、河运海运、粮食问题、边界争端等），便成为学生考前必须掌握的重中之重，有的学生考前就针对可能的考题做好并背熟文章，一旦考到，直接默写出来。明清时代，科举更为火爆，明代各类书院发展到1000多所，针对科考“八股文”，这些书院纷纷高薪聘请“名师”和已考取功名的才子担任辅导老师，那些科场老手根据自己的考试经验，精心选编诸多标准的“八股文”训练学生，并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模仿，以便科考取得高分。

    更有趣的是，古代也有“押题”达人。史上最牛的“高考补习班”老师吕祖谦“押题”简直神乎其神。他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著有《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集》等。朱熹的儿子、张栻的女儿都曾投其门下求学。针对科考，吕祖谦专门创立了类似现代中学的“AA班”，并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复习大纲及考题”，因封面为黄色，所以又称“黄册子”。传说一名学生拥有“黄册子”且能正确解答里面的题目，科考就能顺利过关。于是，前来“补习”的学生“至千百”。当然，吕祖谦这种专门针对考试而施教的做法也备受诟病，同时期的温州乐清诗人刘黻就讥讽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自宋仁宗执政末开始到清朝取缔科考止，封建朝廷也多次打压私人开办的书院，但都未能根绝。

（摘编自赵柒斤《古代科考也有人押题》）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杨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了拿到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论人讲“风骨奇伟”“风骨清举”，论画讲“气韵生动”“骨梗有力”，论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刘勰论文，则在各体文章风格中，独标风骨，提倡一种“风清骨峻”的文章风格。凡此种种，由评品人物到鉴赏书、谈文论艺，风骨都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标准。可见，风骨不是某个艺术门类的概念，也不是某些个人的偏好，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宗白华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这种从“人物品藻”出发，“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而后遍及整个艺文领域的美学，不啻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因而风骨既是一个美学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学范畴。在审美领域，它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在文化领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松、竹、梅的喜爱，既是一种审美鉴赏，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选自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2018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