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论的贫乏和僵化

    现代和当代散文缺乏系统的理论，散文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真情实感论”。其著名论述是：“散文创作是一种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不难看出，事实上把散文的特殊性定性在“真情实感”，也就是抒情性上。这种“真情实感论”在相当一个时期中，拥有相当的权威，至今仍然得到学界并不敏感的人士的广泛认同，但这样的理论是极其粗陋的。

    首先，真情实感并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一切文学共同的性质。其次，真情实感的强调，并非永恒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最初出现在五四时期，是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反拨，后来，是在新时期对“假大空”政治图解的颠覆。把这种理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作为散文的永恒的性质，实质上是以抒情为半径为散文画地为牢。中国散文史乃至西方散文史上，并不全以抒情为务，不以抒情见长的散文杰作，比比皆是。不管是蒙田还是培根，不管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还是罗兰•巴特的《艾菲尔铁塔》，甚至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诸葛亮的《出师表》，都不仅仅是以情动人的，其中的理性、智性，恰恰是文章的纲领和生命。

    这样的散文理论之所以独步一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霸权遮蔽了思维方法上的漏洞。第一个疏漏是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散文观念当作永恒不变的规律。第二个疏漏比之第一个漏洞更加严重，那就是，真情实感，和巴金讲真话一样，并不是文学的规律，而是对作家的道德要求。第三个遗漏，就散文而言，在表现情感时，并不一定局限于真和实，作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规律乃是想象，更全面的说法应该是真假互补虚实相生。

    因为没有西方现成的理论资源，也没有自己的像样的理论，散文不得不从历史和现状中直接进行概括。这就用得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问题在于，流行的真情实感论，既没有逻辑的系统性，又没有历史的衍生性。它是一种抽象混沌，没有内部矛盾和转化。实际上，情和感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在矛盾中转化消长的。情的特点是动，但是，情是一种“黑暗的感觉”，情之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要借助感觉才能传达，所以叫做“感动”。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在情感冲击下发生“变异”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月是故乡明，贾宝玉第一眼看到林黛玉就说这个姑娘见过的，王维在散文中感到深巷寒犬“吠声如豹”，这些在真情冲击下变异了的感觉，明显不是“实感”，而是“虚感”。通过这种“虚感”传达出来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情呢？

    看不到内在矛盾，也就看不到运动发展、变化，从而对情与感的历史的消长视而不见。在散文历史的最初阶段，实用理性占着绝对的优势，情在散文中是被排斥的。至少到了魏晋以后，抒情才从实用理性中独立出来。晚明小品中提出独抒性灵，五四散文继承了这个传统。散文的抒情主题，其深层的矛盾，其实不仅在于感，而且在于理。主情的极端就是用变异的感觉来抑制理性，走向极端就是情感的泛滥，变成了滥情、矫情、煽情。故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产生了抑制抒情的潮流，在中国的先锋诗人和小说家中，跳过情感，直接从感觉向审智方面深化，追求冷峻的智性成为主流，而散文却停留在真情实感的抒情中。直到余秋雨出现，他把诗的激情和文化的智性，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迈向了散文的新阶段，也就是从主情到主智的历史过渡。

    “真情实感论”如果真要成为一种严密的学科理论基础，起码要把情与感之间的虚和实，情与理之间的消和长作逻辑的同时又是历史的展开。它最大的缺失在于号称散文理论，却并未接触散文本身的特殊矛盾。

乡村：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雷雁抒

    ①曾经的乡村，是一卷卷蓝布封皮的线装书。手工刻制的木版文字，在薄薄的宣纸上印满了炊烟、古屋、插秧、刈麦，印满了拱桥、溪流、杏花、荠菜；平平仄仄的一些低吟浅唱，长长短短的一些唐诗宋词，都写在卷卷线装书的册页里。

    ②当然，还有滚滚的征尘，有“苛捐猛于虎”的悲号，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有“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呼唤……

