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

秦锦丽

    高原落日的步子迈得迟缓，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目送，就如我们是一对久爱的恋人。目光，追随着它渐行渐远的身影。眼看就要翻过那座山头了，一跃的刹那，它跌进山坳里。正惊慌着，它又精灵一般从山背后闪现。这一闪，把黄河第一弯照得金光拂面，灿若袈裟。逆流望去，一河碎金，微波不澜，一副富可敌国的淡定自若。这是九曲黄河之首曲——甘南玛曲黄河岸边，是黄河长长征途的起步，似乎它料及沿途多舛，胸有成竹却又心事重重。当从青海出发，面向东南，慢行慢思，及至甘南玛曲时仍搁置不下，左拐右旋，漫出片片丰美草滩。终是悔情难断，便执意回返青海，诀别后，最终毅然决然一路东去，任凭关隘狭窄，峰回路转，不歇不休，归奔大海。如此，才造就首曲恢宏、淡定的气势。似流非流，似水若金，偶有风来，吹皱一河绫罗锦缎。逆光中，连绵起伏的山峦像黛青色的版画，充满沉浑之美。山下河岸，葱茏宁静的玛曲大草原芳草连天，白帐点点，一派和谐安详。清清草香，携裹着绿氧离子，醉了这河，这山，这落日，这时空，还有我。

    这是今夏我去玛曲之机，傍晚独自在离县城20公里远的黄河第一弯撞见的大美。一个人静静地看，贪婪地闻，安闲地呼吸，屏蔽思绪，愁烦不涉，爱恨不及。渐渐地，这副肉体像拆了篱笆的院落，无遮无掩，无拘无禁，无边无形。一任风穿过，流星划过，吹落浊腐，照彻了黑暗。小小的我恍惚成了风中的一粒尘埃，光亮中的一个分子。

    物我两空，神奇曼妙的感觉，突然被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搅散。扭头望向河堤，一个藏族男士从摩托车上下来，长袍裹肩，怀抱物件，脚步咚咚径直从十米长的石阶上走了下来。这么晚了，什么人？心倏忽回腑，怦怦直跳。跑吧，漫漫河畔，无路可择。不跑吧，头皮阵阵发紧。据说藏族人可是随时别着腰刀呢。两腿不觉开始打颤，机警地盯着。他走向岸边，哗啦一声，把什么倒向河里。啪、啪，河里响起一阵击水声。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难道？那样的话，他发现我在场，会不会……不敢往下想。盼望他快速离开，逃之夭夭。可他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离开，而是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叩了一头。懂得敬仰，才可下跪，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下。他做这一连串动作时，旁若无人，他不会没看见六七米之遥的这个大活人吧？就在站起之际，他转向我，平和地看了一眼。我微微笑着，算是回应。好奇心驱使，轻声道：“请问你刚才给河里倒了什么？”“放生鱼。”他懂得汉语。“从哪来的鱼？”“市场买的。”“为什么？”“放生嘛。”“这鱼多少钱？”“27元。”语言多少有些障碍，只能用简短句子。交流几句后，我才明白，放生，是藏族地区的习惯。没有约定，没有规章，只随心愿。这位22岁的名叫多杰的小伙子，家住阿尼玛山那边，在县城皮毛市场打工，心有感动时，收工后就到市场鱼摊买一条鱼，回家时顺道河边放生。今天这条鱼是他当天工资除去午饭后仅剩的27元买来的。

    没上过多少学，却懂得怜悯；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信仰。只要有信仰，人不分种族、民族，都会释放出人性中的良善、慈悲情怀。年轻的多杰，在傍晚回家的路上，也送一条鱼回家，多好。我立刻感觉胸前背后温暖厚实。我向多杰竖起大拇指，代替了想说的话。多杰抱拳说：“扎西得勒。”随后跳上台阶，发动摩托车，轰地一声跨上黄河大桥。

    铺满月光的河面上，噼噼啪啪溅起朵朵浪花，鱼儿们在欢腾雀跃呢。兴许，那条放生鱼的亲朋四邻闻讯前来庆贺，一河的浪花正是他们欢喜感恩的鱼语。

    元代赵孟頫诗云：“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但如此美好的情境下，我实在不想，也不愿忆起人类活吃猴脑时猴子的眼泪、活剥貂皮时貂的哀嚎。我祈祷一切的罪愆能获得赦免，人类能在草绳布衣下，珍藏一颗回归善的原点的心。

