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中国饮食文化蕴含生存之道

    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胡司德在他本周出版的新书中指出，中国的饮食文化蕴含生存之道。他向记者披露了这份“隐藏的食谱”。

    经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文字记载，他探讨了中国丰富的烹饪文化对古代和当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要性。据胡司德研究显示，许多为中国历代君主出谋划策的大臣、谋士和谏言者都是厨师或屠夫出身。他说：“厨师、屠夫和侍应这类职业将一些塑造领导力所需的才能具体化了。比如，为了不让任何一种味道太重而盖过另一种，所有烹饪调料都应该同比放入，这恰恰体现了我们常常所说的和谐、公正和平等。此外，切肉时等量下刀和送菜时恰当分配也表达了秩序和规范的观念。”

    商朝的开国大臣伊尹是有史书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佐。他本是一位烹饪技术高超的御厨，但有一段时间，给商汤王做的饭总是太淡或太咸。问及此事，他在解释时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自此他得到了提拔重用。胡教授以伊尹为例，讲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代名厨成为一朝贤相，并以自己的厨艺启发商汤王执政的。

    与许多西方人不同，胡教授对中国饭局酒桌上的“哲学”十分了解，他说，“许多正式的晚餐或宴会，它的重点并不是吃饭或消费本身，而是以互动交流、了解对方、交换意见或介绍彼此为主”。“在中国，餐桌上座位的安排要体现宾客的身份地位；夹菜的时候也要按尊卑分先后顺序；无论是敬酒还是回敬，都要遵循来宾的贵贱等级；此外，贵宾与普通客人使用的餐具器皿也会有所不同”。胡教授介绍说，中国古代的宴会同样也是个社交场所，人们在用餐之余互相交换诗作、文章和乐谱。中国的饭局让这位英国教授不由地联想到剑桥大学的正式高桌晚宴，他认为这和中国的宴会很相像：“在当代社会里，如果你想与人沟通交流，最好的方式通常都是邀请他们吃饭。在餐桌上，‘礼’非常重要。如何在宴会中表现得体代表一个人的修养。带学生们参加这类正式晚宴，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吃不言、睡不语”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句古训，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食不厌精”、粗茶淡饭的饮食哲学给胡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自己也喜爱粗茶淡饭，因为粗茶淡饭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圣贤的理念，不暴饮暴食也体现了节制有度的概念”。“此外，中国的大思想家孔子是根据政治环境而调整自己饮食结构的典型例子。他在重要的官方场合，十分懂得把握饮酒分寸。虽然在宫廷中常常需要出席各类酒宴，但孔子从未让自己喝醉过”。

    胡教授还相信，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性。他表示，“有很多医学史书记载，未出生的胎儿会受到母亲饮食习惯的影响。这就是中国人现在也在提倡的‘胎教’”。

    设计美学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是一门立足于现代，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学科。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等与美学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就研究范畴而言，设计美学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学思辨。设计美学是应用型美学，它强调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通过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而传统的美学则侧重于纯粹的艺术方面，看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虽然设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是设计美学的思想却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了，并且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注重抽象化与意境，这有别于西方注重写实和逻辑思维的设计美学。因此古代器物在制造时也会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有形的东西传达无形的思想，借而抒发造物者的情感、志向，并且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包容关系。以座椅为例，中国传统比较讲究意向与象征意义，手工也非常精细，会把重点放在椅子材料（木头等）的选用及装饰与做工等，以求更好地达到与自然结合的目的。而西方设计美学则强调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设计的时候会把精力放在研究人的坐姿、椅子的尺寸、舒适度等具体问题上，以此来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姿态的座椅。

    东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在文化、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也很明显。不止这些，确切地说，凡是涉及到设计美学的领域，在东西方范围内，都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但尽管如此，设计美学思想却是源于相同的出处—新石器时代。设计美学便是从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走过了数千年，并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设计。这些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且璀璨至今，每一个都饱含了设计者聪颖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然而在这些优秀的器具中，中国古代灯具以现存数量众多，记载之详尽，且拥有着完整的发展体系和脉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本质内涵。

（节选自朱天阳、姜晓童《浅论中国传统灯具中的设计美学内涵》）

    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法哲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法学研究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法哲学。人们对法治建设及其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法学研究应更加影显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法哲学研究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从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力。

