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己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利于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编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改动)

留住千年芳华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66年，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助科技手段，让莫高窟减少病害，延年益寿。

    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采用泥土、木材、麦草等脆弱的材料制成，时间一长，容易产生多种病害，并缓慢老化。整个莫高窟有400多个窟保存有壁画，如今面向公众开放的仅有70来个，由于很多洞窟病害程度严重，或许永远不可能跟游客见面。未与游客见面的85窟几乎集中了敦煌壁画的所有病害，其中最重的是会造成壁画整体脱落的空鼓病害。

    1997年，“重病缠身”的85窟被敦煌研究院列为重点“拯救对象”，由于当时保护、管理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保护手段落后，敦煌研究院选择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联合攻关。为找到修补材料，专家花了整整4年，试验了80多种材料，发明一种“灌浆”技术，将泥浆注射到空鼓的壁画中，这种液体会充满空隙和裂隙，变硬后固定壁画。

    但问题接踵而来，含有水分的泥浆将壁画中的盐分带至表面，影响了壁画价值，同时诱发壁画盐害——又称壁画“癌症”，要进行较好的修复，难度较大。2006年，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负责人陈港泉与团队提出采用新型材料结合脱盐技术去除和降低文物材质盐分的新途径。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和研究，基本解决了我国古代壁画盐害治理难题。研究人员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研究壁画病害诱发原因和微观破坏机理，深入开展保护技术集成和装备研发，形成了壁画保护修复方法体系。

    另外，狂风卷起的扬沙浮尘、降雨带来的湿度升高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和旅游开放给莫高窟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侵扰。

    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制定了洞窟开放管理制度。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开展了以“莫高窟游客承载量”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研究，确定了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不能超过1500ppm的洞窟微环境监测预警指标。一旦洞窟环境超过预警指标，系统可自动向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发布预警提示。洞窟管理部门和接待部门根据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调整游客参观路线，启用调节洞窟，及时对预警的洞窟进行通风和除湿，使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指标回落至安全范围内。遇到强降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情况时，莫高窟采取停止开放的管理措施，并向社会及时发布洞窟暂停开放通知。

    为了解决洞窟空间极其有限，洞窟采光不好，游客可能看不太清楚文物细节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完成了敦煌石窟206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和10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先后面向全球上线，实现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游客们在前往洞窟之前，可以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了解莫高窟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洞窟景观。显然，大屏幕上高分辨率图像的效果好于观看洞窟本身。

每个人的怪兽

[法]波德莱尔

    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广袤的原野灰扑扑的，没有一块草坪，寸草不生。这儿，我遇见了几个弯着背的行人。

    每个人身上都驮着一个巨型怪兽，足足有一袋面粉、煤渣或者古罗马步兵的装备那么沉。

    那狰狞的怪兽还极不安分：它灵活有力的肌肉把人缠住，紧紧地压迫着；两只巨大无比的爪子扣住了人的胸口；庞大的头压住了重负的前额，就像一个古代士兵为了震慑敌人而佩戴的可怕头盔。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如此这般是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没有头绪。然而，他们显然要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步伐透露了他们对行走的无法阻挡的需要。

    这是件奇怪的事儿！他们不仅没有对缠绕在他们脖子上、贴在他们背上的凶猛怪兽感到生气，反而把它们看做自身的一部分。这些面容，尽管疲惫不堪、严肃至极，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绝望。在忧郁的苍穹之下，在似天穹般孤寂的土地上，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到尘埃里。他们继续前行，一副逆来顺受、要一辈子毫无所得地期待下去的神情。

    这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没入天际，与那阴郁交融，而地球圆形的表面也避开了人们好奇的目光。

    有些片刻，我固执地想要弄懂这奥秘，但是很快，不可抑制的冷漠袭上心头。于是，我比那被沉甸甸的怪物压迫的人还要疲乏。

（选自波德莱尔《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材料一：

    日前揭晓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各行各业的人对文学的关注和讨论。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众多获奖作家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对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娴熟，莫言（2012年）对现代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转化……即便是饱受争议的2016年诺奖得主鲍勃·迪伦，在评论家何同彬看来，作为音乐家，其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彰显了文学语言对包括摇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渗透，“仍是将文学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国内专家均认可这个结果。著名文学翻译家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鲜明的质地，“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

