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球的博物馆正出现“集体上天猫潮”。现已有24家博物馆入驻天猫，仅故宫就在淘宝天猫开了6家店，《故宫日历》一个月可卖6000余本。

一直以来，博物馆都面临着文创产品品类单一供应链薄弱的难题对此，天猫平台提供了一个互联网化的解决方案，即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给文创IP的开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调动这些品牌商与博物馆从设计开发到生产营销的深度合作，解决博物馆供应链的问题，最终推进文创IP的商业化落地。

    在这波博物馆“集体上天猫潮”中，有不少外国博物馆的面孔，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进驻天猫的海外博物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荷兰梵高博物馆、RMN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等一串博物馆都已经在来天猫的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拥有的数千家博物馆数量相比，目前入驻天猫平台的博物馆数量并不算多。对此，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家洛认为，天猫的目标和理想不是把博物馆全部搬到线上做旗舰店，而是如何把博物馆有价值的文化和IP有效的传递给消费者。天猫要跟每一个文化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内真正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机构去做深度开发，树立起文化开发的商业化标杆，以此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摘编自《24家博物馆入驻天猫》人民网2019年08月16日）

    材料二

    故宫今年599岁，颐和园269岁，英国大英博物馆26岁驻电商平台后，这些古老的博物馆们开始“逆生长”，也因此收获了更多年轻粉丝《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仅在淘宝天猫逛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就达到16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的1.5倍，其中有1亿用户是“90后”。

    记者注意到，目前入驻天猫的博物馆中，有不少外国博物馆的面孔。英国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进驻天猫的海外博物馆，仅仅16天，在天猫首发的所有商品就全部售罄。

    围绕历史文化IP的开发和授权，在国外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丰富的历史文化IP开发成为博物馆运营收入中重要的一环数据显示，仅在2015年，大英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营业收入就达到年均2亿美元。相较之下，中国的这项事业尚在起步阶段。

    比起博物馆的自营文创产品，年轻人更喜爱博物馆与其他品牌的跨界产品《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跨界衍生品在整体文创产品市场份额高达72％，也就是说，博物馆跨界衍生品的规模是博物馆自营产品的3倍。

    今年以来，故宫口红、江南四大才子春茶中国探月计划棒棒糖3款跨界产品，成为网友抢购的“爆款”。其中，江南四大才子春茶是苏州博物馆和茶品牌的跨界合作，中国探月计划棒棒糖则是中国探月和棒棒糖品牌的跨界合作，上线当天就卖出10万份。

    “我逛博物馆，一定要考察它的文创商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发的很多文创产品中看不中用，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太远《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总编辑、故宫文具董事长王翔坦言。

    摘编自《博物馆文创跨界“逆生长”》《北京日报》2019年08月16日）

材料三：

    在当代影视产业中，可以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对我国固有文化充满由衷喜爱、尊重乃至敬畏。无论是《延禧攻略》里博物馆级别的刺绣，还是《长安十二时辰》里学术级别的对长安生活复原，都在引发作者和读者在文化和审美层面共鸣以致共情。影视行业里由文化自觉深刻体现出的文化自信，让人们对未来涌现更多富有民族文化审美的影视艺术精品充满信心。

    如何在当代电视剧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要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创作的一种根本性联系。”中国传媒学教授倪学福认为，“融入”不是指“古香古色”的场景布置、“仙风道骨”的人物造型，甚至也不是“之乎者也”的台询风格“这些都是比较外在的。我更推崇的是内在的、精神性的融合与传承。这虽是一种润物无声水过无痕式的转化，但一定是内在的精神性传承”。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何监将贺知章诗句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剪”和“裁”抽炼出来，烘托出故事杀的背景；将李白诗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中恰当地嵌入了激烈、残酷却侠义的剧情，对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转换。此外，剧中许多人物、名词、言语、习俗诸如李必、、靖安司、叉手礼等，都在网上引领了一股“长知识”潮流。这些剧集中传统文化的成功转化，都有很高匹配度和话题性，在多元化现代传播中创意袭人，还难得地使传统文化获得了鮮活生动的当代性。