    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起根发苗，发展壮大就在农村；农村，刻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④权力和商品造就了城市。古老的城市控制和剥夺着乡村，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座砖砌的奶桶，乡村只是一头头散落田野的奶牛。乡村喂养着城市。衣衫褴褛的乡村父母，吃糠咽菜送儿子走进学堂，开始了逃离农村，逃离劳动，逃离贫困与低贱的第一步。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就是教育农村人离开农村，然后用权力和金钱来控制农村。

    ⑤思念乡村的人也有，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商战中的败北者，战场上的伤残者，是激烈的争斗之后寻找宁静地方的疗伤者。乡村以善意的同情接纳了他们，用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取之不尽的中草药为他们医治创伤。而这些受伤者往往如受伤的鸟，强健之后，又挣脱农人的双手飞进城市。所谓“世外桃源”，只是都市受伤者的幻觉和梦呓。农村依然清静而贫苦，美丽却落后。他们远在都市的子女，西装革履、粉面彩裙，记忆里只是星星点点的乡情和偶尔由芭蕉暮雨生发出的淡淡乡愁。

    ⑥没有谁想去写一部乡村史，像写一部王朝史那样，写乡村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写农人的劳作、灾难和贡献。充满想象和幽默的乡村版文学，也只在口头上流传，随风起落；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乡村版歌谣，偶尔为都市人采集，一唱竟成明星。

    ⑦广大的乡村，散乱的乡村，到处都闪烁着星星点点金沙的乡村，如今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它将把落后变为先进，把贫困变为富庶；卫生与文明将取代肮脏与粗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是都市前所未有的对乡村的亲情反哺。

    ⑧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杞忧。既往的每一次变革，哪怕是最小的，都伤害过乡村的美丽与个性。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的伤损？美丽的村舍被单一的水泥楼房代替，宁静的生活被喧嚣的市声淹没，一卷古朴柔软的线装书被生生地改造成硬壳子西装书，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失去了印证唐诗宋词意境的物证，使我们民族丰富的人文想象只留下冷冰冰的经济。

    ⑨乡村，是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居地。乡村以其古老的存在，成为整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古老村落历经数千年，保留着深厚的为正史所缺失的宝贵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力的物证。

《新葫芦兄弟》遭差评引发的思考

毛建国

国产动画片《新葫芦兄弟》自7月11日上线以来，网友一直吐槽不断，纷纷称其“糟蹋经典”“毁童年”。在豆瓣网上，网友给出的评分仅为3.7分。不过，相较于网友的差评，出品方的态度更值得玩味。从“一部拍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什么要迎合80后的口味”这句话中，大致可以了解出品方的态度。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动画片到底应不应该考虑成年人的口味？

《新葫芦兄弟》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合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网友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上，从中国风变成了日版萌娃；剧情上，爷爷变成了土地公公，会法术，还像唐僧一样啰唆；语言上，使用了“吓死宝宝了”等较多网络流行语。很多孩子可能连上网打字发表评价都做不到，可以看出，这些吐槽多是成年人发出来的。可是，出品方真调查过，孩子喜欢什么动画片吗？

    不必讳言，现行的中国动画存在“甘蔗两头不甜”的情况。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把目标受众锁定于儿童群体，忽视了成年人的感受，一些动画甚至没有过硬的故事，穿帮画面比比皆是，让成年人极其不爽；另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在研究儿童心理上远远不够，不能说真正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动画片没有，最起码不多。看起来现在有一些国产动画片很受欢迎，其实这是无奈的选择。哪些动画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电视台决定的，它取决于电视台播什么以及播出的频次。

    之所以把“成年人口味”作为一个命题抛出来，不仅是因为成年人也有观看动画的需求，而且是因为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动画的打开方式，决定着孩子看什么。有统计表明，虽然《新葫芦兄弟》的主创团队将该片的主要观众定为7～11岁的小学年龄段儿童，但事实上，真正的儿童观众只占不到五分之一，大多数的观众其实还是成年人。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在观看人群上本就应该跨界，比如《猫与老鼠》这些经典片，就是“老少通吃”。更何况，很多80后已经为人父母，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看、看多长时间。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不在乎80后的感受呢？

