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1年1月1日8点整，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正式开播，信号覆盖全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也是第一个从开播之始就面向全球采用双语播出的频道，它向世人亮出了拥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形象。央视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主要呈现四大主体内容，六大主题时段的播出特点，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央视纪录频道同时采用国际纪录片频道的进行方式，淡化栏目概念，强化大时段编排，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摘编自杨玉洁等《真实聚焦：2010~2011中国纪录片频道运营与纪录片产业发展记录》）

材料二：

注：群众构成反映的是收拾人群的构成，回答了“谁在看频道”的问题，集中度是目标群众收视率与总体群众收视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目标群众相对于总体群众的收拾集中程度，能够回答“谁更喜欢收看这个频道”的问题；集中度的比值大于100%，表示该类目标群众的收拾倾向高于平均水平。

材料三：

    在制播运营模式方面，央视纪录频道实行的是频道化运营模式。央视是纪录片的主要制作基地。制作出的精品节目数量众多。当然，频道化运营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劣势在于频道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融资渠道、产品设计、人财物资源调度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央视纪录频道目前正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模式，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自制精品，为建立较为健全的制作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摘编自张同道等《2011年国家纪录片频道发展报告（下）》）

材料四：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地理频道是一个全球性的付费有线电视网，目前，国家地理频道已经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逾2亿9千万用户，作为一个纯纪录片频道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除了高质量，高观赏性的节目内容之外，与其频道自身的制播运用模式是分不开的，其制播运营模式如下：有线电视系统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建立的，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是指拥有并运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企业实体，有线电视节目提供商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提供节目，具体到国家地理频道而言，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公司以及其他渠道承担提供片源的任务，国家地理频道承担的是节目制作等任务，即让来自国家地理电视公司等渠道的单个的片磁变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适于在电视上播放；康卡斯特电信公司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则承担把电视信号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的技术性播出任务。            

（摘编自楚慧萍《多元延伸，有机互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初探》）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从传统意义上看，艺术消费只存在于上层社会文化中，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独占，具有明显的阶层特点。在现代背景下，艺术消费呈现一种大众文化趋向。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60年代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步入消费社会阶段，大众文化相应地发展到成熟阶段。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信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具有了标准化、商业化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也迅速蔓延到艺术消费中，并成为艺术消费的重要形式，现代电影、电视得到普及便是证明。

    当今画廊业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艺术消费的大众文化倾向。画廊曾一度是贵族阶层赏玩绘画的沙龙，为上层社会所独享，而评价绘画艺术性的标准也反映了贵族阶层的旨趣。随着平民阶层地位的提高以及画家对于现实性的关怀，沙龙的形式已经跟不上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各种类型的画廊应运而生。如今，画廊也成为一些城市人们日常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对于他们来说，去画廊参观展览与去电影院一样平常，画廊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当今强大的大众文化形态影响下，画廊营造了更多层次的空间，让观众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欣赏、购买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古老的艺术消费形式渐渐受到大众文化标准化、商业化的影响。

    中国的艺术消费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蔓延，艺术消费逐渐在商业化、世俗化浪潮中兴起，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当今中国大众文化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在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下占有了文化市场中的最大份额，从今天电影大片的热映以及年轻人对于偶像的狂热就可以看到大众文化对于艺术消费的影响有多大。精英艺术、高雅艺术虽然与大众艺术并存，但在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俨然成为艺术消费的主角。许多人不愿意去看歌剧、舞剧、音乐会，却热衷于去看流行音乐歌手的演唱会，许多人不愿意去看免费的画展，却对时尚杂志、网络游戏乐此不疲。是什么造成艺术消费的世俗化、浅层化？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文化艺术素养的积淀不够，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文化商人为适应大众消费心理需求，借助传媒进行商业化运作。

    艺术消费的大众文化趋向把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拉到普遍大众的面前，对艺术普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艺术消费沦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简单形式，就会由此带来艺术消费的世俗化、浅层化，会使得艺术的审美、认知、批判等功能淡化甚至消解。

（摘编自彭燕《消费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艺术消费》）

    ①全球化意味着什么？进入2018年，很多人有一种感觉，世界似乎被卷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曾经的人类大同样板工程“欧盟”和“欧元区”陷入了乱局；难民涌入的外部刺激，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计算欧盟崩溃的时间点。难道历史真的要走向一个拐点，重回那民族国家严守各自的堡垒，相互提防甚至对抗的时代？

    ②很多时候，对未来的迷茫和悲观，只是由于你站的位置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广，就如一些人因为局部地区的战火纷飞就感叹人类暴力爆发，而一本数据丰富、逻辑严密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著）就让他们闭嘴。同样，关于人类未来的走向，我们有必要梳理人类发展更漫长的历程，去发掘其中的规律。荣获2018年美国考古研究所霍尔顿图书奖的《第五次开始》作者罗伯特·L·凯利告诉我们，在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后，即将迎来第五次开始。这一次，人类可以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

    ③作者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技术的开始、文化的开始、农业的开始、国家的开始。这种划分方式，强调动态的“开始”，强调人类历史时间线的“点”，更有代入感。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关键节点，去探索人类历史动态的前进过程。

    ④使用工具，使我们与兽类彻底区分开来；文化，让我们得以交流，结成社群，进而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意识；农业诞生，自此人类不再居无定所，得以产生“剩余”产品，进而产生阶层和阶级；终于，我们熟悉的历史阶段来临，国家得以产生，它更高效地组织生产，庇护具有共同文化和记忆的国民，也制造了压迫和国家间更具毁灭性的战争。

