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

李代宽

      元代初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基本上断绝了文人的进仕之路，许多文人走向社会底层，与民间艺人（如红字李二、花李郎等）相结合，组织“书会”从事杂剧创作。但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心中，元杂剧作者们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融入自己所塑造的戏曲形象，这是元杂剧思想内容的主流。钟嗣成在《录鬼簿》记述与其“相知”的“名公才人”时，多次赞赏他们的“浩然之气”，如宫天挺“豁然胸次扫尘埃”，郑光祖“名香天下”，曾瑞“乐幽闲不解趋承”，施惠“道心清静绝无尘”，钟嗣成自己也是“杜门养浩然之志”。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已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尤其是面对元代没有受到教育的绝大多数社会底层民众，杂剧就承载了更多传统伦理道德教化的功能。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说：“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平民百姓热爱戏曲，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他们把戏曲中传达的伦理道德因素当作社会正义舆论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规范。

      从夏商周一直到元代，几千年的社会生活都在元杂剧中得到反映，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农夫商贩，各阶层人物无不笼入笔端。《蝴蝶梦》中王老汉三个儿子，《焚儿救母》中的张屠，《冯玉兰》中的冯玉兰，《虎头牌》中的山寿马，《窦娥冤》中的窦娥，《降桑椹》中的蔡顺，都具有善良贤孝的光辉品格。“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是“仁”。“孝悌”是“仁”的前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这是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国家关系的伦理情感纽带。元杂剧的作者希望注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调节好人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宁的理想。《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杀狗劝夫》《老生儿》《疏者下船》实质上传达的是亲亲才能修身，亲亲才能为政，亲亲才是为人根本的观点。《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治家最重要的一条是教子有方，才能让子孙后代“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孟母三移》中的孟母，《剪发待宾》中的陶母，《陈母教子》中的陈母，《九世同居》中的张公艺，《东堂老》中的东堂老无不遵循这一传统并取得成功。《范张鸡黍》中的范式和张劭志同道合，《替杀妻》中的张千为保护朋友而宁担罪责，更彰显了“朋友有信”这一传统美德。

     《豫让吞炭》《渑池会》《伊尹扶汤》《介子推》《单鞭夺槊》等杂剧塑造了豫让、廉颇、蔺相如、伊尹、介子推、尉迟恭等忠贞报国的忠臣义士形象，即使是《鲁斋郎》等杂剧中的包拯，《双献功》等杂剧中的李逵也是元杂剧作者们推崇的标杆和楷模。《论语•里仁》里，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从国家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才能引导一种文明不断前行，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元杂剧作者们坚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一主线，是赢得广大观众的法宝。只有当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深扎根于作品之中时，才能够使戏曲观众与戏剧作品之间产生心灵的共鸣。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4日15 版，有删改）

“微电影”大有可为

   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笑说蟹文之灾

流沙河

    老夫银行排队，恭缴电、气、话之三费。站立久了心烦，不免游目四顾，用以杀死时间（Kill﹣time就是汉语说的“消遣”）。忽睹一妇，夏衫华丽，背绣英文曰Special lady，即特殊太太，不禁莞尔，心情为之一振。乃自思忖：“既然特殊，又何必来排队？”

    一自国门乍开，英语涌入，其势滔滔，不可逆挡。要现代化，要和先进文化接轨，就得容之纳之。道理大家明白，何须我来饶舌。但窃以为被动容纳的同时，也该主动疏之导之，莫让蟹行文字泛滥成灾才好。所谓泛滥成灾，别以为指的是“特殊太太”之类。笑话罢了，那不算啥。我指的是考试。学生要考英语，考吧。读硕士读博士而研究古汉语者，或中国古史者，或中共党史者，也非考英语不可吗？争取当公务员之非涉外事者，也要考英语吗？各行各界评专业职称，也要考英语吗？是不是太看重英文了？

    英文应该学，但不能都去学waiter英语，一辈子做低级舌人，侍候商董，至多爬上洋买办的阶梯。试看今日外文系的，几人能译学术著作。听他口语多么地道，不过高等waiter罢了。《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 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观今鉴古，人情不二。我心窃忧之，有不忍言者。

    更值得忧心的是汉语。早在英语高烧之前，译体文风已经常见报刊文字。今则变本加厉，坏我汉语生态， 竟造出这样笨拙的译体病句来。胪列如下，请共赏之。

    这本书已被我读过了。（这本书我读过了）

    当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早晨我起床时）

    作为政协委员的我。（我当政协委员）

    浙江女子似乎就像花朵般的娇艳。（越女如花）

    我出门去的同时，看见他正在哭着。（我出门，见他在哭）

    必须加以严厉的惩办。（必须严办）

    你有吃过午饭了吗？（你吃午饭了吗）

    对我说来，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妻）

    译体恶风劲吹，从大作家到小学生，同受其愚弄而懵然不觉。更可怕的是报刊上一窝蜂去学洋，还觉得有趣，真要教前辈大师们，鲁胡老梁沈赵，地下同声一哭。写到这里，猛想起余光中。他是外文系老教授，一辈子弄外文。看看他笔下吧，食洋而化为中华的灵与肉，那文字多纯粹，多典雅，多准确，多活泼。