    过去一个时期，西方法哲学研究几乎成了法行学研究的同义词，西方法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问题等几乎成为法哲学研究的全部，不少学者着迷于哈特·德沃金等西方法哲学家。实际上，尽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法哲学为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资源，但中国法哲学不能也不应只是对西方法哲学研究进行复制模仿，不能沿着别人的路往下走。中国法哲学研究如果没有自身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特性，就难以走向深刻和成熟。那就好比自己的躯体里装了别人的灵魂，无法为法学研究提供哲学根基。

    中国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法哲学应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及解决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源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主体性。

    中国法哲学研究还应直面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中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形成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法哲学银造出成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发掘了真问题，并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和哲学探讨，中国法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资源并真正进入法律实践，而不是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和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要实现中国法哲学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在研究中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华。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发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法哲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治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体现什么样的特色？需要中国法哲学认真思考研究。比如，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本体论。阐释其性质、目标、本原、根基等。在认识论上研究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等，在实践论上研究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基本方法，主要步骤等问题，科学阐明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关的价值与工具，目的与手段，系统与子系统以及战略布局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国法哲学要对这场深刻变革积极，能动地进行回应，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激发中国法哲学自身的活力，展现中国法哲学独特的价值风貌。

（选自姜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哲学》，《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13版）

    材料一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王朝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交通便利是都城必备的条件之一。自五代至北宋，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开封的陆路交通发达。商周以后，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到临淄构成东西交通要道，北行渡过黄河沿太行山前大道可到今北京一带，向南也有大道可通东南及南方各地。北宋建设的陆路交通网络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

    北宋运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邗沟故道、长江及江南运河，向北沟通黄河、济水及卫河。运河通向四方，连通了全国各大水系，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开封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这样的水路交通条件在中国古都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运河对于北方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然而，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历史上确有数次开封城被黄河河水吞没之记录。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汴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北宋之后，开封的自然地理优势丧失殆尽，十几年短暂的金朝建都开封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后开封水患日益加剧，明清时期，黄河水多次灌入城内，仅开封附近见于记载的水灾便达40多次。黄河泛滥不仅淹没村舍农田，而且将运河全部淤平。至此，开封的水路交通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取材于张清俐、张杰《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

    材料二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汴州等。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贸都会，其影响力在于规划布局的严整性、山水形胜的优越性和天赋庄严的神圣性，核心在于前所未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城市体系完善。《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资料和《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资料，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开封依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里为皇城，主要为宫殿区；再外为里城，为官衙与市民区；最外为新城，新城与里城相互沟通。一千年前的开封排水设施相当完备，还有专司城市救火的“探火军人”，还有官办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按西方观念，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开封的城市软硬件设施齐备，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街市制度兴起。从西周到唐朝，我国城市建制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开封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变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转型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开封拓宽街道，拆掉坊墙，允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形成坊、市合一的局面。商业店铺沿街兴建，形成街市，交易区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

    商业贸易繁盛。当时宋朝首都东京，人口达百万，居民、商人经商不但不受空间约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们毗邻主要交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区标志性的酒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灯火辉煌；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这样百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那时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规模不过万人。正如《哈佛中国史》的评价：“（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取材于张杰、张清俐《北宋东京城：凸显商业与开放》）

    材料三

    北宋对东京城市建制的变革，为城市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扫清了道路，也为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化样式的出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北宋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文人创作较为自由，这种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东京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是市井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兴起了白话小说、戏剧等。皮影、绘画、木版年画等市民文化产业也十分兴盛。

    东京城是文人雅士、巨儒名家的聚集地，他们在此吟诗作对、填词作赋，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相比起唐诗，宋词形式较为自由，内容和词语也更通俗化，这不仅更受底层人民欢迎，也更利于民间传唱。宋代散文承接唐代古文运动并走向成熟，话本小说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宋代绘画不仅表现为一门艺术，更表现为一种技术。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书画行业开始兴盛。东京城最繁华的街市高头街、大相国寺一带的庙会，都曾是书画商云集之地。年关节日，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在市场上热销。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东京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道经、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其绘刻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来说，东京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在作品中直接呈现东京的繁盛景象，“一画一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孟元老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对都城写实性的描述，让后人对这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都市充满了向往。

（取材于朱金中《开封：繁华如梦境的宋代文化》）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