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备受关注的2016年诺贝尔奖拉开了帷幕，在273位被提名的科学家中，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最后折桂，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独自收入囊中。其获奖理由是在细胞自噬领域的杰出贡献。

    现年71岁的大隅良典是日本知名分子细胞生物学家，目前担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10月3日接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之所以能走上这条科研之路，和他一直信奉的科研准则有直接关系——“做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1963年，大隅良典进入东京大学学习，随后他果断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1974年年底，他进入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师从197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1977年大隅良典回国担任研究助理，直到1986年才晋升为讲师，两年之后成为助理教授才得以开展独立研究，此时他已43岁，但随后很快即做出“诺奖级”工作。1996年大隅良典来到国立基础生物研究所之后才成为正教授，距离他回国已将近20年。对于这样美妙的基础研究，大隅良典付出了足够多的耐心。

    2012年获得“京都奖”后，大隅良典曾寄语年轻科学家：“做其他人没有在做的事，并且做你发现真正有兴趣的事。做研究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且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将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取材于2016年10月4日《中国科学报》)

材料二：

    2016年10月3日，大隅良典因为自噬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1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含日裔)上升到17位。日本科学虽然取得“井喷”式成就，但大隅良典却未雨绸缪，他认为，不能因为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增多就认为日本很棒，并对日本科学研究的空心化等潜在问题表现出忧虑。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张宏研究员与大隅良典熟识，两人合办过4期“中日细胞自噬研讨会”。张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先生做了很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但从来不追求CNS(Cell、Nature和Science三种最重要的期刊)。他批评过度追逐CNS的评估体系，认为CNS也有不少文章是错的；文章发出来就可以，重要的是工作扎实。”今年7月，大隅良典还在《发育细胞》杂志上发了一篇自噬机制的重要论文。张宏说，大隅良典经常跟他强调基础科学对转化医学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大隅良典4日在记者会上也对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深表忧虑。他坦承，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减少，科研经费也不足。他担忧当前重视应用研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用”这个词戕害社会，妨害基础科学。大隅良典说，现在的日本硕士研究生出于现实考虑，很难做出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的决定。他希望能让年轻人考虑5年、10年后的事情。

(取材于2016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三：

    1945年2月，大隅良典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四。祖父长沼贤海，是日本史学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他的父亲大隅芳雄是九州大学工学部矿山学教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话用在大隅良典身上最确切不过。他对科学的兴趣萌发于对科学书籍的阅读。比他年长12岁的大哥大隅和雄，当时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为激活弟弟热爱科学的神经末梢，不惜省下自己的生活费为其购买科普书籍。大隅良典在很多场合回忆起小时候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时，总是津津乐道，这些书主要包括八杉龙一的《生物的历史》、迈克尔·法拉第的《蜡烛的科学》、三宅泰雄的《空气的发现》等等，是这些科普读物在年少的大隅良典身上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是这些书籍启蒙了他日后走向科学研究的殿堂。

    大隅从小体弱多病，家住福冈市郊外，朋友大多是农家子弟，一到夏天他们便相约在一起捞鱼抓虾，捕获昆虫，寻觅萤火虫，采摘野芹菜、野草莓等。此外，大隅还喜欢摆弄显微镜、试管之类，还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

    “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时候，大隅不由感言。

(取材于搜狐网)

材料一：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2010年11月4日“人民网”《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

材料三：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

    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 可别成摆设》，原载201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只有连锁，才能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元/半年。“如今已有100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5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平教授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 成长多烦恼》，原载2013年12月16日《工人日报》）

材料一：

    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Bt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

（摘编自福山《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材料二：

    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材料来源同上）

材料三：

（《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

材料四：

    我们以遗传技术再造自己，是为了活得更久、更健康，超过我们与生俱来的DNA容许的寿限。首先我们会重新安排基因来减少疾病，培养替换器官，并普遍迟滞高龄带来的众多折磨。这就会把我们带往21世纪20年代晚期，那时我们就能创造出分子尺度的纳米机器，编程运用来弥补我们的自然演化局限，投入应付DNA始终无力处理的工作。

    一旦这些进展到位，我们就不只会延缓衰老，还能逆转其进程，逐一处理每颗分子来清理、重建我们的身体。我们还会把这些机器，安顿在我们脑中现有的数十亿神经元当中，借助它们来强化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记忆力会得以改良，我们会发令创造出崭新的虚拟经验，把人类的想象力提升到我们现有未强化的脑部连想都无法想的水平。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借助逆向工程，改造人脑创造出一种威力强大无比的数码版本，于是我们也就由此发展成一种完全数码形式的物种。

    到时我们就会演化成另一个物种。于是我们就不再是智人，而是种智脑，也就是半数码、半生物的活物，而且将来还会凌驾于其他所有生物之上，拉开它的DNA和演化命运之间的差距。同时，我们也会成为一种能操控本身演化进程的生物，从而开创自然界崭新的局面。

（节选自《重返人类演化现场》）

材料一：

网红指的是在社交平台上具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并且有能力将这些社交资产变现(变现方式通常包括广告与网红电商)的人。网红的商业价值正在被逐渐挖掘。相比较于粉丝经济的“漫灌”营销，网红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网红兼具广告或流量费相对较为便宜以及更为平民化的特点；二是网红们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能够更精准地将产品导向粉丝需求，实现“精灌”营销，提高了消费转化率。