    蟹文透过译体病句侵入报刊，我们拿啥武器去抵抗呢？我答：拿文言文。这武器能逢长化短，逢繁化简，逢深化浅，逢晦化显。笔下仍写现代汉语，但应掌握传统文言，择其铦利者而用之。必如此，方不至于被蟹文的语法攻占了我们的头脑笔下，杂交出怪胎来。不是教人排外，是用自家之本，赚取他家之长。若相反，便是自家无主，尽拾别人的敝屣了。

    各种洋文不滥用，择地而用之，那是必要的。见洋文而反感，义和团心态，贻祸邦国，愚昧可笑。但是，当今街市上好多店招，货物上好多标识，都来英汉对照，有这个必要吗？余非新左人士，不会上纲批判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只是觉得市井流风趋新可笑而已。还有更可笑的，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沿街检举店招上的繁体汉字，必铲之而后快，却放过那些毫无必要的洋文招牌字，真有点“相煎何太急”的意味，不免一叹。

（选自《含笑录》，有删改）

说“韵”

金开诚

    “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蔡邕《琴赋》中的“繁弦既抑，雅韵乃扬”，陆机《演连珠》中的“赴曲之音，洪细入韵”，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声调的和谐经过人的“通感”首先向两个方面蔓延生发。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这一般被称为神韵、风韵。但神情、气派、风度这几个词，一般说来是中性的，无褒贬之意。而神韵、风韵一般指神情、气派、风度中已经含有了某种和谐之美。另一个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这一般被称为气韵。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

    不过，以上所谓的形容人的和谐用神韵、风韵，形容文学艺术的和谐用“气韵”，只是就一般而言，实际上两者混用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韵”的含义既已蔓延到形容人与艺术，就势必还要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风流韵事”即其显例，而其事则必须和谐才能称为“韵”。如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就是风流韵事，有“墨皇”《兰亭集序》为证。倘若这帮人喝醉了酒争吵起来，乃至大打出手，那就既不“风流”也非“韵事”了。唐代元稹写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因为“始乱终弃”这件事并不和谐。等到《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时，作品所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因为那事情虽有波折，终趋和谐。和谐之美是“韵”的核心含义，这是不能有太大变化的。

    “韵”虽以和谐为核心，但这和谐却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就可以看出，和谐还须是动态的，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生动性。比如说时装店里使用的木制模型，套上时装不能说它不和谐，但却没有气韵；而活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却变静态为动态，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那就或多或少有些气韵了。犹如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之类，那是不穿时装也有气韵的，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生动性。”韵“所指的和谐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则是流动变化的；蔓延到人，则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又蔓延到文学艺术，自然更要求生动传神。静态的书法、绘画尚且要求只有形象生动，才谈得上气韵，更何况动态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倘若毫无气韵，那便是劣作。

    第二个特征是“韵”的和谐还要使人玩味不尽，所以又生发了“韵味”这个词。在京剧行家看来，唱得有没有韵味，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照理说，一个演员唱戏，只要音色不怪异，又不荒腔走板，自然已达到和谐有“韵”的标准；但，事实上“韵”之外还要再加上“味”，就是说这种和谐还必须能引发审美中的联想与想象，这样才会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只有有了“味”，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因为“韵”所指的和谐已经是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了；如果再加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那就又涉及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阴阳统一了。

    总之，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宝库带来了相当客观的创造性成果。有关“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它能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创作多一点风姿韵致，少一点不文明。

（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民族复兴有赖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自于文化理解，旅游则是促进文化理解最好的方式之一，发展旅游能够为文化自信提供充沛的新动能。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和全球第四的入境旅游市场。巨量的旅游人群时于文化传播而言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利用的空间和路径。

    发展旅游就是要让厚重的文化变得可以轻松阅读，就是要通过文化的故事化、文化的科教化、文化的可视化，让文化转变为新时代可以源源不断被消费和吸收的养分，让文化被更广泛的旅游者领略和理解。当然，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只有在有文化的后辈那里才能闪闪发光。如何通过旅游演艺、文创产品以及旅游的主题化体验建构等文化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创新，将规模巨大、快速流动的旅游人群转化为“慢吞吞地关注各地大量零星风味、琐屑世情的陶醉者和凝思者”，是摆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共同的持续课题。同时，如何通过视角创新、政策创新、渠道创新等方面的努力，用国际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用国际视野组合中国元素，是通过旅游方式加快对外文化传播，让“文化自信”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文化他信”的重要前提。

    在文化繁荣和文化自信的新征程中，要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只一味固守不会有出路，而是要秉承知常达变、革故鼎新的精神，用匠心精神创造时代的精品，为文化建设举砖加瓦，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新时代的创新和丰富，给未来的历史留下新时代深深的文化印记。因此，在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的同时，也需要通过休闲旅游领域的创新，为未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遗产。在旅游项目开发建设中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会成为文化自信新时代的新动能。

    传统文化可以是文物古迹、琴棋书画，但文化从来不只是凝固于物，还更多地赋存于人，人才是文化生生不息更重要的传承和呈现。文化传承不能只关注老祖宗给的文化遗产和老天爷给的自然遗产，更要关注老百姓身上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怎样通过共享经济理念和企业创新机制，让外来游客“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让老百姓手里所拥有的资源进入文化产品供给的新循环当中去，挖掘和体现出这些旧资源的新价值，将成为目的地文化传播的新课题。

（摘编自徐挺 厉新建《美好生活、文化自信与旅游使命》）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