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伤的美丽

梁衡

如让你欣赏一位带伤流血的美人，那是一种怎样尴尬。40年后，当我重回内蒙古乌梁素海时，遇到的就是这种难堪。

乌梁素海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东边的乌拉山下。4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曾在这里当记者。叫“海”，实际上是一个湖，当地人称湖为海子，乌梁素海是“红柳海”的意思。红柳是当地的一种耐沙、耐碱的野生灌木。单听这名字，就有几分原生态的味道。而且这“海”确实很大，历史上最大时有1200多平方公里，是地球上同纬度的最大淡水湖。每当船行湖上时，我最喜欢看深不可测的碧绿碧绿的水面，看船尾激起的雪白浪花，还有贴着船帮游戏的鲤鱼。而黄昏降临，远处的乌拉山就会勾出一条暗黑色的曲线，如油画上见过的奔突的海岸，当时我真觉得这就是大海了。

那时，市场上物质供应还比较匮乏，城里人一年也尝不到几次鱼，但这海子边的人吃鱼就如吃米饭一样平常。赶上冬天凿开冰洞捕鱼，鱼闻声而来，密聚不散，插进一根木竿都不会倒。那时，每当外地人一来到河套，主人就说：“去看看我们的乌梁素海！”眼里放着亮光，脸上掩饰不住的骄傲。

这次我们真的又来看乌梁素海了。7月的阳光一片灿烂，我们乘一条小船驶入湖面，为了能更有效地翻动历史的篇章，主人还请了一些已退休的老“海民”，与我们同游同忆。船中间的小桌上摆着河套西瓜、葵花籽，还有油炸的小鱼，只有寸许来长。主人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海子里最大的鱼，也不过如此了。我顿觉心情沉重。40年前打鱼，是用麻绳结的大眼网。三斤以下的都不要，开着70吨的三桅大帆船进海子，一网10万斤，最多时年产500万吨。打上鱼就用这湖水直接煮，那才叫鲜呢。现在，这水你喝一口准拉肚子。”

海上泛轻舟，本来是轻松惬意的事，可是今天我们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这应了李清照的那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们今天坐的船真的由过去的70吨三桅大船退化成像一只蚱蜢似的舴艋小舟。

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大自流灌区之一。黄河自宁夏一入内蒙古境，便开始滋润这800里土地。经过总干、干、分干、支、斗、农、毛七级灌水渠道，流入田间，又再依次经总排干、排干等七级排水沟，将水退到乌梁素海，在这里沉淀缓冲后，再退入黄河。所以，这海子是河套平原的“肾”，首先起储水排水的作用。同时，又是河套的“肺”，它云蒸雾霭，吐纳水汽，调节气候。所以才有800里平原的旱涝保收，才有和北面乌拉山著名的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的美景。但是，近几十年来人口增加，工厂增多，农田里化肥农药增施，而进入湖中的水量却急剧减少，水质下滑。你想，排进湖里的这些水是什么水啊？就是将800里平原浇了一遍的脏水。河套农田每年施用农药1500万吨，化肥50万吨，进入乌梁素海的工业及生活污水3500万吨，这些都要洗到湖里来啊。所以，当地人说，乌梁素海已经由河套平原的肾和肺，退化为一个“尿盆子”了。

抚今追昔，虽清风拂面，还是拂不去心头的一怀愁绪，我便到后甲板散步。只见偌大的湖面上，用竹竿标出二三十米宽的一条水道，我们的这个“舴艋”小舟只能在两竿之间小心地穿行。原来，湖面的水深已由当年的平均40米，降为不足一米，要行船，就只好单挖一条行船沟。我再看船尾翻起的浪，已不是雪白的浪花，而是黄中带黑，像一条刚翻起的犁沟。半腐半活的水草，如一团团乱麻在水面上荡来荡去，再也找不见往日的碧绿，更不用说什么清澈见鱼了。乌海难道真的应了它的名字，成了乌黑的海、污浊的海？只有芦苇地发疯似地长，重重叠叠，吞食着水面。主管农水的领导说，这不是好现象，典型的水质富营养化，草盛无鱼，恶性循环。

