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型，它与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揭示中国艺术生命秘密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圆有时是相对于缺而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圆满”一语，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也可看出中国人重视艺术生命的一份用心。司空图《诗品·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云：“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环中，理之圆足混成无缺，如太极然。”在这里，圆即充满、周备、具足，体现在诗性艺心就是浑全充融。森罗万象，一尘沤，一片叶，一缕云，及至浩浩苍天、绵绵大地，都可以大道涵括。

    中国哲学中有一个著名比喻：“月印万川”，最能体现充满圆融的特点。这个比喻有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万川之月，只是一月。江流宛转绕芳甸，何处春江无月明，湛然寰宇，月光朗照，天下万千江湖，无处不映出它的圆影。然万千个圆共有一圆，万种之月，只有一月相照，一圆贯穿了万川之圆，散在江湖各处的异在之圆联成一个整体，只有一个生命。二是自此一月，可观全月。由于散在江湖的万千之月均由一月相照，故自任何一月均可窥见万千之月的内在生命，任何江湖的月都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世界。“万川之月”所透析出的哲学内蕴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它强调了万物都是一个自在圆足的生命这一重要特性。

    　中国哲学的圆满具足说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情调，它实际上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儒道佛中的充满圆融的生命哲学刺激了中国艺术家的创造精神。由于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艺术家总有一种自觉的超越意识，要尽广大，极精微，自有限而观无限，由当下而观永恒。然而宇宙洪阔，天道苍苍，艺术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它总不能摆脱具体的实在，总在关注一人一事一时一物，这便制约了艺术家的绵绵长思。万川之月自在圆融的生命哲学却给了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艺术家既关心“一”，认为“山川即道”、“山水即天理”，万事万物均是道的化身，但更关心的是“一切”，因为“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切都是自在圆足的生命整体。《文心雕龙》云：“乘一总万”；《二十四诗品》云：“万取一收”，其意大致相同。

    故中国艺术家更重视当下直接的观照，更关心微观，在艺术倾向上，两汉时铺排山川云物的现象到了唐宋时越来越少，人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更加精微、细致。中唐以后，追求精微细致的审美风尚渐渐弥散开。如在中国园林中，人们普遍追求“壶纳天地”的妙处。一湾清泉，几条幽径，几处亭台，便俨然构成一自在圆足的世界。请看中国园林的命名：勺园，如一勺之大；蠡园，如一瓢之微；壶公楼，小得如茶壶一般；芥子园，微小得犹如一粒种子；一沤居，细微得如同大海中的一朵涟漪。但是，在中国人看，一沤就是茫茫大海，一假山就是连绵峰峦，一亭就是浩浩天庭。故人们常常将园林景区叫做“小沧浪”、“小蓬莱”、“小瀛洲”。“小”是园林特点，“沧浪”“瀛洲”等则是人们远的心意，壶公有天地，芥子纳须弥，这成了中国艺术家不言的秘诀。

    在中国山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溪山无尽”为名的画，它反映了中国山水画家对山川无尽之妙的追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倪云林的《疏林秀石图》风格迥异，一是江山无限，一是片石只林，但所追求的却是一致的，人们在他们的画中无所憾，因为它们自身就是一个自我完足的宇宙。郭河阳“有人悟得丹青理，专向茅茨画山水”正谓此。若要能演成一个完整生命，“茅茨”也能成为灵区。

（节选自朱良志《论中国艺术论中的“圆”》，有修改）

    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

    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

    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

    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

    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大地》，吴趼人的《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均不免此病，这也还是卖弄学识。

    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

    “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越有才气，也就越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

    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选自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材料一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社会调查时，创作了闪耀着唯实求真精神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也强调：“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根本遵循。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不断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典范。1988年6月，习近平刚到宁德任职，就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我六月到闽东上任，七月初至八月初，偕同地区几位领导同志，走了闽东九个县，还顺带走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也正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提出了闽东发展的具体思路，并针对区县乡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具体发展思路。如在闽东发展思路上提出“弱鸟先飞”，在发展耐力上提出“滴水穿石”，在农业发展上提出“大农业”的路径，在经济发展着力点上提出闽东振兴在“林”的思路，在畲族经济发展上提出要“更开放些”，指出闽东经济发展要处理好六个关系等，在调查分析第一手资料基础上为闽东发展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摘编自王立胜《调查研究是干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方法》）

材料二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在大兴调查研究中坚持人民至上的认识路线。只有深入基层、身入群众、心入群众，得民情而治，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办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难心事，促进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论是做决策、抓工作，还是促落实，都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群众观，深入群众，摸清民情，找准问题，提实对策。要树牢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去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瞎说一气、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主观臆想”而自动消失。我们要调整工作思维、转变角色，不要坐在办公室里想问题、提对策，不要“纸上谈兵”、高高在上，而要身入、心至基层，了解、掌握、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拜人民为师，虚心向人民学习，不要嫌弃人民开出的“土方”。实践方出真知，高手往往在民间。党员干部要透过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总结客观规律，获得正确认识，充分集中并运用人民智慧。调查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提出对策、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调查研究中，必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让群众吃下“定心丸”。要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推动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传好党的“传家宝”。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功。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人们容易束手无策，而通过调查研究，全面地、客观地把握现状后，解决问题的理念和方案便会呼之欲出。正如毛泽东所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只要走出办公室，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在工作中就能实现从“都是问题”向“全是办法”转变。

大兴调查研究坚持人民至上突出的是“求实＂“为民”的政治品格，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式，更是创造人民满意政绩的“金钥匙”。只有把“造福人民”贯穿调查研究的全过程，办人民需要的实事，求人民满意的实绩，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才能用好、用活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大兴调查研究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一些人认为做调查研究工作耗费时间、费心费力、难出实效，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对于调查研究，或避而不谈，或坐而论道，或浅尝辄止，或走马观花。这种调查研究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是错误的政绩观。大兴调查研究坚持人民至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应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调查研究不要装样子，搞形式主义。如果调查研究只做表面文章、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热衷于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那么既浪费了资源，又贻误了工作，还寒了百姓的心。因此，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深入实践、摸清实况、尊重实际、真抓实干。

（摘编自田鹏颖《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人民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