（摘编自《电视剧如何打通文化血脉》《济日报》2019年08月26日）

    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

树影下的家族（有删改）

朱以撒

①生前寂寞身后名，可以作为众多贤人的注解。孔子也不例外，他的行踪，实在是很可以给后人一些警策的。尽管他的身影已意象化，如一道遥远的风景。

②他活着的时候，美风良俗“礼崩乐坏”，物欲横流，生灵涂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孔子不是躲在他的三间故宅里，作高头讲章，而是坚决地干预现实生活。如任鲁国大司寇时，见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迷恋于齐国送来的八十名美女歌妓，便心急如焚。当劝谏无效时，他的文人脾性就上来了，辞去大司寇的职务，开始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③他的漂泊，是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在奋力抗争，阳光普照也罢，风寒霜雪也罢。只是在过于雄大磅礴的苍凉空间下，他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周游卫、陈、蔡、楚后，他的主张“终无任用”，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他的心一定在疲惫中触及到寂寞的苍凉了。夜间听漏，漏尽更残，失意仿佛没有尽头，氤氲迷雾中不见曙色。他的出行，在后人看来是一种象征，在当时却是怎样一种痛苦——他那摇摇晃晃却执着朝前的身影，成了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④孔子是很讲“正名”的，讲究雍容之礼乐。但他却面对着扇自己耳光的窘境；周游列国时，那段“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日子；置身星空下，那种孤独而凄冷的仰望；逃离险境时，生命河床中无数的坎坷不平……此情此境，该如何为这种非雍容的狼狈“正名”？换了人，恐怕只有仰天长叹。孔子却是自由的，他从精神层面，消解了诸多污泥，包括浸入身边的冷落和嘲笑。用精神武器，孔子给我们展现了世间最绚烂的美丽、雍容和华贵，高洁和清贫就这么融洽地得以正名！

⑤怀想着几千年的事迹，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幽深的孔府里穿行。我在孔府的树影下变得那般弱小。古老的树影使我的呼吸变得滞重，树影上布满了阳光的符号和思念的语言。尽管我和孔府相处是如此的短暂，寒冷却一直扑击着我。

⑥孔子生前的执着和忧郁，他的后人没有体验，不能细品，却享用了名噪古今的荣华。一顶顶光焰四射的桂冠飞临，使孔府光芒万丈。声名的显赫对于前人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精神上的追补，而对于后人来说，荣耀的同时也万般沉重。他们不能过普通人那般轻轻松松的寻常日子了，动不动就被称为多少代“衍圣公”，一举手一投足必然要有衍圣公那架式。除了给予孔子后人优渥的生活条件外，又增加了多少文化品位、美学价值于其中呢？就是那些封给孔子一顶顶桂冠的帝王们，好像尊孔得很，卫道得很，对儒家学说膜拜之至，可结果呢，看看宫廷内演出的一幕幕丑剧，尊孔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⑦孔家的人早已不在高墙内树影下生活了，进入树影下的反倒是那些怀着各种各样心理的旅行者、朝拜者，和孔氏毫无瓜葛。我好几次抬起头，试图透过树影窥见头顶的青天，可是孔府接收阳光是那么的有限。这在我后来匆匆穿过孔庙的神秘和森严、孔林的枯寂和荒芜，目击那十万余树影下密集的坟茔时，我终于明白过来，是什么汇聚在树影之下。我还看见了那些风雨中面容残沥的翁仲，或蹲或倒的石兽，岿然不动，它们是在回望过去的鼎盛吧？

材料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源头。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才能看到二者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和殷墟两个考古遗址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但三星堆代表的巴蜀文明和殷墟代表的中原文明经历的却不一样。

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等，纹饰大多是动物，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上和兽形器上刻着的小人，青铜神坛上所铸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个人像等等。

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家族墓葬之中，作为陪葬的明器，象征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内容清晰地表达了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说明，此时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首先在于两种文明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近几年三星堆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专家认为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而中原文明里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形象演化而来的。《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

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中原文明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这种“大”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它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体量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来源不止于此。中原文明区域地势平坦，湿润多雨，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形成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的文化基因。对巴蜀文明而言，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降雨带，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其中。这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和对艺术的迷狂。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

巴蜀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 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裴争《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材料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蚕丛“其目纵”，这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

蜀王更迭都发生在蜀族内部部落之间，所以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在200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的强盛，古蜀国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从鄂西出土的鸟头柄来看，此地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也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购买。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但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全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4000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材料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一些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消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应当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文章出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全球化使地域文化不再相互隔离，促进了文化领域的交流互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某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和评判标准，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可以相互交织，但并非完全重合。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文化的交融也将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多元性现实。

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但更多地包含着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它不可能是文化的彻底“西方化”，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新的文化格局。文化交流的过程，有人称之为文化的“濡化”，即任何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甲、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濡化”。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文化全球化遇到不少问题。一些人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部分发达的西方国家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甚至同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在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地域文化那里，西方文化并不容易占主导地位，地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特质，决定了地域文化的非屈服性。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也无法淹没地域文化，反而更加有利于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地域文化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曾指出：新型世界文明的主要潮流，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文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开始趋向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代表着地域文化的消融，文化多元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地域文化要想健康发展，不仅要坚守自我，也要积极吸收全球文化先进、科学的内容。

（摘编自方浩范《对文化全球化与边缘文化的思考》，文章出自学术期刊《长白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