现在如果你不知内情，远眺水面，芦苇还是一样地绿，天空还是一样地蓝，水鸟还是一样地飞，猛一看好像无多变化。可有谁知道这乌梁素海内心的伤痛，她是林黛玉，两颊微红，弱不禁风，已经是一个病美人了 ， 也是在强装笑颜，强支病体迎远客。我举目望去，远处的岸边有些红绿房子，泊了些小游船，在兜揽游客。船边地摊上叫卖着油炸小鱼，船上高声放着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我一下想起那句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墙犹唱后庭花”。受伤的海子、焦渴的大地，我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找回昨日的美丽。

（选自201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麦季

袁省梅

    ①吃晚饭时，爸说：“我腰疼得不行，你替我看场去吧。”我不吭声，爸又说：“半大小子了，该替换替换我了，看人家大斌子，接上他老子的力了，不上学，一天能挣好几个工。”

    ②我还是没说话，可我听出了我爸话里的黯然、无奈、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后来，只要一想起我爸，我总是会想到多年前他对我无奈的样子，穿越时光的尘埃，扑面而来，让我莫名的心疼。

    ③大斌子，那时也是十七八岁的年龄，长得却壮实，一副大人的模样。吃了晚饭，我去喊了大斌子，捏了手电筒，去麦场。

    ④生产队的麦场在村子的西边，旁边就是麦地，一片连着一片，朦胧的夜色里，空旷，饱满。风从树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土里，唧唧叫。经了一天的日晒，麦秸垛和麦地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气味，热烈，干燥，青草和新麦的香很浓了，让人感到莫名的欢腾。

    ⑤马灯下，大斌子掏摸出一把旱烟和几张窄的纸条，说“吃烟”就把一根粗大的烟卷塞到了我手里。现在想起，我的抽烟是从那晚开始的。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大斌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猛地吸一下，忽地吐出一团白的烟雾，很享受的样子。我只一口，就“咔咔”地咳嗽了半天。大斌子就笑，笑得肆意，畅快。

    ⑥突然，我们听见麦地里传来剪麦穗的声音，“嚓嚓”“嚓嚓”，迅疾，慌乱。我一下就慌了，脖子木头般僵硬得不能动。大斌子不叫我发出声响，倏地摁亮手电。一束光在晦明的月色下，虚弱，模糊，却照亮了那人。

    ⑦竟是老王头。月亮银白水样明，老王头讪讪地，手遮着眼睛，说：“没动麦捆子，就捡点麦穗。”大斌子仰头看看天，哈哈大笑：“是捡麦穗的好时候，不热。”我劝大斌子放过老王头，别让队长来了看见。大斌子不理我，踢着老王头脚边的布袋子：“眼神挺好啊，捡得不少嘛。”

    ⑧我知道，大斌子恨老王头。老王头是我们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大斌子，还揍过大斌子。那时，哪个男生没挨过老师的打呢？多年以后，想起这些事，倒觉得老王头下手太轻。大斌子还没停学时，就扬言要收拾老王头，当然也收拾过。给老王头扣在宿舍窗台上的碗下放只青蛙，给老王头的烟筒里塞半截砖。

    ⑨大斌子抓过布袋子，冷冷地说：“人可以走，赃物得留下。”月下，老王头佝偻着腰，搓着手，嚅嚅着，不知说了句什么，低下头走得风快，简直是小跑了。大斌子哈哈大笑：“慢点啊王老师，别摔了您的老腰。”

    ⑩月亮隐在了云后，有风吹来，潮润，燠热。大斌子叫我去场院，自己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来，手里却不见了老王头的布袋子。

