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关；而是甚或用“情”来填满整首律诗，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自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

    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材料一

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纸质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大众化，网络阅读铺天盖地闯入人们的生活。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貌和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打开一本书，“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我国数宇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 6%，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

专家预测，5G时代的来临，为全民阅读的数字化带来新机遇——戴上虚拟增强现实设备，读者马上“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影像现场；翻开一本秦兵马俑画册，屏幕上立即展示各种秦俑立体造型……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能化出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读体验。

70年，中国人的阅读从“有没有"升级到“好不好”，不仅阅读书目走在百花齐放的路上，阅读场所从家庭、阅览室换到兼具“颜值”和“内涵”的新型阅读空间。书从纸质变为电子，而且阅读与各个领域跨界，衍生出“阅读+行走”“阅读+话剧"“阅读+科技""阅读+互联网”“阅读+公益”"阅读+摄影"“阅读+音乐”“阅读+电影”“阅读+社交”……阅读，让生活更加多彩。

    (摘编自《触摸国民70年间读轨迹》.2019年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阅读情况调查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材料三

从免费阅读到花钱“追更”，消费者正在读书类APP"诱导”下，逐渐接受付费阅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已达254.5亿元，六成数字阅读用户愿意为电子书付费。

纸质载体也好，电子书也罢，本质上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对任何一个运营机构或者运营商而言，都不可能永远“免费”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户开始愿意付费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只是还需要有关部门在规范方面做更多努力。

目前，数字阅读市场还处于崛起阶段，鱼龙混杂。在运作模式上，一些在筑“付费墙”，一些则在摸索“免费阅读+广告”模式，一些则以分享、点赞、组队等作为激励机制……这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抢占市场做法，虽没有什么不好，但客观上造成了行业无序竞争，滋生了一些乱象。更有甚者，一些新媒体为在迎合中争取读者，使出浑身解数拼碎片，置起码的原创精神、作者权益于不顾；一些营运平台，在利益驱使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戏法推出一些色情、暴力作品，置起码的社会责任于不顾。

这些现象显然不利于数字阅读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鼓励、扶持数字阅读市场时，及时注意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数字阅读只有在规范上下功夫，才能赢得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摘编自《数字阅读市场有待规范发展》，2019年8月12日《经济日报》)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是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是不会发生这问题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精准概括，对于这个概念，《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表述如下：“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差序格局”理论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凝练，其内涵不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而且包含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的“差”指的是《乡土中国》中提及的类似波纹向外推的横向结构。阎云翔对“差序格局”理论结构的认识值得借鉴，他指出：“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

材料三：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深层分析了西方公私领域与中国的差异，以西洋的“团体格局”为出发点，相对应地把中国传统社会区分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概括为“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十分恰当地总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中心，亲疏关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公私关系具有相对性以及礼治秩序以人伦为基础。

根据“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型，台湾学者黄光国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总结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模型；而杨国枢博士则将传统社会的关系圈子总结成“家人—熟人—生人”关系模型，由内而外的特点分别是家人圈子——通过情感性关系和需求法则维系，熟人圈子——通过混合性关系和人情法则维系，生人圈子——通过工具性关系和公平法则维系。两位学者的模型都呈现为同心圆形状，且相互补充。

（摘编自向云逸《社交媒体中的“差序格局”》）

材料一：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美国的了。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的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材料二：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扶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向美帝国主义告别，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新华社记者于1997年7月1日合写的一篇短新闻，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表达了民族强盛的自豪感。

“别了”一词被当代中国人民普遍理解和使用，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史的告别宣言。不说“再见”，只道“永别”，“别了”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帝国主义欺凌史。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意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转到马歇尔身上，他相中了司徒雷登，1946年的7月，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避免中国倒向苏联，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无奈回国。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种种策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将帝国主义的欺凌史扫进了垃圾桶。

别了，“不列颠尼亚”，别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史。别了，“不列颠尼亚”，既是向不列颠尼亚号邮轮告别，也是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

英国、美国等国家在之后也始终没有停止搅乱香港的图谋，1997年掀起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融市场、2013年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2019年煽动香港暴乱，均被祖国一一化解。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欺压史都将一“别”不复返。

（摘编自王洪涛《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不列颠尼亚”>》）

小杨阅读《红楼梦》时，对小说中的“大观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学习和探究。以下两则材料分别摘自《名家谈大观园》一书中的两篇文章。

