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种能够对疟疾提供100%防护的疟疾疫苗将首次在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从而研究其在真实条件下的有效性。

    这项试验将于2020年初在赤道几内亚海岸外的比奥科岛实施，将有2100名年龄在2至50岁之间的受试者参与该试验。领导这项研究的疟疾研究人员表示，这项试验的目的是提供监管机构批准该疫苗所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赤道几内亚政府和私营能源公司正在赞助这项试验。

    在实验室研究中，这种名为PF的疫苗已被证明是迄今开发的最有效的疟疾疫苗，能够为健康的志愿者提供完全的保护。疫苗的工作原理是激发对恶性疟原虫的一种免疫反应，该疫苗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整个寄生虫作为其有效成分，而大多数候选疟疾疫苗只包括少量的基因工程寄生虫蛋白。

    然而为了有效性，必须通过静脉注射疫苗。这对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提出了挑战，因为这是一个比通常用于其它疫苗的过程更加复杂的程序——其它疫苗注射往往需要穿透皮肤或肌肉，或采用口服的方式。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疟疾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

（摘编自赵熙熙《最有效疟疾疫苗将大规模测试》，《中国科学报》2019年4月19日）

材料二：

    英媒称，将给大约36万名脆弱的非洲孩子接种世界上首种疟疾疫苗，这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该疫苗提供对患上这种传染病的部分保护，试验显示它的预防率为四成。

    疟原虫感染患者的红细胞致使其破裂，降低了红细胞的总数，从而导致疟疾贫血。这是受感染儿童的主要死因。而该疫苗的工作原理是，促使免疫系统攻击疟原虫。报道称，这种疫苗已研制了30年，将给5到9个月大的儿童注射三剂，然后在孩子两岁左右时注射第四剂。该疫苗是一种补充性疟疾控制工具，将被纳入世卫组织建议的预防疟疾措施核心方案。这一方案还包括常规使用药浸蚊帐、室内喷洒杀虫剂以及及时开展疟疾检测和治疗。

    这项疫苗计划的目标是每年给三个非洲国家的大约36万名儿童接种。接种对象将由这些国家的卫生部门决定，以使之发挥最大作用。

（摘编自《全球首个疟疾疫苗在非洲接种》，《参考消息》2019年4月25日）

材料三：

    世卫组织欢迎马拉维政府今天在一项试点规划中推出世界上第一种疟疾疫苗。该国是非洲拟开展试点三国中的第一个。名为RT的疫苗将提供给两岁及以下儿童；加纳和肯尼亚将在今后几周开始使用该疫苗。

疟疾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每两分钟夺走一个孩子的生命。这些死亡大多数发生在非洲，当地每年有超过25万儿童死于疟疾。5岁以下儿童面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的风险最大。全世界范围内，疟疾每年导致43.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过去15年来，蚊帐和其它控制疟疾的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果，但现在进展停滞甚至某些地区出现逆转。我们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来使疟疾应对工作回到正轨，这种疫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工具，有可能挽救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

（摘编自世界卫生组织官网《马拉维启动疟疾疫苗试点》，2019年4月23日）

    材料一

以中国智慧凝心，为世界发展聚力。2013年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与会，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愿意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形成了包括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成果清单。截至日前，首届高峰论坛达成的具体成果落实率达到100%。

当前，在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一带一路”这条机遇之路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畅。

（摘编自《朋友多了路好走：“一带一路”，越走越宽》，光明网2019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该倡议的多数评价较理性正面，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负面性评价，比如“环境破坏论”等。

破坏环境论主打“生态牌”，攻击“中国将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攻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采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水电项目造成当地生态资源环境破坏，使沿线国家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其突出特点是高举“环保牌”，以“绿色”为幌子，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政府都将“绿色”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积极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逐渐从国际绿色责任和绿色标准的追随者成为引领者。

