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记者采访的学校中，每个学校都按要求开齐了书法课，学生的接受度很好。北京市黑芝麻胡同小学校长吴健表示，在他们学校，书法课是孩子们真心喜爱的课程。

    上书法课的时候是喜欢的，但是内心依然觉得它没有用，这是一些家长的心态。家长刘女士说出了她的心声：“如果孩子能提前做完作业，我是愿意让他练习书法的。”

    对于家长的看法，南昌师范附小校长易艳丹说：“孩子们能写好字，为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在点滴之间培养家国情怀，这一课是一定不能少的。同时，孩子的成长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不应该是一张试卷、主课成绩所能代表的。我们的建议是根据学生学力的情况分层布置作业，避免一些学生重复抄写。”分层作业已经在不少学校开始推广，在广州执信中学，初一学生李伊尹告诉记者，她有十余种个人爱好，芭蕾、中国舞、爵士舞、电吉他等等，因为分层作业，让她可以留出时间发展个人兴趣。

    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对于书法教育来说，解决评价体系的问题也至关重要：“当前主要的评价还集中在整齐划一的分数坪价上，像是书法、音乐、美术等课程面临的情况大体类似。”

（选自姚晓丹《中小学书法课为何处境尴尬》，《光明日报》2018年07月28日）

材料二：

    2013年1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根据《纲要》的要求，中小学书法教育要“以提高汉字书写能力为基本目标，以书写实践为基本途径”，一方面属于书法教育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可以真正与语文课中的汉字教育形成互补。

    目前，中小学书法教育是由纯粹的“无”到较为健全的“有”的工程。基于此，自2014年以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携手展开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新探索。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书法教师坚持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在广泛参考各种书法教材的基础上商讨这一节课该教什么，下一节课又教什么，或者三年级应教什么，五年级又应该教什么，又逐渐过渡到对用笔、结字基本原理的讨论，其目的则是深入探究汉字书写训练的整个体系，理清内部各要素的逻辑关系，甚至形成基本的训练步骤。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科学性，真正方便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培训，真正有利于制定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各种规范文件。

（选自孙学峰《求解书法教育新模式》，《光明日报》2018年7月28日）

材料三：

    近日，由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中国文字博物馆等联合主办的“2018首届‘米芾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赛”系列活动在江苏省镇江市举行。

    “此次活动弱化了竞技的竞争性，强化了参与性、人文性。所以，这次活动看似一个大赛，其实更是一次综合性的文化活动，有现场书写、评委点评、国学讲座、汉字导读、历史人文景点访学及交流、颁奖等环节和内容，使青少年书法爱好者从以往单一的竞赛中解脱出来，对创造一种全新的书法文化活动，具有示范作用。”中国书协顾问、清华大学教授言恭达说。

    不可否认，青少年书法作品与授课老师关系甚大。书法家李多宽坦言：“这也暴露出青少年书法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即高水平书法教师在各地分布不均。虽然现在很多学校也在增补书法教材，但如何做出正确的引导还有待研究。”李多宽表示，青少年书法赛事的举办更重要的是汉字文化的传播，“比如新西兰的孔子学院，有近3万学生在学习汉语，而且各国对中国书法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当更多的国家与中国交流时，会越来越凸显汉语、汉字对世界的重要性”。

（选自梁腾《竞技不是青少年书法大赛的目的》，《中国文化报》2018年7月27日）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材料一：

    “研究黑洞十多年，最接近我对黑洞想象的是2014年电影《星际穿越》中卡冈都亚的样子。”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黑洞研究创新团组负责人苟利军说。

    卡冈都亚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在科学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一个黑洞。但科学从来都不仅仅止步于想象。如今，一个名为“事件视界望远镜”（EHT）的国际合作项目决定给黑洞拍张照。来自全球30多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利用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8个射电望远镜，分别位于南极、智利（2个）、墨西哥、美国本土、夏威夷（2个）和西班牙，组成一个口径尺寸相当于地球直径的虚拟望远镜，直接观测黑洞的事件视界。经过两年的观测、数据分析与验证，首张黑洞图像终于在北京时间4月10日晚上9点公布：人类在近邻巨椭圆星系M87的中心成功捕获世界上首张黑洞图像。这个经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神秘天体终于露出真容了。

    照片或将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并帮助科学家研究黑洞的构造，例如其吸积盘的形成过程，喷流的方向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陆由俊说：“这将是目前为止最漂亮的一张黑洞照片，即使不能达到期待的清晰度，也将让我们与黑洞本质更近一步。”

