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

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七弦妙制有洞天

    有宋一代，琴学大兴，甚至引起封建帝王的浓厚兴趣。宋徽宗本人乃操缦名手，对传世名琴更是汲汲以求。当时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荣，一部迎合最高统治者审美趣味的《洞天清录》也便应时而生。

      《洞天清录》的作者赵希鹄，生平事履未详。据明代张萱跋万历刊本《洞天清录》，言其为“宋宗室子”，自幼受高尚生活元素之熏染，便将其多年来对各类古董珍玩的鉴赏心得与审美经验著成此书，“以贻清修好古尘外之客，名曰《洞天清录》”，列于其首的便是，“古琴辨”35条。与中国传统琴学论著偏重于琴曲解题、琴人传略、演奏技法、审美意趣不同，《洞天清录》“古琴辨”部分主要是对古琴材质、斫制方法、形制样式进行品鉴的经验总结，“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四库全书总目》）。

    唐宋时期，古琴制作工艺取得长足进展。从朱长文所言“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琴史•尽美》）不难看出，古琴选材与斫制（良质、善斫）已然超越演奏技法（妙指）和审美意趣（正心），被提到首要地位。无怪赵希鹄感喟，“古材最难得，过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制之，斯可矣”（《洞天清录•取古材造琴》）。古人在斫琴的实践中发现桐木是制作古琴面板的良材。正如赵希鹄所言，“桐木年久，木液去尽，紫色透里，全无白色，更加细密，万金良材”；“宜择紧实而纹理条条如丝线细密、条达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而梓木纹理坚实细密，可以让琴音在槽腹内回旋，取得余音绕梁的共鸣效果，适合用作琴的底板，“今人多择面不择底，纵依法制之，琴亦不清，盖面以取声，底以匿声，底木不坚，声必散逸，法当取五七百年旧梓木”（《洞天清录•择琴底》）。对于底面也采用桐木的“纯阳琴”，赵希鹄指出“古无此制，近世为之”，虽然音色古朴浑厚，但共鸣效果不佳，“必不能达远”，非为佳构。古琴取材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梧桐，以山石中生长的为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梧桐还象征着高洁美好的品格，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卷阿》）：或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正是梧桐这种独特的文化品质，才使其成为琴材的终极之选。

    用阴阳理论解释琴材的选择，大约始于北宋《琴书》，“凡制琴，以桐木为阳，楸木为阴”，阴材、阳材分别指琴底和琴面。古琴面料所用桐木按生长方向分为阴材、阳材，首见于《洞天清录》：“盖桐木面阳日照者为阳，不面日者为阴。”为此，赵希鹄还提供了两种验证方法：一是以水试沉浮，二是在晴天和雨天、清晨和傍晚抚琴以辨别音色。对于后者，赵希鹄还颇为自得，认为“古今琴士所未尝言”（《洞天清录•古琴阴阳材》）。将音乐声学的实践经验纳入阴阳体系加以阐释，在当时并不鲜见，我们只要略一翻检同时代的《梦溪笔谈》之类的科技典籍便可见其端倪。由于日照条件等不同，桐木材质也会存在差异，在音色上存在细微差别，当然是可能的。但居然能随着旦暮、阴晴等环境变化而发生条件反射，甚至“此乃灵物与造化同机，非他物比也”，未免耸人听闻。

    在制作工艺与藏品选择上，赵希鹄提出“制琴不当用俗工”“择琴不必泥名”“制琴不必求奇”等原则，对雷氏琴（唐代名琴）、百衲琴等当时推重的“概念琴”颇不以为意，“弹之则与寻常低下琴无异，此何益哉”，主张“依法留心斫之，雷张未必过也，惟求其是而已矣”，对如今泥沙俱下，甚至存在以收藏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收藏品市场而言，倒不失为一针见血的确论。

（选自2017年1月《光明日报》，作者黄敏学，有删改）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

    自怜是人生命的觉悟和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万物，自怜中传达的不仅是现实之叹，更是宇宙之沉思。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

    楚辞的感伤，是一种时间性的感伤，是在急速流转的时间中，诗人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感受。《离骚》中吟道：“日月忽春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昌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故而化为性灵的上下求索和急速的行进。理想不可实现，时光则空蹉跎，进而悲从中来，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楚辞的时间性咏叹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在个人与宇宙的直接对峙上，显示人的生命张力和生命趣味。楚辞是一种现实的焦虑，更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而且后者更根本，更隐秘。

    楚辞中充满了急促的时光流转的调子。时间对人有强烈的压迫感，时间的步步进逼和人对时间延长的渴望，构成强大的张力，形成屈赋独特的节奏。在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紧迫如鼓点阵阵。楚辞将人放到时光的急速流转中回旋，正像魏晋诗人在诗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意象“转蓬”一样——在楚辞看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转蓬，西风摧折，恍惚幽渺，命运不可厘测，没有个安顿处，正是所这回事“欲问归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楚辞将人放到浩淼宇宙之中，与其直接照面，在时光的鞭打之下颤抖，痛楚，也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与之沉浮，受其冲击，逆之而争进，顺之而飞旋。时间的帷幕下了弥天的网，让你无所逃脱。人在时间面前的这个“惧”字，被楚辞渲染得非常浓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怕美名不立的恐怖；“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风之即晏”，这是怕打破人与宇宙和谐节奏的恐惧。

    岁月流逝，而人短暂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楚辞在众芳摇落之中，突出了人生无常的感叹，而人在急速流动的时光面前如何展现自我的生命？楚辞将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存在的命运放到时间中审视，从而探讨人生的价值。“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 正是思往世，悼来者，知当下。

    在楚辞中，自然万物每每成为触动人深沉隐微的媒介，诗人笔下的万物带有浓厚的叹逝意味。时光流逝，众芳芜秽，从而引起诗人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不永的感叹，从而构成一种意度回旋的韵律。叹逝，其实就是抚慰生命。楚辞这种物哀精神，在中国艺术化为深沉的时间性咏叹。

（节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驻台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亦没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一方面，靠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打扮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努力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 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等，已成为热门研究方向或显学。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值得称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进入到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的阶段。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视域与诠释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与通论性的各民族哲学史的论著发表、出版，特别是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

    4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会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