    ⑤有趣的是，回看历史，国家往往是一个基本的记忆展开单位。比如中国史，朝代更迭是叙事的主基调，而深入一个朝代，帝王来去又常常是叙事的主线。为何如此？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记忆最深刻的阶段，正是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史料更丰富，更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如今依然处于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依然习惯性地以国家为切入点去思考历史。

    ⑥本书作者是考古学家，因而更关注历史本身。我们回看历史，常基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投射历史，从而存在曲解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常常强调要站在当时人的角度看问题的原因。在这方面，凯利这样的考古学家却有着先天“优势”，因为他考察的对象是客观实体，是未经前人“加工”的素材，从而可以科学的方式去考察分析。虽然其中一些对历史逻辑的模拟带有主观性，但总的来说，还原历史的概率大大增加。

    ⑦凯利在本书第二章“考古学家如何思考”中，介绍了其工作和思考方式。这一章看似是个人总结，却是后续介绍人类历史的重要铺垫，增强了后文叙事的力量，因为它描述的就是考古学家剖析历史不一样的力量。比如，他介绍考古学家面对著名的“奥茨”原始人遗体时追根溯源的方式，展示了考古学家的工作过程，这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⑧考古学家独特的工作和思维方式，使凯利对人类社会有了新的思考。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凯利提出了他乐观的预期，那就是“第五次开始”。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运作方式加快了人类进步的效率，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提升；与此同时，其弊端也不断涌现。

    ⑨我们需要新的开始。在凯利看来，这一次，与此前我们常常被历史进程推着走不同，人类已经有了更多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跨越国家定义的全球化，将在第五次开始中扮演重要力量。互联网提高了信息流转的速度和广度，如今一个中国青年可能和美国人一样听着阿黛尔的新歌，这只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注解而已，其背后则体现了人类全球化交流和协作的力量。这将推动人类的进化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⑩凯利的寄望在今天似乎有些让人难以信服。毕竟，全球范围正在因为贸易产生争端，区域联合的范本欧盟也显得岌岌可危。但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从来不是单线的，当年欧洲发起一波全球化贸易过程的时候，伴随的是血腥的殖民化过程。而如今的全球化过程已然理性许多，利益最大化已成为一个可以协商的过程，而非暴力的开始。这体现的正是凯利对人类社会的信心：“人类现在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前者让人类具备了沿着进化轨道继续高速发展的可能，后者让我们在伦理和道德上不会偏离轨道太远。

    ⑪凯利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让我们相信，人类将利用自己的技术更好地改造世界。凯利还是人类道德底线乐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诸如人工智能的技术，最终会导致大面积失业，成为阶级对抗的“自毁”路径。

    ⑫“第五次开始”，已经开始。我们对人类此前历史积淀的技术和伦理充满信心。这一次，我们将走得更远，走向人类更好的目标。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材料一：

中国故事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现状的丰富性，反映的是面对整个宇宙、社会和自然的多种境遇。要想更好地沟通世界、触动他者心灵，势必要让中国故事能够多角度提出和回答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层面的问题，多层次展现中国人面向全人类的坚守与胸怀。

讲故事作为文化行为要传达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积极的思想价值、道德力量，讲中国故事，就是沿着中国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鲜明传统，表达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诉求，书写中国人价值实现的积极努力，鲜明反映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但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产生密切联系，注重表达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并增强其说服力。正如学者刘梦溪所说，有一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一段历史，而是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历史段落，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在表述上、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可以通过互相阐释，达到理解和沟通”。如果离开价值观表达上的共通性，中国故事的辐射力就不足以很好地与世界沟通。当前不少文艺作品思想内容承载量有限，价值支撑不足，缺乏对普遍人性尺度的发掘，尤其是不少以玄幻、穿越等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似乎在努力传递一些是非诉求，但缺少真正富于世界性的、恒久的价值理念，能引起共鸣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凤毛麟角。

问题是时代最鲜明的声音。人类都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同样经历着生存、发展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对宇宙、自然、人生不断提出一些根本性疑问，地球上的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他人不断较量中成长与发展，经历着同样的根本性生存发展难题，提出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疑问，这是从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处自动流溢而出的，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正在于自由的个体心性对身处其中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切体验以及竭力脱困的奋斗。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以中国故事书写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与挑战。作家、艺术家历来得时代风气之先，把中国故事与人类的根本性困境联系起来，以故事幻想、发问和探究，才能使中国故事的建构与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忧喜相关、休戚与共。

讲故事有一条主旨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人性、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最隐秘之处，探寻人类精神的奥秘。讲述获得世界认同的中国故事，就要注重基于人类人性层面来思考问题，不单要注意选取受政治、地区、人种等因素影响较小的题材，找到跨文化传播中最普遍的共性，在创作中突出“人”的价值，捕捉“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律动，充分体现个体的价值精神，以及充分利用细节与接受者建立关联，而且还要注重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共同情感、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优点与缺陷上下功夫，以期让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得以实现。比如，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就在于作家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的精神世界密码。

（摘编自梁鸿鹰《讲好中国故事：当代文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统筹全局，创新传播理念，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顶层规划相对不足，话语体系滞后，经常被西方媒体抢先甚至牵着鼻子走，有时显得非常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竞争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媒体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作为，积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战略布局；加快对外传播的议题设置和规划工作，赢得广泛认同，进而占领引导舆论的制高点和“发球权”。

创新表达方式，提高业务本领，强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也要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既要有道，也要有术。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练好内功，主动提升全球媒介沟通和传播能力，加强对国外不同受众习惯和特点的研究，以融通中外的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

弹好“钢琴”，积极拓展公共传播新路径。媒体外交、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应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全面、及时、权威地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应组建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传播矩阵”，弹好“钢琴”，发出中国好声音。

（摘编自郑少忠《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敢讲”又要“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