材料一：

①大观园遗址现在何处？旧红学家们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塑造大观园园林形象那样逼真如画，绝不是空中楼阁，凭脑子空想出来的，必有园林实物作它写作的对象。既有园林实物，它的遗址就不难寻找。

②有人说南京随园是大观园的遗址。童寯著《江南园林志》说：“清乾隆初，袁枚购江宁隋织造园，改称随园……惟今已无迹可寻。”但现在还保存有反映随园景物的图画，可以从画面上看到随园园林的形象。清中叶时期绘的《载酒访随园》横幅是写实的画，画的中轴上方是一座三层楼阁，还有一带走廊及部分复道，隐约联系着厅堂院落。楼前一面池水，池的南方有岸有桥，池边还有亭榭及小山头、绿树、竹林。看上去完全不像大观园的山池布置及院落、厅落、桥亭等的安排。要说随园是大观园的遗址，不会使人信服。

③另一说北京城内西北角上恭王府后花园是大观园的实物。恭王府侧紧接另一王府；恭王府后园内西北角上又有泉水流入，沿着东墙下面一直通往东南角，转向正西。而《红楼梦》上说的大观园在宁、荣二府之后，也在两府之间；园内水源是利用宁府后院北墙角引来的活水，从东北山凹里引至西南上。但是大观园的建筑数目不少，规模甚大，而恭王府后花园只有几处旧院落遗址，说是像怡红院、潇湘馆、李纨住宅等建筑，实在牵强附会。

④大观园一进大门就是一带翠嶂，气魄不小；园地东面“山之高处”足以建凸碧堂赏月，池水深阔，能泛舟游园；园中建筑有殿堂、楼阁、佛寺、尼庵、庭院、馆庄，还有亭榭、长廊联系其间，远非私人园林可比。至于建筑形式有“水磨砖墙，清瓦花堵”，大门顶是“筒瓦泥鳅脊”，都像南方建筑风格。由此可见大观园具有皇家花园的规模，又兼有南北园林的特点，说南京随园是大观园的遗址或北京恭王府后花园是大观园的实物，都是似是而非的。

⑤不过，北京、南京两地曹雪芹都住过多年，要研究大观园，这两处是值得考查的。大观园是用文学语言反映现实的古典园林建筑，是曹雪芹在生活实践中吸收当时的一般园林建筑的素材，通过分析综合、加工改造，创造出来的园林艺术形象。所以我们要想在现有的古典园林实物或遗迹中去找出和大观园一模一样的，是找不到的。

(戴志昂《谈〈红楼梦〉大观园花园》)

材料二：

①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有过“京华何处大观园”的讨论热潮，有人就说北京恭王府及其花园是小说里的“荣国府”和“大观园”。尽管我完全不同意恭王府花园等于大观园这种简单模式，但说来又奇，许多人来到恭王府花园，却总有一种仿佛置身于“大观园”[1]的感觉。②恭王府花园现名萃锦园，始建于清代乾隆后期，到了同治年间归恭王奕诉后，他对这

处府园作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建和改建工程，而且调整布局，增置山石林木，有些地方可能按着《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意境作了设计。这个园林叫“萃锦园”是民国以后，奕诉的孙子溥心畲命名的。奕诉的两册手稿残本，都题作《萃锦吟》。还有奕诉的次子载滢在他的《云林书屋诗集》中，写了总题为《补题邸园二十景》的组诗和小序，详尽地介绍了每处景色的位置和命名特点，就有许多类似“大观园”[2]中的题景和描写。“大观园”里有四十多景，萃锦园没有那么多景，也可能比不上它的优美，但这二十景的名称却和“大观园”里的十分相近，有的完全相同，我认为这绝不是无心的巧合。

③倘若要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不妨像贾宝玉“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样，进入“萃锦园”，选几处重点园景，对比着看看，两园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证。

④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在搞“穿凿”“比附”的把戏。在此不得不再多说几句。这座府园有确切文献可考的，是清代乾隆四五十年间大学士和珅就某一废弃宅园遗址兴建的。现存有很多清代康熙甚或更早的建筑实物，这里一直要到同治年间才最后建成现在这样的规模。因此，这座府园连同它的园景题名，都是较晚才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萃锦园酷似“大观园”的奥秘所在。恭亲王奕诉也许就是个“红楼迷”。他把自己的府园仿照“大观园”[3]改建起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⑤恭王府不是“荣国府”，萃锦园也并非“大观园”，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王府，具体而微的“大观园”[4]。何况它是北京目前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座不可多见的古代建筑和艺术园林胜处。

(顾平旦《从艺术的“大观”到现实的“萃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