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享单车需要消费者利用手机安装企业提供的APP，有偿使用企业提供的自行车分时租赁业务，有的企业是需要消费者预付押金才能租赁共享自行车的。我国共享单车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爆发，随后有近70家“玩家”跑步入局。而且，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附属品：共享经济，在共享单车的启发下，“共享+X”成了打开创业的新思路，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床位等等接踵而至。

    然而，在今年西伯利亚寒流袭来之前，共享单车的冬天就已经悄然而至。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倒闭的共享单车名单就能列出长长的一串：卡拉单车、悟空单车、町町单车、小鸣单车等。下面是来自易观智库的调查数据：

从2015年年初，摩拜和ofo就保持着相似的融资步调。到今年六七月，摩拜和ofo先后完成E轮融资，摩拜的背后有腾讯、高瓴、红杉资本、启明创投等，ofo的背后有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滴滴等。

（摘编自《百团大战到两强争霸，共享单车带来哪些思考》，2017年11月《新浪财经》）

材料二：

    共享经济产业竞争越是激烈，越能促进优胜劣汰，从长期看，市场和消费者也就越能获利。共享单车发展到“下半场”，包括小蓝单车、酷奇单车等“力竭而退”的失败者多达六十余家。

    尽管共享单车市场尚未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摩拜和ofo双雄并立却是大局已定，胜利者有权也有义务收拾失败者的残局。从市场层面说，六十余家市场退出者留下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双雄”没有理由拒绝接受。群雄逐鹿的结果是兼并统一，全面接收失败者的资源、客户、份额是精明策略的首选。“双雄”之所以还有所犹豫，根源在于高额的押金债务和债务分配。其实，按照网络推广成本与预期份额计算的话，代偿失败者留下的押金债务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客户和份额，而且还能留下口碑和信用，这些实打实的积累，将成为“双雄”未来合并或对决的最大砝码。

    从法律层面讲，交通部等十部委出台的共享单车指导意见中明确，单车企业在“收购、兼并、重组”中要首先保障用户权益和资金安全。从政府监管层面看，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不能为经济社会竞争成本买单，更不能为资本盲动的损失买单。监管部门对押金等资金安全缺乏监管的教训，需要牢记于心，要夯实法律规定，做好消费者的守护人。

    本轮共享单车退还押金难的危机也提醒立法者：押金和预付款问题若不能正式写入立法，就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电子商务立法必须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摘编自朱巍《该如何收拾共享单车的残局？》，2017年12月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今年早些时候，支付宝已在全国五个城市开通快递借书和共享书架的服务，而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也试水了“共享书店”。所谓“共享书店”，就是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在线支付99元的押金，即可享受单次扫码借阅总价低于150元的两本图书，不过需要在10天之内归还。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1元“阅读奖学金”直接打入其“智慧书房”账户，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作为奖励。“共享书店”实际上是“有偿租书”，具有图书馆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共图书馆、银行，也进入共享图书市场。

    与网络书店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与读者深度交流。书店有其商业上的属性，书只是经营者与顾客众多交集中的一个，只有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营者的思维方式。这样，就有了“共享书店”的兴起。一方面，出借的图书归还后，基本还用来销售或再次借阅。如果有破损，可能会进行打折出售或捐赠，和出版社协商退回也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为读者降低了阅读成本和门槛，提高了阅读频次。

    “共享书店”是实体店服务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影、音乐、创意、生活”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公共性文化平台。

（摘编自汪昌莲《“共享书店”是服务转型的有益尝试》，2017年11月28日《联谊报》）

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日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在2016中国教育国际化研讨会上透露，教育部正在推动我国高考成绩得到国外认可。

    据记者了解，我国已同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建立起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进一步推进教育交流合作。

    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初具效力

    “我们最想做且开始启动的就是，推动我们的高考成绩让国外认可。”于继海在该论坛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但距离目标尚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这一动态旋即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因为高考成绩“走出去”，就意味着会对高中毕业生留学产生较大影响。记者为此第一时间联系教育部国际司，希望就目前中国高考成绩获国外认可程度及教育部后续举措进行深入采访，但截至发稿，采访申请未获回应。

    不过，据记者粗略统计，目前中国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早已初具效力。

    5月初，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菲茨杰拉德在北京宣布，中国高中生从2015年起可以凭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学，无须再花时间准备托福、雅思等考试。