    彼得·汉德克除了诗歌和剧作，在电影、美术评论上都有很高的修养。汉德克曾在2016年来中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国内读者对其并不陌生。据作家鲁敏介绍，她几年前就读过汉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时刻》和《骂观众》,“后者是那种以形式创新、形式冒犯、台词出位来表达立场的剧作。”在作家周公度看来，两位作家能获奖，正体现了诺奖评委更关注那种个人性更强的文本。

    （节选自《南京日报》2019年10月18日）

    材料二：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并不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创造力。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评奖准则的文学奖项，诺奖评委们更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这无疑就筛选掉一批才华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家叶兆言对此曾戏言，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写，不管写得怎么样，只有写出来了才是自己的，不写出来，什么可能都没有。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万众瞩目之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离他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长的写作长跑中，莫言凭借耐力和创造力为世人贡献了一部部颇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2014年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6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获奖时已经88岁。

    （节选自澎湃新闻网2019年10月20日）

    材料三：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总是舆论和公众关注的中心，也会引发人们热烈的讨论。2017年石黑一雄得奖，在和纯文学相关的人们中间都不以为奇，他的作品已较长时期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行传播，拥有一定的读者和评论群体。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的肯定。

    这个英国作家，虽然是日本裔，但所写作品却是非常英国风的，没有一点文化冲突的痕迹，不像其他外国裔作家经常涉及文化上难于融入，跨文化生存的矛盾和痛苦等。他写得非常像老派的英国人，但又有微妙复杂的心理表现，他的作品很多，也能够持续写作，一直保持创作力到现在。他的主要作品其实都已经有中文的译本了。其小说有相对具体写实的框架，也有复杂的心理描写和人性观念，现代主义的技巧用得很自然，所以一直有相当高的声誉。他的代表作自然是得了布克奖的《长日留痕》，那部书把老英国人的那种生活形态及其衰落表现得格外深沉。《别让我走》则在英国式的风格中加入了让人吃惊的科幻元素。虽然看起来还是他一贯的风格，却加入了让人惊悚的元素。把克隆人的悲欢和他的一贯的写法融汇，让人印象深刻。

    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全球性纯文学的奖项，要有些条件需要满足，一是作家在作品中运用的技巧要比较复杂，让作品经得起复杂的解读。二是对人性的表现要深入。三是在纯文学圈中有名已久，写作持续稳定，保持水准。石黑一雄这三者都具备，得奖也是必然。

（节选自《社会科学报》 作者 张颐武）

斑竹村里凤凰舞

惠 敏

麦芒节气之后，我们跟随老杨进入湖北省重点贫困村——斑竹村，老杨在斑竹村驻队已经五年了，口口声声“我们村”，弄得一车人好像都是这里的村民似的，我们倒也乐意，城市待久了，会向往能让胸中裂开，盛得下光辉、雨露、清风流水的田园。

快进村口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桃毛茸茸、密匝匝地垂在枝头，像村姑们刚染的红指甲，随风撒着迷魂散。我们一行人，情绪亢奋，眼睛挂了钩子，馋得慌。活了八百多年的花栎树，伸出千万只绿掌，把影团儿铺在灰白的水泥路面上，风起，扑扑啦啦，晃晃悠悠，扩展它老迈却旺盛的疆土。

老花栎百米开外，一农舍，一家人。

老杨熟门熟道，黄狗儿凑近摇摇带着黑尖儿的尾巴，盯住我们，它想向上吠，但瞥一眼老杨，又有点不好意思，默默地溜起墙角，远远卧住。房子九成新，红顶白墙，周周正正，朱红防盗大门敞开，立于一侧的女人，所有皮肤都向下松垮垮地坠着，她老了，肩一个高一个低，花布衫挑着，飘荡荡。女人的眼睛已浑浊不清，但在看到老杨时却蓦然涌出一束光来。堂屋里堆满了粮食，麻袋清一水地摞着。女人说，里面是前天才收的麦子，苞谷是去年的，还剩不少，眼看着地里又要拔出新苞谷了，都快没地方放了。

