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中国文化产业从起步、破冰，如今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互联网文化及其产业运营在其间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其增长速度之快，消化能力之强，包容性之大，深切满足了时代需求，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势必就比较明显，艺术特征则相对较弱。

    每日更新是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网络作家每天一般更新两到三章。在更新过程中，网络作家与读者之间即时互动，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过程处在同一条线上。表面上看，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是消费者，但他们除了“供求”关系，还存在“共生”关系。这种新型的读写关系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直接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存续方式和审美范式。创作者、阅读者和故事创作之间相互妥协和平衡，消费过程完成于这一动态系统当中。无论是不是知名作家，创作哪种类型的作品，在读写关系的塑造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网络文学的“游戏规则”：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网络超长篇小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调研中，拿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为例，这部长期位列移动阅读基地畅销榜榜首的作品，长达530多万字，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吸引人，能够把读者的碎片时间有效串联起来。也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之外，网络小说成了众多读者业余生活的主线，在这样强大的时间消费中，阅读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欣赏，更多的是心理需求。

    有人指出网络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危害性，针对作家而言，最主要的后果是创作主体性的丧失，这需要引起网络作家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无线阅读风生水起，网络文学的蛋糕越做越大，腾讯、百度、亚马逊等IT业龙头企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众声喧哗的领域。网络文学所涉及的范畴已经不能用既有的文学概念来概括，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商业模式。在资本的推动下，网络文学正朝着文化产业所期望的跨界性方向发展。一部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会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衍生出多种艺术产品。但同时，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前景感到困惑，他们挣扎在文学和商业的拔河绳两端，之所以无法做出选择，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文学，文学的光芒依旧在他们的头顶闪耀。

    同样的问题，不只针对网络文学，而且针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文学的商业属性？改革开放30余年，当代文学释放了丰富多元的能量，唯独商业能量未能得到有效释放，文学和商业之间似乎存在一堵无形的墙。网络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文本和现象，把商业属性的话题直接推到了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岂能无动于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网络文学获得了最大的成长红利，同时，现代科技也为网络文学的成本最低化提供了几乎是免费的午餐。或许，当代文学可以就此发现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成长模式：文学性与商业性相互制约、共存共生。在这种模式下，商业性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包括市场、消费和阅读趣味等元素在内的综合性指标，它的存在将促使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更加丰富，网络文学创作焕发新的能量。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的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3的技术》）

    ①陇右指中国陇山以西，大致包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陇右文化便是在这一特定地域孕育生成和演化发展的。

    ②陇右灿烂的史前文化曾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船。周、秦崛起秦陇之间，为中华古文化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两汉以降，内地汉族居民的大量迁入进一步加速了陇右民族融合的进程，加之作为“丝路”主干道，中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荟萃于此的特点，更形成陇右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这是汉唐开发陇右的文明之果，其影响远及封建社会的后期。

    ③自汉至唐，陇右人文之盛，蔚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汉至唐正史列传中的陇籍人士就有400多人。他们或是身系社稷安危，或是笔关文场之变，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④陇右自古多名将。汉唐千年，仅正史有传的陇籍将领即达百余人之多。从“汉之飞将军”李广到一代英主李世民，陇右诸多名将都曾在中国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篇章。在“志士每多登陇首，诗家端爱唱边声”的唐代，他们的功业更成了世人追慕的高标，诗家吟咏的主题，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诸多千古名句。

    ⑤中国文学瑰丽宏伟的殿堂中，陇籍文人也是济济于列。东汉政论散文不朽杰构的王符“潜夫”之论，开汉魏抒情赋新局面的赵壹“刺世”之篇，均属一代文苑的典范之作。魏晋以降，王子年的《拾遗记》称誉志怪之林，皇甫谧高士、逸士、列女诸传传诵千古。有唐之世，陇籍文士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李白、李益之彪炳诗坛，梁肃、李翱之享誉翰苑，李朝威、李公佐传奇创作堪称一流，牛峤于词之发展功不可没。从我们大致的统计数字看，《全唐诗》中陇籍诗人多达百人，几占《全唐诗》作者人数的二十分之一，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全唐文》所录诸帝、诸王及其他陇籍文人亦达百余人之数。

    ⑥中国学术史上，晋末十六国时期的“五凉”学者多是闻名遐迩的硕学宿儒。《晋书》中的杨轲、宋纤等，《魏书》中的张湛、阴仲达等，也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博通经籍，著述繁富，教授门生，动以千数。从中亦不难窥见陇右教育之发达，文化之繁盛，以至有“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之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时代陇右之文化学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繁荣起来的。

（摘编自达浚、韶蓉《汉唐丝绸之路与陇右的开发》）

文化需要创造，创造文化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是我们最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载体是作品，尤其是传诵不衰的不朽名篇。翻开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等，无论是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还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有一连串永不忘怀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夺目的名篇巨著。在当代，同样需要培养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的士，主要是儒家讲的君子，应该是在道德上有标准，在文化上有贡献，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无论是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教，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都是对士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阳楼记》，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无论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后世。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把读书人的责任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创造性，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但不同领域各有特点。技术领域，创造性表现为发明，新工具取代旧工具，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科学领域，表现为发现，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原理。其进步方式不是取代，而是新领域的拓展和新原理新规律的发现。文化的创造性，既不是取代，也不是新规律的发现，而是原有传统文化的不断积累和创造性转化。恩格斯充分理解文化传承的这个特点，他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当然胚胎、萌芽终究是胚胎、萌芽，还必须不断地积累新的思想和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当代世界，完全停止在胚胎、萌芽阶段，重复希腊哲学的命题和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代中国，完全停留在先人智慧中包含的胚胎和萌芽中，只是“拿来主义"，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凡是能传下来的都是精华，糟粕都被历史淘汰掉了。这种看法说对了一半。留下来的是精华，但也会留下糟粕。因为传统文化的流传和继承并非只决定于文化自身，还在于人的选择，尤其是统治者，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文化传承和选择。因而文化传统的演变并非与社会无关的文化自身的演变，必然同时会经历一个过滤和筛选的过程。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精华与糟粕如水入泥，混在一起。因此继承传统文化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必须经过自己的嘴咀嚼，经过肠胃的消化，即阅读和理解。传统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因素的属于精华，而一切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东西是糟粕。

(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