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叶企孙，又名鸿眷，1898年生于上海。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其父叶景沄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有革新思想，叶企孙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1年初，时年不满13岁的叶企孙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获得博士学位后，教授W．杜安主持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个学者参加，叶企孙在试验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1925年5月，清华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8月，叶企孙应聘物理系副教授。从此，叶企孙就将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和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他为数学系聘请杨武之、熊庆来，为物理系聘请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为化学系聘请张子高、萨本铁。不到十年时间，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均成了全国第一。叶企孙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为清华大学聘请了一大批名师。正验证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相反，他辞职时年仅38岁。正是叶企孙的无私举贤，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1929年到1938年这十年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当选美国国家院士的2人，成才率之高，实为历史罕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王淦昌、钱三强，赵九章、何泽慧，王大珩、彭桓武、林家翘、戴振铎、钱伟长……

    叶企孙在西南联大时期，发现并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学奖的李政道，李政道入学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论课了，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有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李政道因为总是拿满分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但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

    叶企孙终身未娶，以一生心血培养出大批高科技人才。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对叶企孙为何一拖再拖、以致终身未娶进行解释：

    叔父就任于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物理系并为此殚精竭虑，为清华网罗人才而奔波。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物理学的栋梁泰斗多半出自清华”。这期间极少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掀起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有的学者学会了察言观色，落井下石。疾风知劲草，叶企孙的独立观点和自由思想一直没有被“改造”掉。一直到1951年，叶企孙还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而与“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一边倒”等官方理念格格不入。他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1969年，叶企孙获释仍然接受隔离审查，一直过着悲戚乃至乞讨式的生活。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北医三院昏睡中去世。他离那个姗姗来迟的科学的春天只有一步之遥。

    叶企孙一手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82年恢复了建制。1984年，在各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正式复系。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并成立“叶企孙奖”基金，在首届授奖仪式上，钱伟长深情地说：“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视学生如儿女。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技工作者。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叶企孙先生的铜像安放在门厅一侧，或许，只有那些已经步入暮年的人才知道，当年，先生就是这样看着他们的。

（选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退学读私塾、父母担当读经“家教”、课余“读经班”异常火热……据报道，针对少儿读“经”不断涌现的讨论，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特设“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专题论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教育正在逐渐回归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读经热、诵典潮，近年来风生水起，已成时尚，这是对传统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更何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将传统融入当下，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和生产生活，教育是最重要的抓手之一。目前，从戏曲、书法、武术进校园，到新教材增加古诗文比重，无不说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既可行可操作，效果也可期可赞。

    不过，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能一提读经就退学读私塾，也不能陷入读死经的泥淖之中。如果把读经简单理解为死记硬背，却不知其意，实属本末倒置。媒体曾报道，某读经少年“花了10年时间背诵了30万字的儒家经典，结果竟然连常用字都认不全，一篇800字的作文错字连篇”，这是不折不扣的读经悲剧。还有人读经，以背诵了多少万字经典而自矜，时不时卖弄于公共场合，炫技于亲朋面前，这种小聪明反衬此人并未真正读懂经。

    今人读经，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王国维认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现代人读经诵典，读进去才有可能读得懂，知其深邃，跳出来才能更客观地审视经典，并在审视过程中观照内心，有选择地指导自我。对待古代经典，用业内人士的话就是做到“客观、科学和礼敬”。否则，妍媸不分，全都拿来，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随手拈来，大口吞下”，把“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也当成了滋补品，后果自然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读经诵典，“怎么读”重要，“读成什么”也重要。在品味与诵读过程中，如果深切领悟到古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品格，并能把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就意味着读出了真意，读出了滋味。

    “有没有印度帝国没有关系，我们可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曾有英国人如是感慨。但凡对本国历史稍有了解者，都会明白民族文化的分量和意义。今天，只有我们在读经诵典中领悟到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才是真的明白了读经的意义，才能谈得上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王石川《读经典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比较

    ①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孔子小心翼翼地调和着新旧社会中的矛盾，企图在其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个人都能成为道德至上的君子，人格完善；社会在“礼”的规范下，尊卑有序，井井有条；统治者做到“克己复礼”、“仁者爱人”，遵循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定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同样生活于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时整个希腊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之中。他从维护马其顿统治利益出发，既反对消极禁欲，也反对过度享乐，希望通过伦理道德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实现政治社会安定和谐。这就需要每个个体在其道德行为中寻求欲望、情感、理性间的和谐。因此，二人都想通过理论的建构去调节和平衡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境界。