南漳县斑竹村因盛产斑竹而得名，本地有传说，斑竹上的斑纹是王昭君辞别乡亲之泪，是苦泪悲泪，珍贵神奇的很，可一路上却不曾得见，我心中不甘，想寻几株来看。便问女人：“现在哪里能找到斑竹呢？”女人说：“斑竹村里原来是有些个，现在见不到了，只有老林子里有点吧。”说话间，一个少年晃出来，跟我齐头，肤白，几颗黑痣挂在鼻翼四周抢眼，逗号，句号。

男孩叫瑞，几年前差一点辍学，也没少挨过命运的皮鞭。瑞7岁时，为了躲债的父亲一逃了之，母亲出走再嫁，近八十岁的爷爷奶奶颤颤巍巍扛起了爹娘的担子。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贫困像一根斑竹狠狠地从他们体内穿堂而过。我问瑞：“你现在大了，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吗？”瑞低头，玩手指。我为我的残酷而后悔，正准备找个开心的话题。瑞忽然抬头：“是穷吧。”他开始盯住墙角一处发呆，若有所思的样子。瑞清瘦言短，此刻，我只觉得他的内心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在往外涌，他的“穷”在屋檐下炸裂延伸，受伤后的他因失血过多而自卑、胆怯，绕着同学们走，躲着人群溜边，父亲的逃避和母亲的放弃早已泥成了一口缸，记忆拼命攒压流出苦水，死死地围住他。他没被淹死，却时常呛水，从7岁到12岁，他一直背着这口缸，拼命地抵抗拒载，缸在路上颠簸，水飞溅出来降落在脸上，男孩成了斑竹，逗号写出12岁之前的篇章，沮丧、苦楚没完没了，这一切在扶贫工作队驻村后，慢慢画上了句号。瑞从此多了几个爸爸和妈妈：杨伯伯、胡叔叔、谭叔叔、王阿姨。瑞被爸爸妈妈接到家里玩，走出农村去看世界，他们给瑞买书写信，还给他零花钱，空了一起看看星星聊聊天。奶奶不哭了，土坯房变成了大白房，无论冬夏，太阳都会攀上屋前的老花栎，和瑞一起追逐绿油油、金灿灿的未来。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合作社每年的分红收入足够他们画出一个金色的版图，上面种着明天和希望，他们要与它世世相守，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用凤凰作比，自然有来头。我和几个当地的中年汉子树下闲聊。他们说，这儿是宝地，有人看到过凤凰哩。我自然不信，随他们信口自嗨。老杨见我不屑，翻出手机用照片证实，因为拍摄角度巧妙，山棱棱中凤凰、凤头、凤翅、凤爪依稀有形，忽然明白，楚人尊凤，是骨子里的基因，是这里祖祖辈辈的基因，这似乎成了规矩，老杨是楚人，又是“村民”，护着规矩当然再正常不过了。

曾经，斑竹村的年轻人走了，他们在花栎树下出发，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出苦力，挣微薄的养命钱，他们也发誓再不要回到这里，这里瘦弱不堪，濒临窒息，老花栎下的家分明就是整日喉咙里卡住的土疙瘩。如今，精准扶贫让土疙瘩亮了，花了，新了，世代耕种的土疙瘩，疲惫的土疙瘩，衰老的土疙瘩，孤独的土疙瘩早已被姿仪绰约的无限风光惊醒，被村西数百亩各类培育养殖基地唤醒，被村东大大咧咧的光伏发电方阵照醒，被村中簇新的别墅里家人的欢笑暖醒。他们回来了，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掀开一轮一轮火热的生活了。初次走进斑竹村感受里有点点滴滴的痛，更有凤凰涅渠的壮烈和希冀。从古到今，人都在造心，如果说以前村人的心是斑竹，那么现在和未来，只有美玉才配镶嵌他们的心，凤凰才能托起他们的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