（摘编自《债务陷阱?分裂欧洲?破坏环境?有关“一带一路”评论的谬误》，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上，与会嘉宾从能源、金融、人文等角度为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建言献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成就显著。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中国“绿色方案”也被“随身携带”。“中国多个进出口商会针对对外投资建立社会责任指标，如中国推行钴矿开发环保标准，确保矿业活动在国内外的可持续性。”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认为，该举措能促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让“一带一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与会代表认为，绿色“一带一路”和旨在各国努力消除贫穷、实现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清晰，但实现步骤仍需集纳各方智慧，攻克难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能源，“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也在于能源。如何化挑战为机遇?“据世界银行预测，仅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若2030年前要实现低碳能源的转型，每年需额外投资约为800亿美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如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可在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周国梅说。

“‘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议程都很振奋人心，但若无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目标只能是美好愿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对推动生态文明的根本性问题做了解读。“2030年议程中的17个目标没有一个是陌生的，但为何没有实现?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文化、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和新发展理念正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正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文霭洁表示，该部门将发挥桥梁作用，将中国的资源、技术对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生态文明理念带去。

（摘编自张斐晔李盛明《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材料四：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得到多家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支持，该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强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绿金委负责人说，据估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其间若能更多考虑绿色和可持续因素，将有效缓解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压力。另一方面，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较粗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要扭转这种趋势，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环境治理措施，还须采用绿色金融手段，从投融资前端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严控污染性和高碳投资。”这位负责人说。

（摘编自《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推动绿色投资》，中国青年网2019年4月13日）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

材料一：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美国的了。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的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材料二：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扶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向美帝国主义告别，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新华社记者于1997年7月1日合写的一篇短新闻，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表达了民族强盛的自豪感。

“别了”一词被当代中国人民普遍理解和使用，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史的告别宣言。不说“再见”，只道“永别”，“别了”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帝国主义欺凌史。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意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转到马歇尔身上，他相中了司徒雷登，1946年的7月，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避免中国倒向苏联，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无奈回国。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种种策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将帝国主义的欺凌史扫进了垃圾桶。

别了，“不列颠尼亚”，别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史。别了，“不列颠尼亚”，既是向不列颠尼亚号邮轮告别，也是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

英国、美国等国家在之后也始终没有停止搅乱香港的图谋，1997年掀起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融市场、2013年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2019年煽动香港暴乱，均被祖国一一化解。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欺压史都将一“别”不复返。

（摘编自王洪涛《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不列颠尼亚”>》）

材料一

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交平台，它使得人群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以不同的微信圈层为代表，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网络社交圈子”。所谓微信圈层，是个人或者组织以现实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为熟人关系，以“己”为中心，以信息交互、情感沟通等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的社交圈子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社交圈子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差序格局影响下，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社交圈子”。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对固有传统社会关系进行巩固的圈层，称之“血缘、地缘”圈层；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称之为“学缘、业缘、趣缘”圈层。

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具有很强伸缩能力的“社会圈子”时，特意突出伸缩能力的大小是依据圈子中心，也就是“己”的实力而定，可以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取决于个人实力的大小，在微信圈层中，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再受地域、空间的阻隔，打破了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禁锢，辐射范围大大扩大，“推”的范围随着个人外地求学、异地工作、兴趣相投等机遇而不断向外延伸。……这些微信圈层相互交友，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

材料二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是认为西方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捎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三

“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排斥诉讼，即费孝通先生说的“无讼”。但这里的“无讼”并不是完全排斥诉讼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乡土社会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是先辈们已经遇到过并且解决过的，因此只需沿用“传统”即可，不需要诉诸法律。同时，“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像是无数“水波纹”交织在一起，十分庞杂，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来明确权利与义务就变得困难。

这种模式下，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就要依靠行为者“克己复礼”以及长辈的教化去解决现实中的纠纷。但这种“无讼”的环境，也不是在营造虚假的和谐，而是需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并非所有争端都要走司法途径才能得以解决，一些并不复杂的矛盾纠纷不需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若是能在乡土社会中自行解决，当事人在事后仍能维持正常的人际往来，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观念与“小事不出村，次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不谋而合。这样的矛盾化解模式就是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既考虑到社会原本的状态，又结合时代的发展，在真切解决纠纷的基础上节约司法资源，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摘编自蔡欣雨《在乡土社会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