    ⑪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大斌子偷了半袋子碾好的新麦，刚出了场院，让队长撞见了。大斌子说是想用麦子换甜瓜吃。队长气得跳脚，骂他家贼难防。叫来他爸。大斌子挨了一顿狠揍。

    ⑫天黑时，大斌子来找我，瘸着腿骂他爸：“下手真狠啊，好像我不是他亲儿子。昨晚倒霉，今晚你给我放哨，偷回来。”那晚，他顺利地偷出半袋子新麦。朦胧的夜色下，他的两条长腿舞得飞快，在小巷子穿来穿去。我追得气喘，也不敢喊。谁知他竟然把袋子放到了老王头家的柴房子前。我问他：“昨晚的也是给老王头？”他说：“你认为呢？”我说：“那前几天的布袋子还老王头了？你不是恨他吗？”他说：“你喜欢他？那天我是想把布袋子交给队长，从他门口过时就听见他媳妇在屋里骂他犟驴，说屋里都揭不开锅了还窝在学校不挣钱。老王头一句不吭，我听着就心软得不行了。”

    ⑬谁知，我跟大斌子刚把半袋子麦子放到老王头的柴房子前，老王头“呼哧”从柴房子出来了。他扯住大斌子叫把麦子拿走，他说我偷你们不能偷，小小年纪可不能沾染了这坏习气，你们得走正道。

    ⑭大斌子“噗”地吐了口唾沫，甩开他要走，老王头死拽住就是不让走。大斌子没法子，只好背起袋子，也不理我，气呼呼地走了。

    ⑮我悄悄地叫他把麦子藏起来，明天换甜瓜吃。大斌子哼了一声：“吃吃吃，就知道吃。”大斌子把麦子倒到了场院，说：“这个老王头，看我以后怎么整他吧。”一会儿，他又说：“老王头说的也没错，嗨，这个老王头！”

    ⑯后来，大斌子和老王头成了铁哥们，我跟老王头也成了铁哥们。

（选自《中国闪小说年度佳作2014》）

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进行。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蒙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①贝多芬的《欢乐颂》；②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朱丹披着雪花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急促，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

    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捕蟹者说

王充闾

    望着阶前悦目的黄花，我想起那句“对菊持螯”的古话，蓦然触动了乡思。

    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秋风起而兴“莼鲈之思”，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遂命驾东归。鲈鱼脍，常见于古代诗文，名气很大，该是上好的佳肴，但菰菜却没有什么味道，莼羹也未见得怎样的鲜美。我想，无论如何它们也比不上我的故乡那肉嫩膏肥、风味绝佳的蟹鲜。

    河蟹咸水里生，淡水里长，一生两度回游于河海之间。我的家乡地近海口，处于九河下梢，向来是河蟹生长的理想地带。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蟹的传说，有个红罗女的故事，凄楚动人。

    据说很早很早以前，河口有一个蟹王。背壳赛过大笸箩，螯上夹钳像农户用的木杈，目光灼灼如炬。每当星月不明的暗夜，便耀武扬威地出来伤人，成了乡间一害。这年秋天，村头来了一个身披红罗、手持双剑的卖艺女郎，说是能降魔伏怪。于是，便和蟹王斗起法来，鏖战了三天三夜，女郎终因体力不支，被蟹王吞掉，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此后，连续数日，大雾弥天。天晴后，人们发现蟹王死在岸边，从此，妖怪就平息了。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但据群众讲，至今螃蟹还很怕大雾，却是事实。老辈人口耳相传，道光年间中秋节过后，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突然，河里“刷刷刷”响声一片，螃蟹成群结队急急下海，顿时河面上黑鸦鸦一片铺开，有的小渔船都被撞翻了。

    螃蟹雅号“无肠公子”，又称“铁甲将军”，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诗人词客的笔下。有对它进行嘲骂的（当然是借物讽人）：“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有些诗感喟身世，寄慨遥深：“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勃窣蹒跚烝涉波，黄泥出没尚横戈。也知觳觫元无罪，奈此樽前风味何！”有人把黄庭坚这两首诗比作《史记·项羽本纪》，实属过誉；但指出诗人意在咏叹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也似有些道理。

