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智慧交通是未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我国高度重视智慧交通的发展，交通运输部近年来提出了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两个体系，也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改革的意见》，而智慧交通成为其重要手段，扛起了引领交通现代化的大旗。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各种交通问题凸显，发展智慧交通可保障交通安全、缓解拥堵难题、减少交通事故，还可提高车辆及道路的运营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摘编自王贝贝《“十三五”中国智慧交通发展趋势判断》）

材料二：

    2018年中国网民短途出行交通方式选择频率调查

    2018年中国网民长途出行交通方式选择频率调查

    （注）分数越高代表率越高，满分为5分。

    （数据来源于“艾媒咨询”）

材料三：

    目前，我国城市智慧交通普遍缺少顶层设计，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智慧交通框架体系。同时，随着各地交通系统规模扩大，设备故障点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运营维护单位忙于应付设备故障，维修成本过高。另外，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人、各类交通工具在时间、空间上留下的痕迹信息都会被采集到，但这些数据汇聚起来，并不一定产生有价值或者价值高的信息，也消耗了大量的存储空间资源。

    当前对智慧交通信息安全问题重视不足。在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的各个环节中，都可能存在信息泄露、伪造、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

    智慧交通的建设运营要各部门群策群力，但现状是各部门都有其各自的业务系统，难以协调一致；我国智慧交通系统项目的建设先于行业统一标准的推出，许多地区的智慧交通系统自成体系，标准互不统一。

    目前很多中小城市的智慧交通还是比较低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大交通”的概念，当下所谓的智交通其实只是管控。而各地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影响了系统运行效率，提高了系统运行的维护和再建设成本。

    （摘编自姜秀明《浅析智慧交通的未来》）

    材料四：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智慧交通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既可识别车辆特征、交通违法行为等信息，也可实现平面二维的展示，让城市交通参与者变得透明，从而实现了“所见即所现”。通过仿真试验寻求现实交通问题的最优解，获取交通设计方案的评价，为交通规划和整改提供决策辅助。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起来的人和交通数据，通过AR实景指挥作战系统将其深化应用。系将所有交通资源和信息集约在一张实景地图上，实现道路交通从“治”理到“智”理的转变。不过，智慧交通在做好自身行业的同时，还需要横向的延伸，与智慧城市的各行业如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环保等做到相互服务，避免信息孤岛或重复建设。

（摘编自赵锦祥《智慧交通在智慧城市的深入应用与发展趋势》）

    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象所呈现的是一个有情感、有意蕴的感性诗意世界,是以“象”为载体、以“意”为主导的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意象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现实,它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超越现实,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在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诗”既不等于“志”（意）也不等于“史”,而是情与景的融合,即“诗”的本体是意象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兴象、情景、虚实、比兴、气韵等,都直接指向了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另如中国戏曲艺术、书法、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虛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吸收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美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象）想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意）。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传统意象美学在当代美学领域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对人们的精神和艺术创造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认真汲取意象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节选自毛宣国《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2017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school bullying”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夜渡两关记

（明）程敏政

    予谒告南归，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过大枪岭，抵大柳树驿。时日过午矣，不欲行。但问驿吏，吏给言：“虽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马行三十里，稍稍闻从者言，前有清流关，颇险恶多虎，心识之。

    抵关，已昏黑，退无所止，即遣人驱山下邮卒，挟铜钲束燎以行。山口两峰夹峙，高数百寻，仰视不极。石栈岖崟^① ， 悉下马，累肩而上。仍相约：有警，即前后呼噪。适有大星，光煜煜自东西流，寒风暴起束燎皆灭四山草木萧飒有声由是人人自危相呼噪不已铜钰哄发山谷响动。行六、七里，及山顶，忽见月出如烂银盘，照耀无际，始举手相庆。然下山犹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默计此关乃赵检点^②破南唐擒其二将处。兹游虽险而奇，当为平生绝冠。夜二鼓，抵滁阳。

    十七日午，过全椒，趋和州。自幸脱险即夷，无复置虑。行四十里，渡后河，见面山隐隐，问从者，云：“当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过峰后，马入山嘴，峦岫回合，桑田秩秩，凡数村，俨若武陵、仇池，方以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穷，始大骇汗。过野庙，遇老叟，问此为何山，曰：“古昭关也。去香林院尚三十余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驱虎也。”时铜钲、束燎皆不及备。傍山涉涧，怪石如林，马为之避易；众以为伏虎，却顾反走，颠仆枕藉，呼声甚微，虽强之大噪，不能也。良久乃起，复循岭以行，谛视崖堑，深不可测，涧水潺潺，与风疾徐。仰见星斗满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员^③昔尝厄于此关，岂恶地固应尔耶？尽二鼓，抵香林。灯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离亲之久，诸所弗计，冒险夜行，度二关，犯虎穴，虽濒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谓不审也已！谨志之，以为后戒。

（选自《篁敦程先生文粹》）

【注释】①岖崟（yín）：山石险峻的样子。②赵检点：指赵匡胤，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③伍员：指伍子胥，他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做一些对比。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是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在于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更迭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闭环，由于其是受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囿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它也使中国成为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摘编自陈道逸《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