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

    11月5日到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四叶草”展馆内，展商云集，展品琳琅满目，参观者摩肩接踵。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说：“我衷心希望，参会参展的各国朋友都能广结良缘、满载而归！”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充分说明，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适应。这表明，中国正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扩大进口空间。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搭乘高速行驶的“中国号”列车：南苏丹参展商带来了非洲原产芝麻，俄罗斯搭上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快车……诸多国外展商的故事，充分印证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开放合作是建设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首届进博会的举办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大蛋糕”，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在开放中与世界共享发展“大蛋糕”》），新华社11月10日电）

材料二：

    外媒称，面临美国的贸易制裁，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正在打造一个新形象——进口国。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7日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要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为经济全球化制定正确路线。

    报道称，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历时一周的盛会很火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租用了展位。这些企业包括谷歌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霍尼韦尔国际公司、高通公司等。将有16万国内买家和很多中国官员出席展会。

    报道指出，企业对该博览会的兴趣反映了中国对从先进工业生产系统到食品与服务等消费品的巨大购买力。中国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胃口可能很快会震动世界，就像此前它巨大的制造业产出震动了世界一样。

    报道称，中国每年要主办像广交会那样的大约4000个贸易展，但此次展会将改变全球对中国的看法。

（摘编自《“中国胃口”或很快震动世界》，参考消息网2018.10.19）

材料三：

    有8个风格各异的非洲国家馆将亮相上海，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近200家全业的产品将亮相进博会，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代表也将出席此次盛会。

    本次进博会为非洲产品亮相中国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此次的非洲展品以食品和农产品为主，像埃塞的咖啡、加纳的可可豆、肯尼亚的红茶、塞内加尔的花生等；另外还有埃及的地毯、坦桑尼亚的坦桑蓝，突尼斯的茶具，卢旺达木雕等手工艺品。

    户旺达总理思吉伦特表示说；进博会给非洲和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机遇，还给我们向中国学习工业化、产业化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提供了机会。

    肯尼亚出口促进委员会主席比沃特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畅通了全世界向中国出口的渠道，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将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位非洲商人说，在非洲，你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希望在此后再来中国时，能在北京买到一束肯尼亚鲜花，在广州喝上一口加了赞比亚蜂蜜的南非路易波士茶。

（摘编自《非洲国家和企业踊跃参加首届进博会》，央视网2018.11.5）

即兴表演

（英）韦兰·史密斯

    这一切全是那穿毛皮大衣女人的过错！要不是她，那件事永远也不会发生。

    那天晚上，我和乔治娅在餐馆吃消夜。那位穿毛皮大衣的女人每隔一会儿就要掏出手机与她的朋友大声地聊着天。我一向认为餐馆不应该是人们打手机的场所。不过，刚开始我还只是心存一丝不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竟然聊得没完没了，全然不顾别人的存在。

    当我们原本较为幽雅的气氛第七次被她的电话打扰时，我开始烦躁不安了。“她自以为多么了不得！”我怒气冲冲地对乔治娅说道，“她真的以为我们连手机都没见过吗？”

    乔治娅只是甜甜地向我微笑着。她依然还是那么平静，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当她的手机第八次响起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后面发生的事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从夹克衫的衣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翻盖便道：“喂！谁呀？”我认为自己的语气里充满着自信，俨然是一位做生意的大商人。

    “噢，嗨，约翰。谢谢你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吗？”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乔治娅用眼睛盯着我。

    “那份合同你已经听说了吧？确实是个不错的消息。”我对着电话吹嘘起来。“我还以为这桩生意就那么不了了之了！看来，我们得着手下半年的工作计划了。”

    乔治娅仍在莫名其妙地瞪着我。她听得到话筒传来的拨号音，显然，她以为我已经被闹得神志不清了。

    “是的，我也确实感到十分高兴。”我说。此时，拨号音已经变成了音乐声。“今天上午，我一时高兴便买下了这部新手机。”