    这晚，母亲河第一弯的月光下，宛似谁放生了我，我放生了谁。

（《散文百家》2014年第八期）

香椿忆事

龙立霞

    一抹穿越时空带着浓浓乡村气息和童真记忆的清香在绯红夕阳躲藏西山的傍晚弥散在一座偌大的城市时，让我想到康有为的《咏香椿》：山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

    最早吃到香椿芽，还是孩提懵懂无知之年。家徒四壁，揭锅困难。父母为一家五口生计终日奔波，困苦不堪，却收入聊聊。但即便艰难，父母依旧会偶尔为我们兄弟三人改善膳食，做一回椿芽炒鸡蛋。那时的鸡蛋都是土生土长的母鸡下的蛋，大多是用来孵化小鸡，放养在辽阔的田庄，待大些的时候围捕起来拿到集镇上售卖以补贴家用的。每次做椿芽炒鸡蛋，母亲总是在盛放鸡蛋的竹篮前踱来踱去，犹豫再三，然后挑选两个形态相对小些的鸡蛋。刚出去几步，又折回去，放下一个鸡蛋。即便如此，鸡蛋和香椿芽在母亲充满魔法的手里，依旧色香味俱全，香溢邻里，引来猫狗围观，邻里小孩则躲在我家昏暗的柴棚角落里直咽口水，馋相可怜。

    母亲心怀宽广，待人亲善。每每发现邻里的孩子躲在柴棚里，总会露出迷人可亲的微笑，引导他们远离那散发着枯萎腐朽味道的阴暗，然后带着喜笑颜开、兴致勃勃的他们，走进拥挤灰暗的厨房。我则总是用极度不满的眼光打量他们，然后满心怨恨地盯着母亲。这时母亲总会说出一两句富有哲理的话，如邻居一家亲，和气是福，等等。让我怀疑她的文盲身份。看着我们吃完香椿芽炒的鸡蛋，依旧意犹未尽不停舔舐留有余香的嘴唇的样子，母亲总是忍俊不禁，又暗自心酸，然后驱逐我们离开厨房，丢下一句让人魂牵梦萦的话：下次吧。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立新木楼，必先请地理先生看坐落方位，定日子，看时辰。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择一碗口粗笔直的香椿树，请两壮年趁着夜色偷偷摸摸地前往取材。乡亲们相信香椿的灵气只有被意想不到地取材，才会完整封存在取下的香椿木里。于是，香椿便成了整个村庄，甚至邻近村庄共有的财产，谁都可以因需取材。这种偷偷摸摸便成了公认的秩序，香椿的主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意不查，不得加以阻扰。

    香椿木被取回来后，木匠师傅点上三支香，再放二响鞭炮，便开始动工制梁。而新立楼房的屋主则需要准备一只鸡冠红艳、鸣叫清澈浑厚的大公鸡和一方红彤彤的红绸。当香椿木修制成梁，人们将贴上红绸的梁抬进新屋正堂，由地理先生弑鸡祭梁，而帮忙上梁的乡亲们则爬上楼顶围坐一桌，敬酒喝茶。待祭梁结束，便用两根绳子平平稳稳地把梁拉上屋顶。其间，鞭炮齐鸣，地理先生则叽里呱啦地唱着我无法听懂的上梁歌。待梁安放平稳，屋主便张罗着在屋下布一块床单接包。我的记忆大致是这样的，上梁的乡亲们在地理先生的指引下，将似大圆盘般印制着精美图案的大糍粑抛掷而下，紧接着是小糍粑，再接着是糖果，寓意屋主接住财宝。最后是抛梁，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也是我能够站立等待枯躁无味的上梁漫长过程的唯一理由。当屋主收取接包的床单后，上梁的乡亲们便开始向四面八方分撒糍粑、糖果、橘子和零钱。我则踉踉跄跄地在人群中穿插，偶尔捡到1分钱或者2分钱的硬币，便手舞足蹈，兴奋得不行。耳边总是响着地理先生断断续续的吟唱：抛梁抛到东，东方日出……抛梁抛到西……抛到南，子孙代代……抛到北。