    还有些诗借题发挥，咏怀抒愤。吾乡近代诗人于天墀，出于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高俅式的恶棍的痛恨，乘着酒兴，写下了一首《捕蟹》七绝：“爬沙里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人们从不同角度咏蟹寄怀，见仁见智，独具慧眼。

    但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对于蟹味的鲜美，古往今来，认识却是一致的。在现代国内外市场上，河蟹与海参、鲍鱼平起平坐，被誉为“水产三珍”。其实，早在一千年前，人们就很抬举它的位置。东晋时期的毕茂世，经常左手持螯，右手把酒，说是“真堪乐此一生”。

    后世还有个叫冯梦桢的，敬事紫柏大师，潜心奉佛。一天，两人同赴筵席。冯因贪食蟹鲜，痛遭师尊的棒喝，但终竟不改其馋。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复病，盖疟也。不知而啖鱼蟹，益为病魔之助矣。”即此，亦足证蟹味之鲜美。大诗人李白是很喜欢吃蟹的，他写过“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诗句。在曹雪芹笔下，连那个温文尔雅的苏州姑娘林黛玉，也还啧啧称赞“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哩！

    不过，就我体察，蟹味美则美矣，但随着情况的不同，人们的感觉也时有差异。四十年来，我吃过无数次家乡的河蟹，而感到风味最美的是童年时节在草原上野餐那一次。

    那年秋天，我随父亲去草场割柴。河清云淡，草野苍茫，望去有江天寥廓之感。休息时，父亲领我去沙河岸边掏洞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去，就被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别动。果然，慢慢地蟹钳松开了，但食指已被夹破。

    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并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伎了。还教我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螯，吃起来鲜美极了。

    后来，学到了多种多样的捕蟹办法：编插苇帘，设“迷魂阵”，诱蟹就范：拦河挂索，迫蟹上岸；在秋粮黄熟的田埂，提灯照捕：驾一叶扁舟，设饵垂钓……无论哪种办法，都比掏洞捕捉轻巧得多。但说来奇怪，吃起来，味道却总是略逊一筹。

    我想，未必草原上的螃蟹风味独佳，恐怕还是主观上的感觉在起作用——得之易者其味淡，得之难者其味鲜。王安石说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把这番道理推演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说：甘食美味往往出现在艰辛劳动之后啊。

大 红 花

李娟

 大红花五十多岁的光景。花白头发，大嗓门，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 往那儿一站，中流砥柱般稳稳当当，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平日里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上面一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脐眼，下面一条 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此外，她还从不穿袜子，光脚吸一双男式破拖鞋。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獠牙般凶狠。 不过劳动人民嘛，整天辛苦奔忙，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红花就“不讲究”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我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时间。本地礼俗 是单身汉不用自己开伙，可随意上门混饭。于是他就挨家挨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只去过一次，从此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跟放过了十个夏天似的。 我叔叔说，那油又稀又软，上面陷满了苍蝇，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活着的还在拼命挣扎。 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大红花全家上下好几口人，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她出门远眺一番，谁家的烟面最先冒烟，就率领老公儿子儿媳孙子一群 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倒也不挑剔。 但若是有啥不吃啥，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锅里还煮着素面条。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下来，亲自“啪 啪啪”剁成块，统统扔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环顾一周，立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西红柿!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大的!” 