    “噢，它比我以前的那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我炫耀着说，“它可以显示哪个电话重要，哪个电话不重要。这样，我就可以根据重要性选择什么时候接听。”

    我朝邻近的餐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乔治娅对我嘘了一声，可我现在已经失去了控制。

    这时候，餐馆里已经安静了许多，各种迹象清楚地表明餐馆的其他客人对我们的谈话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谈话也都忘了。

    “他们对这种新款手机功能之妙非常惊讶。”我继续聊着，信心又增强了几分。“你知道，我甚至可以进行功能设置。来电显示后，如果我在30分钟之内不接的话，它就会自动给我的秘书发出一条短消息。相当不错吧？”

    乔治娅坐回她的椅子，怒视着我。她完全清楚，我所谓的秘书实际上就是一位每周过来清扫一次的女清洗工。

    坐在邻近餐桌的毛皮大衣似乎一下子被唬住了。现在，她肯定没在用她的手机了。连她的朋友似乎也竖起了耳朵，一边给她的小狗喂食一边仔细地听我的谈话。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心情舒畅。这个想法简直妙不可言！

    我还在继续神聊着。我并不满足于自己一时取得的胜利。

    “你知道这手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我对着此时已经悄然无声的手机问道，“他们还给它附加了一种特殊保险，有了这种保险，即使你将它弄坏或者丢失了，第二天就会给你换上一部崭新的，不管次数多少！”

    现在，其他客人也纷纷回头注视着我们。他们已经由刚开始的克制变得有点厌烦了。乔治娅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毫不掩饰地用手叩击着手表。可眼下，我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

    “是啊，他们说那没关系。不管我的手机坏多少次或是丢失了都无所谓。显然，那家公司库存的手机实在太多了，他们还正为如何处理手机发愁呢！”我大声地笑了起来。

    乔治娅收拾好她的手提包，故意将她的座椅弄出声响来。

    妻子已经走出两张桌子那么远了，她朝服务台走去。

    “谢谢你的电话。”我说，“我们明天再细谈吧。”

    我赶快起身，扣了手机翻盖。乔治娅几乎已经走到门口了，我赶紧跟上去，经过门口时随手将手机扔进了门边的火炉中。

    快要走出餐馆时，我回头朝餐厅瞥了一眼，我觉得刚才发生的整个插曲似乎还是值得的。毛皮大衣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嘴巴张得大大的，连她的好友也没再喂她的小狗。

    我一边跟着妻子快步走着，一边想：其实，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为了那么一丁点胜利而自鸣得意实在是太肤浅了。不过，当乔治娅对我进行规劝时，我不禁笑了起来。

    “得了吧，乔治娅，那真的没关系。”我得意地说道，“刚才那部手机其实是我上周在市场上买来的假货。”

    “什么？”乔治娅惊讶地问，然后在手提包里摸索着，“你说的是这一部吧？”

（原载于《百花园》杂志，有删节）

材料一：

近十余年来，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颇为关注。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从地理本位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例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摘编自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材料二：

地理意象是一个文化聚合体。从历时性来说，地理意象因为具有鲜明显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展示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创作、接受心理和文学变迁的内在动因及表现形态。地理意象即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参与文学文本全方位、立体性构建，进而观察出特定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如在宋玉辞赋中的“高唐神女”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和荆楚之地风情文化复合的产物。川东与鄂西一带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山间气候风云变幻山雨颇多且急，而且楚人重巫善想象，故而衍生出“神女”意象。闻一多就认为“巫山朝云”与《诗经》“南山朝隋”几乎一体、“高唐”即楚地“高谋”，陈梦家更是直言神女为“帝之季女”的“巫儿”，认为这些都与荆楚之地巫祭之风盛行、民风淳朴、青年男女奔放热烈的爱情观有关，故而“高唐神女”也是典型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贮存器。

（摘编自刘洁《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