    更早前的2012年，澳大利亚名校悉尼大学宣布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并公布了面向我国各省市学生的分数线，基本与各地本科一批次录取线持平。过线学生不需要再读预科，当然，除了高考成绩，学生还要具备语言成绩以及经济等其他条件。此外，中国高考成绩在申请许多国家的高校时都有用。“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

    “外国高校认可高考成绩，应该说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和对高考可信度的认可。”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说。

    事实上，全球各国之间互认高考成绩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教育体制不同，有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高考。刘彦青介绍，我国高校招收留学生也不要求学生在本国的高考成绩，通常只是要求提供在本国高中的学习成绩，然后通过入学考试或者试读等方式选拔。目前清华、北大等高校采用入学考试制度，北交大采取试读制度，试读一年修不够学分的学生会被劝退。

    刘彦青说：“不要求国际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高考体系，也不了解他们的成绩后面说明的东西。比如我们招收60个学生，可能来自30个国家，没办法了解30个国家的高考。”

    “来我国留学的生源目前还没法和美国等国家相比，我们出去留学的生源相对来讲非常庞大，比如澳洲，留学市场在其GDP中占很大比重，它要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同时要保证生源质量，所以参考我们的高考是很好的选择。”刘彦青说。

    让更多海外高校“认识”高考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推动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实际上我国的高考非常严格，难度很大。成绩基本对应着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但是国外对我国高考的了解不多。我国的学生留学主要去往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数依据托福、雅思、SAT等语言考试来选拔学生。”

    “现在，国外高校越来越多地知道中国高考，他们对我们这种严格组织的、上千万人同时参加的大规模考试很惊讶，让他们无法忽视高考的水平和效果。高考对数理化等学科的考查水平完全不亚于外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是语言考试没有的。”刘海峰说。

    菲茨杰拉德也说：“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高考能测试出学生是否精通一个指定的整体知识体系，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刻苦学习并坚持到底的品质。”这意味着高考的质量评价正在得到国外高校的认可。

    但也有人指出，需要理性、正确地看待这种认可。因为和我国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不同，国外高校普遍实行自主招生，入学评价的依据各不相同。即使认可高考成绩，也不会直接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但是不可否认，这对中国高考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早前我们重视国外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所做的推动也比较多，也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处推动比较多，现在相当多的国家认可我们的本科、研究生学历，中国的本科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国外学校的研究生。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口处推动工作做得不够，加强这一方面很有必要。高考一个巨大的功能是，以考促学，国外高校越来越认可高考成绩，意味着对我国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越来越认可。”刘海峰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办会目标是“世界园艺新境界，生态文明新典范”。

时代特色：2019北京世园会将充分汇集世界各国最新的园艺创新资源，充分展示人类科技文化创新的最新成果，全面反映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绿色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趋势，反映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的新常态。

中国风格：2019北京世园会将努力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化到世国会的总体规划、园区建设、园艺展示、活动策划、综合服务等各个环节，积极传播和发展中国园艺文化，让世界感知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推动我国由世界国艺生产大国向世界园艺产业强国迈进。

北京品牌：2019北京世园会将紧紧围绕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举办一届园艺、科技、文化、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与八达岭长城交相挥映的园艺盛会。

文化盛宴：2019北京世园会将汇聚不少于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官方参展者，不少于100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内外专业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非官方参展者，吸引不少于1600万人次的参观者。深化相互交流，促进共赢发展，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主旋律，让园艺成为创意的新载体，打造“世界园艺新境界，生态文明新典范”的文化盛宴。

（摘编自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官方网站）

    材料二

    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現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昨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幕，在座许多嘉宾出席了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这是与会各方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三：

不久前，美国航天局的卫星数据显示，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在全球森林资源持铁减少的背录下，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连续多年开办防沙治沙国际培训班，帮助非洲等地发展清洁能源…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广为传播，正在惠及世界。

    北京世园会搭建的，不仅是世界园艺业展示和欣赏的平台，也是贸易和合作的平台。“肯尼亚是非洲鲜切花出口大国，希望通过北京世园会这个窗口，我们能打开中国切花市场。”肯尼亚驻华使馆参赞约輸・奥迪普道出了对北京世园会的期待。中国花卉园艺业同样对北京世园会充满期待。

    （摘编自《迎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光时刻》，《光明日报》，2019年4月29日）

材料四：

    中国馆不仅仅从外观上看很有特色，还有很多细节也十分耐人寻味。为了减少场馆内的空调使用，节约能源，中国馆可以将室外的风吸到地下，然后通过一段200多术的管线，在夏季的时候将风输送到场馆给室内降温。此外，中国馆的屋顶还有一套完整的雨水收集系统，雨水收集之后可以作为植物的灌溉用水、景观用水。