我又跑回去，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往床板上四平八稳一坐，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然而，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她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 

而我只砍两排埂子才能勉强追上她。 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这一带种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早回家，中午还要午休俩小时，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苦的却是我们的邻居，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是汉族，不太方便管穆斯林工人们吃饭。而我家葵花地位置又太偏，方圆数里再无其 他人家，没处打尖。于是来打工的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的职工食堂是清真餐食……

 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上饭的，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一起进餐。

 才开始，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别吃了!已经不够了!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起大喊：“大红花!明天别来了!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预算超支了!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围着餐桌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的厚脸皮，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嗯，再困苦再窝囊的人生，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于是，在农忙时节最紧 张的那两天，大红花一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本地一种传统的民间 文化活动，除了歌手对唱，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的行为令人大为恼火——一时半会儿的叫我们到哪儿找人顶上当前繁重的活 计？!

 况且时间紧迫，南下的游牧大军已经驻扎在鸟伦古北岸了。得赶在牲畜过河之前砍完花盘、 晒完葵花，否则，辛苦一夏天，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也没用。 

提高工资，还是没用。

 我妈恨得咬牙：“活该穷死!有钱不账，真是变态。”

我劝道：“别和她计较了。人家都已经这么穷了，若是连个弹唱会都看不成，岂不更是活得更没意思？”

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全家上阵。连着两天，从天刚亮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累得跟猴儿似的。总算抢在牛群过河之前赶完了全部的活儿。

再想想大红花干活时从容不迫的架势，虽然依旧埋怨，却更加钦佩了。 

看弹唱会时的大红花想必远远抛弃了葵花地里的劳动形象，已经全身上下耳目一新。

我曾在阿克哈拉的集市街头见过她打扮起来的样子——金丝绒的花裙子上级了一层又一层 亮锂锂沉甸句的装饰物。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鹤鹑蛋大。蕾丝边的紫头巾，银晃晃的粗簪子。脸雪白、眉乌黑。

还有靴子，擦得那个亮!

 说实在的，一般人打扮得如此招摇肯定会显得特俗气。可大红花不，哪怕浑身插满了花， 她也有压得住的那种气派。

 她本来就是丰壮体面的大架子身材嘛，稍一打扮就额外神气。

 兼之左右手各拽着一长串花花绿绿的孩子，大踏步前进，目不斜视。所到之处，额外引人 注目。

虽然一直都没搞清楚大红花为什么要叫“大红花”，但实在觉得这名宇太符合她了! 

也说不清哪儿符合。反正吧：“大红花”——呃，好名字，“大红花”!

 (有删改)

过梁

马加

从涞源到察哈尔的大道，呈现着异样荒凉的景象。凝结的薄冰破碎了，枯黄的马兰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羊粪露出在雪的外面，水成岩的石子上涂抹了斑斑的烂泥，仿佛有一列长距离的军队刚从这里走过。

孙林注意着路上的现象，无论是一颗土粒或是一根草。他企图从任何物体的表面上找出可以证明的痕迹。他迫切地需要知道在两点钟前是否有队伍从这里经过，因为抗联司令员给他一道紧急的命令，要他把刚刚离开的一个大队追回来。

孙林的耳轮很大，平滑的额角，看起来没有精神的石灰色的眼球，老是盯在一个地方，一分钟也不会转动一下。这个人就有个长处，他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送信时跑得脚板生出大饼厚的僵皮，他向来不对谁抱怨一句。

道路崎岖得不能骑马，可是丢开马以后，更觉得身体难以支持下去。他四肢瘫软无力，头昏脑乱。显然是急行军和夜里没有睡眠的结果。他的意识里浓重地潜伏着疲惫。他想到他会消失最后的挣扎力而倒在路旁，也许因为寒冷而得到可怕的结果。他的思想近于混乱，但是有一种力量还能支持他继续前进，那便是对革命工作所发生的热情。

雪花从甸子梁最高的山尖上抖撒下来，带着一种附着力，吻合在低矮的甸坡的茅屋上。孙林悄悄地走到一家院里，在马槽的附近，碰见一个贩麻的老头子，正用扫帚扫着落在麻捆上的积雪。他告诉了孙林关于部队通过甸子梁的事情。