在网红产业链中，主要的成员包括小型社交平台、综合社交平台、网红、网红经纪公司、电商平台以及为网红提供产品的供应链平台或品牌商。

(摘编自《网红产业链深度解析：揭秘网红店为何成为热点》)

材料二：

2020年前全球的互联网活动90%将与在线视频有关，而超过70%的人将以在线视频替代电视作为观看影片的主要方式，庞大的在线视频商机将因之浮现。根据Go-Global的统计资料，中国是在线视频成长潜力最大的国家，2013年约有5.7亿在线视频的观看者， 2015年在线视频观看者已上升至7.1亿。2014年的在线视频产值约240亿人民币，预估2018年约900亿人民币，平均每年以超人民币，平均每年以超过35%的速度增长。

    (摘编自《2016年中国网红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三：

自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以来，借着“消费升级”的春风，相关产业链均展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动能。随着“双十一”的到来，在消费者欢快“剁手”的背后，更多的人看到了“新零售”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新商业机会、新岗位需求，其中，“电商网红”作为直接连接消费者和产品的一环，其巨大的流量价值和变现能力已经得到验证。而关于2016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的大数据报告显示，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中，“网红”以54%的惊人数据高居第一。

    (摘编自《齐鲁晚报》)

材料四：

自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微博直播观看人数迎来新一轮增长，除了秀场直播发展迅猛以外，多个垂直领域日均观看人数也成倍增加。其中，美食和游戏领域增长最快，分别为341.8%和342.6%，时尚、搞笑、母婴、美妆等领域增长率接近或已超过100%。日均观看人数增长较多的领域是美食、母婴等垂直领域，说明直播对用户渗透程度进一步加深，各领域内容与直播结合程度继续提高，网红内容开始向直播形式进行更深层次的转移。

2016年，短视频市场迎来爆发性扩张，网红短视频内容消费量也随之大量增加。从2016年5月起，微博网红原创视频播放量稳步增加，到2017年3月同比增长209.4%，这期间月增长率最高达75.4%，涨势喜人。网红短视频内容播放量的持续增长，意味着网红内容形式份额比例不断改变，大量图文内容被信息量更丰富的短视频所取代，短视频也开始相应地迎来网红数量与用户量的逐步增加。

    (摘编自《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材料一：

    人民日报上海11月10日电(记者田泓)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0日在上海圆满闭幕。11月5日至10日，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进口博览会吸引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展览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截至11月10日中午12时，累计进场达80万人。交易采购成果丰硕，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首届进口博览会出席嘉宾多、规格高，国内外影响广泛。展览规模大，展示水平高，经贸成果丰硕。虹桥国际经贸论坛成为共商国际经贸问题的高层次交流对话平台。此外，还同期举行了虹桥国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

    据介绍，第二届进口博览会招展报名工作已经开始，总体规模、展期、展品范围和展位价格与首届基本上保持一致。

    材料二：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牌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此次进博会有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这些数据背后，是全世界用行动为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鼓掌，也充分体现出各国共享未来、共同发展的意愿。

从历史和现实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是各国人民利益之所在，是大势所趋。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指出：“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并强调：“各国都应该拿出更大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召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家级国际进口博览会，正是顺应历史、顺应大势的现实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奉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释放了中国坚定改革，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信号，为各国扩大对华出口提供了契机，也为各国彼此之间开展国际贸易、分享合作商机搭建了平台，有利于推动全球范因内进出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选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精彩收官，而6天精彩将变成365天的常态。线下，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早已启动运营；线上，“6天+365天”的常年展示交易平台，打破时空限制。线上线下平台齐接力，让进博会“永不落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这是中国的郑重承诺。这个平台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背后是永远不会关上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也将推动全球共同开放，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各国一道，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网络资料）

    材料一：

    一名叫孙赫的男子在高铁霸占他人座位，出言不逊，并不听警察劝阻。此后网友又陆续曝光出各种各样的“坐霸”。铁路部门翻遍了整本《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都没有发现什么好用的条款，于是只好回应说：“涉事男乘客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不构成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8年9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二：

    材料三：

    新京报：道德“滑坡”的观点是转型后才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在你看来，事实是这样吗？

    高兆明：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经济实践有关，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

    第一，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也有道德败坏、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的现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社会，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的社会。

    第二，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极的人文价值？黑格尔、斯密、马克思等思想大家对市场经济人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都有自己基本的看法，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相反，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定。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契约、规则、法治、合作等精神，是市场经济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

    （摘自2016年12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四：

    黑格尔曾明确区分“道德”与“伦理”。黑格尔的“道德”指向个体自我立法、良知美德，“伦理”指向社会自我立法、秩序规范、正义制度。黑格尔强调“道德”须以“伦理”为内容并在“伦理”中实现，其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只有在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理性能力才能正常发挥，才能真正谈得上自由意志。

    道德类型奠基于互为目的的合作性社会关系。合作性社会关系以“相互性”为规定之一。“互善”的相互性尽管不同于“互利”的相互性，但是在根本上却离不开“互利”的滋润。在一个开放性社会过程中，如果“善意”是单向的，如果“善意”始终没有“互善”“互利”滋养，那么、除非是在纯粹宗教精神的意义上，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

    （摘自2017年7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五：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其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

（摘自2018年08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