    为体現生态文明的成果，展现科技与创新的力量，园区将汇集最新视听科技技术，依托科技与文化、科技与园艺打造以科技与未来为主题的系列表演，通过“科技+文化”“科技+园艺”双轮駆动，将举办“奇幻光彩森林”“音乐噴泉表演”“机器人表演”等具有科技内容的表演，引领人们更好地体验绿色生活。

（摘编自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与世界对话生态文明》，人民网，2019年4月23）

    材料一：

    互联网大脑架构，就是互联网向与人类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类脑巨系统架构。2018年类脑智能巨系统爆发——互联网大脑架构与谷歌、阿里、腾讯等世界科技巨头的业务结合产生谷歌大脑、阿里大脑、腾讯超级大脑、百度大脑等，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产生城市大脑，城市云脑等。2019年5G成为热点，是2008年以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神经纤维结构，在经过10年的积累又一次迎来快速发育的机会。

    材料二：

    2019是公认的5G商用元年。关于5G的发展进程，刘作虎提出了一个完整论述，他认为从长远来看，5G将经历三个阶段。在未来3年内，智能手机及相关应用将发生从终端到云端的转变，5G带来的速率提升让一切云端化，催生出云游戏、云视频和云购物等应用场景，这可以称为5G的1.0时代。从2021年开始到2025年左右，随着AI技术的成熟，将赋能5G手机连接更多的智能硬件，创造出全新的应用场景。这可以称为5G的2.0时代。2025年至2030年的5年间，随着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的发展，将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这可以称为5G的3.0时代。

    材料三：

    材料四：

    5G是指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也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4G之后的延伸，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秒数十Gb。对比4G的主要提高如下：5G的速度将达到4G的100倍（1Gbps），峰值速达到20Gbp5，意味着用户下载8GB的HD电影只需要6秒，而3G络下需要70分钟，4G网络需要7分钟。社会和科技界对5G的即将到来充满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它将改变很多产业的形态，并带来新的巨大商机。

（选自刘锋《互联网进化论》）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已有8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超过欧洲44国家的人口总和。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9000多万，脱贫攻坚完成后将有1亿左右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可以说，这种大体量的脱贫规模，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25.5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战斗在扶贫一线，带领群众攻破一个个贫困堡垒，筑起一道道防返贫堤坝，书写了新时代最动人的脱贫故事。

（摘编自《唯愿苍生俱饱暖》，《光明日报》2020年8月13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预测，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2020年饥饿贫困人数新增约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1.32亿。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这个数字接近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尽管我国粮食安全的“饭碗”已端稳，也有自信、有能力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然而，我国的粮食生产仍面临需求增长、资源约束、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隐忧仍在，必须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未雨绸缪。

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须形成有效的机制。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同时，还应在教育和宣传上，进一步树立勤俭节约的观念，切实加强引导和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摘编自常莹《对粮食还是要保持敬畏之心》，《光明日报》2020年8月14日）

材料三：

在央视批评所谓大胃王吃播秀浪费严重，有的甚至吃了再把食物吐掉后，各平台迅速响应。8月12日，斗鱼回应：将积极响应中央相关号召，加强对之后的美食类直播内容审核，杜绝餐饮浪费行为，共创风清气朗的直播氛围。抖音、快手也回应：吃播内容有浪费粮食，或是以假吃、催吐等方式博眼球的行为，将予以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禁账号等处罚。

（摘编自澎湃网《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推动“吃播”优胜劣汰》）

材料四：

越来越多的报告证实饮食和碳排放的关系密不可分。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的非营利性组织EAT最近发布的报告称，不健康的饮食模式不仅增加了人类的疾病负担，与此相关的生产活动也正在挑战地球的承载极限，比如造成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前所长樊胜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一次营养转型，从营养不足、饥饿到现在的超重、肥胖，各种慢性基础疾病，像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它们大多都跟饮食有关系；我们吃的与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吃越多的肉就需要越多土地来生产粮食来喂养动物，而这里头，就有一定的比例，是以砍伐热带雨林和森林为代价的，所以说，饮食上，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健康饮食对减排、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保护也同样重要，通过饮食转型可以获得健康和营养，也可以保护环境、延缓气候变化，这两个方向是一致的。

（摘编自良食《疫情之后……》，瞭望智库2020年8月18日）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