“你是在梁上碰见队伍的？”孙林望着村外一片白茫茫的山峰，问着老头子。

“有些队伍已经下梁了，有些队伍在雪里滚……”这老头子没有说完，又贪馋地把烟管插进嘴里去。孙林的脚尖刚刚触到了雪块，一种莫名的战栗震撼着神经末梢，仿佛他的感觉器官触到冰柱上了一样，血管也要凝结起来，他在那雪块上揉了两下，没有说一句话。

不知道是受了老头子的影响，还是自己打不定主意，孙林跟老头一道走进屋里。“我从来没有走过这鬼地方！”他不耐烦地跺了一脚。

“除了五台山外，甸子梁是周围八九百里最冷的地方。每年七八月都要冻死人。从甸坡到甸子梁还有五里地。到梁上地就平了，风也大了，雪也深了。中间三十里没有人家，假如你的火力不足，到半路上就冻完蛋了！”

老头子想起了舒适一下自己的身体，解开皮袄，拢起火。把葫芦里的烧酒倒在一只青鹅羚碗里，快活地呷了一口，然后把酒碗递给青年人：

“同志，烘烘肚子吧！”

“我们军队不准喝酒。”孙林想起了部队的纪律，皱一皱眉。

“你不喝酒，过梁的时候会冻死你的！”老头子叫着。他的红沙眼燃烧得有些肿了，闪烁着火花：“我成了习惯啊，过梁就要喝酒。”

孙林走到外面去，雪还是下着，拴在石槽上的骡子跑到马棚的门口，雪落在它的头上，它一次又一次不安地闪着耳朵。孙林很长时间地望着天空。他知道雪不会停下来。而山上的路又被雪掩盖住了，辨认出道路的痕迹是很困难的，天气是这样寒冷，就算是狗和麻雀也应该都躺在自己的窝里。似乎整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冒险地走路，也没有人愚蠢地和无情的严寒开玩笑。

他快快地回到冰冷的房子里，靠着锅台，失望地瞧着老头子的下巴。

“今天不能过梁吗？”

“梁上有三不过，你不知道吗？”老头子反问，他好奇地望着孙林的两只耳朵，“过梁有过梁的规矩，阴天下雪不过梁，赶早贪黑不过梁，单身汉不过梁。”

“我今天……”孙林的面孔变得苍白起来。

“你今天不能过梁！”

老头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摇着头，又喝了一口酒。老头子伤感地咳嗽着。缄默了一会儿，突然，发酒疯一样摇着孙林的胳膊。“咳咳！你们八路军真是能吃苦呀，希望老天爷睁开眼睛。”老头子的同情使孙林感到难过，每当想起任务，他的思想立刻陷入被谴责的不安状态。

他霍然站起身子，背起马枪，踏着门板踉跄地跑到外面，老头子惊讶地望着他坚决的表情，扑灭地上的火，也随着走到外面。

“老天爷留你在这里过夜的。”

“不！我要过梁去！”孙林冷静地回答说。风雪吹开了他的薄薄的棉衣，他的身子已经被风雪吹打得摇抖不定。

“过梁去……你疯了么？”老头子惊骇地抓着孙林的胳膊，摇了两摇。

“我要……”孙林没有说出他所要说的话，望着前面雄伟的山峰，一种热望从他的心底燃烧起来。

“同志，你过梁会冻死的！”老头子同情地恳求着。

孙林没有听从老头子的话，背起马枪，勇敢地向着山顶走去。五分钟后，他变成一团雪块滚进茫茫的乱苍山里面了，只有洁白的雪地上残留着脚印的痕迹，没有多久，又被雪花掩盖住了。

两天以后，抗联在涞源打了一个胜仗，老头子从甸坡赶着骡子回了家，在烧坏敌人汽车的战场上，他又碰见了那个年轻的通讯员，他坚毅的表情里愈发显露出青春的健康，对着汽车的碎铁片发着微笑，仿佛有什么快乐事情一样，只是左部脸上冻掉了一只耳朵。

1941年7月作于延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