    但一切都是记忆的影子，那么清晰，又那么模糊。

    当一抹穿越时空带着浓浓乡村气息和童真记忆的清香在绯红夕阳躲藏西山的傍晚弥散在一座偌大的城市时，我想到培根说过的那句话，时间乃是最大的革新家。终究一切都抵不过时光的变迁。那浓缩着我欢乐童年光阴和年华，弥散着浓浓温暖气息的香椿时光，在哪里？

（选自《光明文荟》2016年5月26日，有删改）

珠子灯

汪曾祺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节）

有烂砖，没烂墙

乔叶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用奶奶的话说，有一身好文化。他会写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因为这一身好文化，他年纪轻轻就到山里一家煤矿当了账房先生，被老板的族亲相中，把独生女儿许给了他，这就是我奶奶。八路军过来时也相中了爷爷的好文化，他就参了军。虽是四处打仗，但其实也没走多远，兜兜转转的，一两年间总能回来一两趟。父亲之前，奶奶还怀过两胎，但都没养成。①她说过那两个早夭的孩子：一脸皱纹，小身子跟个大老鼠似的，男人一只鞋就能装得下。得的都是四六风，一个是第四天，一个是第六天，孩子的胳膊腿儿就开始抽抽，咬牙瞪眼，我一看就知道这又不中了……后来才知道这叫脐带感染。不会消毒呀，多傻。

兵荒马乱的年月，村里的帮派此起彼伏，有人当红军，有人当国军，有人当汉奸，也有人是小打小闹地偷摸，还有人当土匪去明目张胆地抢讹。在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期间的几年间局势更乱，奶奶勤谨恭敬地侍奉着公婆，提心吊胆地候盼着爷爷，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外人且不说，其他两支族人就没少来欺负。很多个夜晚，奶奶透过窗纸上的小洞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背走挂在墙上的玉米辫子，摘走刚刚变红的枣子，拿走垛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出。

有一年没收成，奶奶在坟地的间隙种了一点儿红薯，也被他们刨得精光。

你咋知道是他们刨的？

看他们家小孩儿端的饭碗就知道了。吃红薯屁也多，那些天他们家净放红薯屁。没种红薯，哪放得出红薯屁。

你咋知道是红薯屁？

又多又臭，那还不是红薯屁？放屁时上头也会打嗝儿。

每当听奶奶讲这些陈年旧事时，我都会气得脸红脖子粗，吼叫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奶奶看着我的样子，笑得不行。挑起了我的火，她又开始灭，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老账不能算。再大的仇气，也都是姓地的。有烂砖，没烂墙。唉。

多年之后，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了奶奶的这声叹息。以彼时的情况，作为家族的弱势存在，只要人家不是大白天来你家抢劫，这就是留了余地。以彼时的状况，当你没有实力扑上去和对方撕个高下时，就只能容留甚至珍惜这种余地。只有这样，当受到更蛮横的外来侵犯时，你就尚处于一个家族的整体性中。哪怕只是暂时的整体性，也能让你在这个整体性中获得些微宝贵的安全感。而亲这个字，似乎天然就意味着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自古至今没多少人能算得清。当然，算不清也不妨碍总有人前赴后继地要去算，各有各的账本，各有各的算法，各有各的盈亏。②或许也正因为算不清，才算得更有意思？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出生的，他快一岁时，爷爷回家了一趟，住了几天就跟着队伍开拔了。奶奶问，不是说都太平了吗，咋还要走？爷爷说，大面儿已经稳了，还有些零星火要灭一灭，很快就能料理妥当。到时候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咱们好好过安生日子。壮的官名就叫解放吧。

爷爷走后两个月，奶奶发现自己又怀了孕。怀孕五个月时，她收到了爷爷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又三个月过去，消息传来，爷爷在解放大西南的一仗里中枪而亡，和几名战友一起被埋在白水河边的一棵树下。

