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的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看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和谐——“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黄朴民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是古代政治走向清明、积极进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朽象征。在“贞观之治”的诸多优良传统中，“和谐”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它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属性，象征着“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唐太宗李世民以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治国经武时做到虚怀若谷，宽容包纳。这表现为：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在君主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容忍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在胜利面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能够摈弃狭隘的“夷夏之辨”畛域，打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怪圈，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甚至赦免宿敌颉利可汗的性命，从而最大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因民族征伐而积聚的民族仇恨，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和而不同，因事设宜”。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用人上，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像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又如在边疆治理上，提倡“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不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这样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造就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

    “文武并用，恩威互补”。考察“贞观之治”，我们能够发现，唐太宗君臣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很好体现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显著特点。如一方面，提倡法制，执法不避权贵；另一方面，注重教化，以温和的德治方式争取民心，“令上下同意”。一方面，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另一方面，又敢于决断，雷厉风行。做到了“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德”与“刑”的相辅相成，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又如在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的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远的追慕与启迪！

（节选自《光明日报》2008年5月   有删改）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①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②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③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④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⑤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⑥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⑦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今天重温孔子有关“学以成人”的名言，深感其中有即便是现代人亦不可违者也：十五有志于学——这是“成人”关键的第一步，但还远不是“成人”。“志学”同时意味着自身的有限性和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开始有一种修身求知的自觉。学是起点，是开端。不学无以成人。虽然这“学”并不限于文字和文献之学，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的确也离不开文字与文献之学。

    三十而立——这是初步的成人，也是社会眼中的成人。它不仅是性格的独立，也是经济的独立；不仅是自我事业的初步确立，也常常是家庭的确立。即所谓“成家立业”，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品格的独立，虽然今后还可能会有探索方向上的错误，但那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云亦云。

    四十而不惑——虽然可能意志还不足，境界还不够，但此后或不再犯根本的认识论错误，不会再走大的弯路，尤其是不易受浪漫的空想的蛊惑，理性已经相当冷静和充分，情感也相对稳定。

    五十而知天命——这已经是大成的时候。“命”既是“使命”，也是“运命”，既是开放，也是限制。命也，非来自我也，天降于我也；命也，无可更改也，但最大的限制即被自觉地认作“使命”，也可能恰恰构成最大的力量，而且还构成一种真正有力量者的安心。

    六十而耳顺——“耳顺”是对他人，对社会而言。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一切已经“宠辱不惊”，而且，对他人还有了一种透彻认识人性之后的宽容；对社会也有了一种通透的理解，知道还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才是达到一个真正的个人自由之境，完善之境。道德意志不是脱离规矩为二，而是与规矩合一。规则完全不再是外在的异己之物，而就是自身精神最深的需要。

    这一过程以自我始，以自我终。但最初的自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发愿和立志的自我，最后的自我则已经是一个与天、地、人契合的自我。

（选自《中华读书报·学以成人，约以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