    相比较而言，研究儿童心理远比研究成年人心理复杂和艰难得多，怕只怕既研究不了儿童心理，又不去研究成年人心理。从这个视角来看，有必要强调一点，动画片不能缺少成年人视角。

    想拍出一部叫座的动画片，确实不容易；在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之间找到平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就现实而言，我们最怕的是出品方既不研究儿童心理，也不研究成人思维，只是把精力用在公关和宣传上。至此可以回答，儿童动画该不该考虑成人口味？识者自有答案。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2日，有删改）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南朝）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摘编自武树臣《听法家如是说》）

    ①近来，许多平时从未展出过的油画作品渐渐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中，这是充分活化文化资源的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展出作品虽已经过初步修复，却仍可见颜料脱落、画面破损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内馆藏油画作品的保存、修复依然面临挑战。

    ②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接力创作，铸就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不朽丰碑。其中一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距今虽不过百年，但由于绘画材料、保存方式等未受到高度重视，画作遭受了不同程度损伤。例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被误以正面向内卷致颜料脱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因长期未经修复出现画面开裂等病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色彩，还有时代的见证。

    ③国内油画修复事业起步晚、社会关注度低是客观现实。1999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国外引进修复设备，成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油画修复研究机构。短短20年，修复工作虽取得了进展，已有一批经典油画得到修复，但在修复专业建设、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④目前，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接连不断，但也存在过分关注展览策划而忽视基础保管工作的现象。当博物馆、美术馆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展览工作和“明星文物”中时，展厅外的库房是否已分门别类地建立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当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时，那些库房中落灰的“大多数”作品又该如何有尊严地与世人见面？

    ⑤推进油画修复工作，树立正确修复理念、加强预防性保护意识不可或缺。国际文物修复领域，“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性”是三大公认修复原则，但在国内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家自己充当修复师，盲目选用材料，对画作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一些商业修复工作过度清洗、修补作品，把修复变成了“整容”。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公众对油画修复的态度、方法还需改进。油画“修复”不是简单的“修理”“修剪”，而需要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作支撑，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将“修复”贯穿于艺术品保护全过程，从保存、维护、包装、运输到展览，都将艺术品安全置于首位，让预防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同时还应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修复工作，随着岁月流逝，艺术品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一代代人在传承中守护。

    ⑥油画艺术作品数量多与专业修复人员少的矛盾是我国油画修复行业面临的严峻考验。法国2002年颁布的《博物馆法》要求，修复师必须接受5年培训并获得毕业文凭和专业证书。这意味着想成为油画修复师并非易事，不仅修学时间长，还需具备生物、化学、历史、艺术等多方面素养。故而，推进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建立一批油画修复工作室，加强人员交流，形成权威行业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治理行业乱象，才能让更多对油画修复感兴趣的人踏进来、走下去。此外，推动油画修复行业进步也并非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一大批水平参差的从业者，也不必每个博物馆、美术馆都要设立修复人员职位，而应注重人才质量。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该馆既有自己的修复人员，也会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专业公司合作完成修复项目。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也会选择雇用自由职业的修复师。这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工作的经验对我国油画修复行业的未来发展不无启迪。

    ⑦油画修复不仅是还作品以昨日风姿，更是铺就文化传承的明日之路。在油画修复工作中对作品的再认识，有助于不断深入、修正、补充艺术史。另外，公开修复过程、展出修复作品也是向公众揭开修复工作面纱、吸引人们走近艺术的捷径。据悉，今年7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修复伦勃朗的《夜巡》并通过网络直播修复全程，相信这一举措将为油画修复界“圈粉”不少，也将廓清许多公众的认知误区。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来说，重视修复工作还意味着获得更多捐赠藏品的可能。只有当公众充分信任博物馆的保存、修复、研究能力时，才会愿意将珍贵的作品捐献给馆方，实现更广泛的文化共享。

（摘编自马苏薇《破解油画修复难题》，《人民日报》20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