    ②孔子思想中浸透着道德的身影，因此，孔子的幸福观里，个体一定要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人格，加强道德修养，只有具备道德才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统治者用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的政事，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亚里士多德受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也肯定德性（道德品性）的重要性，认为唯有品质优良的人才能够做到公正、节制，才能为善。常人所获得的一般幸福可以通过行德来实现，依靠智德所获得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

    ③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是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生活类型。那些崇尚声名、积极活动的人以荣誉为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荣誉为幸福的观点太肤浅。他也反对以物质财富为幸福，因为它不是引起本身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被追求。“快乐、荣誉、德性比财富更有资格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因为他们都引起本身而被追求，然而他们看来也并非幸福（最高善）。”

    ④孔子认为钱财和权势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孔子坦荡承认追求物质的正当性，但他更加强调获取物质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正道和义，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幸福与物质的满足并不具有必然联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粗茶淡饭、悠然自得的生活同样有其乐趣。不行正道而取得的富贵，只是过眼浮云罢了。

    ⑤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将道德和幸福联系了起来，虽然过分地讲幸福与道德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但将道德和幸福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二人对幸福与道德的感悟不同，但对当今社会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却有着重要的借鉴。幸福不只有道德的成分，还需要情感。这里的情感包含对幸福的渴望、热爱以及追求幸福过程中受到稳定情感的支配。幸福的元素应该包含有道德，有热情。

（《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当下，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意义十分深远。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也是西方首先书写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似乎成了普遍法则。然而，实践不会迁就任何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理论地位应当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发展优势应当转化为我们的话语优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且成功的现代化样本，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书写现代化的中国版本。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的客观认识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自觉矫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着力解决好“谁在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陷入西方价值观陷阱，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客观看待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挑战。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融通中外的表述。这就要求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着力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融通中外的表述要求我们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照本（西方的话语）宣科。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寻求一种拥有最可信说服力、获得最广大认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表述要融通中外，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世界性，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关键是研究中国问题，着力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改革开效40年来，中国奇迹中所蕴含的奥秘和规律性的真理，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生命体。对这个生命体的发展历程的描述，不仅是在揭示中国奇迹的奥秘，也是对世界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给予的一种新的思路和中国式回答，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中国版本的现代化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性，而是为了开辟更加丰富、多元、壮丽的现代性前景。

（摘编自崔丽华《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

道家以站在世俗之外的心态冷眼旁观，滋生出独特的处世智慧，既有指导实际生活的经验性方法、技巧，也有待人接物的理论性原则、价值，更有超越实际生活、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性境界。

与其他诸子哲学相比，道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守柔尚雌。老子在其书中以“母”“婴儿”，“水”等外表柔弱之物为道的喻体以表示其对柔弱的崇尚。不仅仅是老子，庄子在其书中以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等故事说明，面对强者的压力，弱者的生存之道是以柔弱的姿态应对：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却因其无用之德得以在混乱的世间生存，看似柔弱的残疾人在强者环伺的世界反而能自我保存。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庄子并不是反对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反对仅仅追求知识、不知追求生命自身。自我节制的结果是对他者的宽容。《老子》讲“和光同尘”，《庄子》讲“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是说在人世中，需要一种宏阔的心态对待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道家主张无原则的原谅，老庄对道、德有自己的坚守。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说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禀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也需要保持和谐状态。首先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到“心莫若和”的说法，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其次，自我他者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认为真实呈现的人性是自足的、不喜干涉的，每个人遵循自洽自适的性情，以无为的方式生活在世间，在位者和百姓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百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则会形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对自然环境也是顺应的。庄子曾经指出对于牛马，应该任其逍遥于草地，而不是“络马首穿牛鼻”。再次，道家处世之道要求不能局限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楚王遗弓”的故事中，老子藏弓于天下的视野比孔子藏弓于人的视角宏阔得多。道家追寻的最高道德不是儒家信仰的仁德，而是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是一种空灵虚静之“虚”德，而不是有着仁义等实质内涵的“实”德，是为“游心乎德之和”“道通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摘编自杨杰《道家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