奶奶哭了两个月，直到叔叔出生时，才止住泪。

哪能光顾着哭，还得养孩儿哩。她说。

泪也哭干啦。她说。

叔叔的小名儿叫宽，官名叫胜利。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落下了残疾，奶奶又给他改名叫老鳖。顶个贱名好成人，名贱人不贱。奶奶说。

没过多久，村里定成分，我家被定成了贫农。闹得最厉害时，村里有几个富农连命都稀里糊涂地丢了。奶奶说，③你爷是用他自己这条命来保佑咱全家哩。

我家大门的门楣上被钉上了一个长方形小木牌，用红漆正楷写着“光荣烈属”。日子好起来后，每年春节村里都会送来两斤五花肉。很久之后我才发现，用这两斤肉做的菜，奶奶从来没有动过筷子。④从来没有。

 ——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作品《宝水》

白狗秋千架 (节选)

莫 言

有一匹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垂头丧气地从故乡小河上那座颓败的石桥上走过来时，我正在桥头下的石阶上捧着清清的河水洗脸。农历七月末，低洼的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我从县城通往乡镇的公共汽车里钻出来，汗水已浸透衣服，脖子和脸上落满了黄黄的尘土。①洗完脖子和脸，我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手绢揩着脸和颈。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让一条越走越大的白狗毛儿耸起，尾巴轻摇。它近了，我看到了它的两个黑爪子。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两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我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

求学离开家乡后，父母亲也搬迁到外省我哥哥处居住，故乡无亲人，我也就不再回来。暑假时，我心里总觉不安，终于下了决心，回来了。

白狗又回头望褐色的土路，又仰脸看我，狗眼依然浑浊。我看着它那两个黑爪子，惊讶地要回忆点什么时`，它却缩进鲜红的舌头，对着我叫了两声，尾巴耷拉进腿间，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舐着水。

它似乎在等人，显出一副喝水并非因为口渴的消闲样子。这时，狗卷起尾巴，抬起脸，冷冷地瞅我一眼，一步步走上桥头去，小跑步开路，从路边的高粱地里，领出一个背着大捆高粱叶子的人来。

远远地看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心里为之沉重。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我为自己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看清了驮着高粱叶子弯曲着走过来的人。蓝褂子，黑裤子，乌脚杆子黄胶鞋，要不是垂着的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她一步步挪着，终于上了桥。

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狗眼里那种模糊的暗示在一瞬间变得异常清晰，它那两只黑爪子一下子撕破了我心头的迷雾，让我马上想到她。

②十几年前，她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

“暖。”我喊了一声。

她用左眼盯着我看，眼白上布满血丝，看起来很恶。

“暖，小姑。”我注解性地又喊了一声。

我今年二十九，她小我两岁，分别十年，变化很大，要不是秋千架上的失误给她留下的残疾，我不会敢认她。

“小姑，”我发窘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称暖为小姑是从小惯成的叫法，并无一点儿血缘骨肉的情分在内。

“小姑，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说完这句话，我马上谴责了自己的迟钝。她的脸上，早已是凄凉的景色了。汗水依然浸洇着，将一绺干枯的头发粘到腮边。黝黑的脸上透出灰白来。左眼里有明亮的水光闪烁。右边没有眼，没有泪，深深凹进去的眼眶里，栽着一排乱纷纷的黑睫毛。我的心拳拳着，实在不忍看那凹陷，便故意把目光散了。她左腮上的肌肉联动着眼眶的睫毛和眶上的眉毛，微微地抽搐着，造成了一种凄凉古怪的表情……

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跑到你家对你说： “小姑，打秋千的人都散了，走，我们去打个痛快。”你打了一个呵欠，说：“那就去吧。”白狗跟在我们身后，③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架后不远是场院沟，沟里生着绵亘不断的刺槐树丛，尖尖又坚硬的刺针上，挑着青灰色的月亮。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我站在踏板上，一下一下用力，我们渐渐升高，月光动荡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咯咯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我低头看着你的眼睛，问：“小姑，好不好?”

你说： “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 有饭吃，有衣穿 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 高粱地里像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慢坡走下桥，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

“我嫁给了王家哑巴，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

“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

“④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草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草掀到肩上。”

我心里立刻热得不行，勇敢地说：“我帮你背回去吧！”

“不敢用！”说着，她在草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