（摘编自《世界上首张黑洞图像出炉》）

材料二

    黑洞首张照片一经发布就引发关注热潮，不仅让全球天文学界和爱好者们兴奋不已，也引发国内网友展开热烈无比的全民Р图大赛。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袁强表示，公布黑洞照片这一天文盛事激发了包括中国网友在内的全球民众对于黑洞乃至天文学领域的关注与讨论热情，引起民众用多种方式来参与互动的热情，这是天文学最新研究成果与科普的一次非常成功的案例，也给未来的科普工作带来启发：如何将非常高冷的科学成果以更加亲民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而在民众的互动狂欢背后，也有一些专业的媒体与机构注意到全球8个天文望远镜观测黑洞产生的大量数据的处理使用了另一“神器”——超级计算机。据报道，负责“冲洗”照片的美德两家科研机构用各自的超级计算机将来自8个望远镜的每对可能的数据排成一行。通过比较，在数学上消除噪音，挑出黑洞的信号。每台望远镜上安装的高精度原子钟会为输入数据加上时间戳，让分析人员能够在事后对数据流进行匹配。最终要见到黑洞的“真容”，要将望远镜接收到的无线电波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转换成黑洞的图像。

（《黑洞首照引发“全民狂欢''的背后》，《环球网》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三：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看见’黑洞的人类，真是好运气！”继人类在2015年通过引力波探测“听到”了两个黑洞的“合体”之后，首张照片成为黑洞存在的直接“视觉”证据。就像一位研究黑洞20多年的科学家所评论的，这张看起来有点模糊的照片意义非凡，它再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黑洞的预言是对的，并将进一步帮助科学家解答星系演化等一系列宇宙本质问题。

    首张黑洞照片，是对人类好奇心和探索欲的褒奖和回馈。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断催生着人类的探索事业。从100多年前黑洞预测的提出到50年前“黑洞”一词的流传，从100年前两支科学探险队前往非洲海岸和巴西，通过1919年的日食观测光是否会因太阳引力而弯曲，到如今“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派遣团队前往世界上最高和最偏僻的射电观测台站，去再一次检验对引力的理解，对黑洞的寻找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好奇心之旅。将照片“洗”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黑洞，不仅能让人们欣赏到自然之美，打开对宇宙的新视角，同时也将进一步拨动探索的心弦、激起好奇心涟漪，形成穿越时空的力量。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就像有人形容：当黑洞照片上的光被射出时，人类的先祖还与猿猴一样在树上游荡，还不知道群星是何等的美丽，当这些光线抵达这个蓝色星球时，它们依然还是它们，而我们已经张开了探索的眼睛。看似渺小的人类，用探索之心总可以发现新的世界、做出伟大的壮举。“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将继续伴随未来更多的科学探索。只要像打造地球望远镜一样汇聚人类共同的力量，那些关于宇宙奥秘的新窗口将一扇接一扇地被打开。

（《“黑洞"照片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摘自《人民日报》》4月15日）

材料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个性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缺乏对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比如，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说：“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象。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材料二：

人工智能写作或可以成势，这一方面源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智能软件作诗行文来满足内心的创作表现欲，随便给机器人小冰发一张图片，就能轻松地获取一首“平均水平”的诗文。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创作也更加依赖智能写作软件，在写作之前，有人会利用智能软件检索读者喜欢的题材，以及同类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综合性参考；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动写作软件来协助自己进行景物、人物外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刻画描写，其只需对一些现成的语段稍加修改或“一键引用”后就可拼凑成看起来描写细腻、合情合理的片段。不论智能机器能否独立创作文学作品，人机协作现象已经出现，固有的文学理论是否还适用于这些突破人类唯一创作主体的写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来展开对网络文学的评论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阐释无力、迟滞与空洞的现象。批评标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批评者习惯于以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把这一特殊标准人为拔高为普遍、永恒的真理，随后利用占据文化话语权的特殊位置，把这一评价标准套用于网络文学，最后常常得出网络文学是垃圾的结论。这样的批评明显忽略了网络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技术性、媒介性、空间性特征，既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而宏观地把握文学的发展生态。当我们用“情感”“想象力”“灵感”等人类主体领域的智能性来否定人工智能写作时，是不是也发生了批评标准的偏颇？当我们在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缺乏情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时，是不是也有些心虚？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创作的自我影射呢？

人类排斥人工智能文学，原因大都有两种：一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恐惧感，担心人类创作被取代；二是出于文学园地的守护，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的游戏性、娱乐性是对文学的亵渎。其实，人类能否持续创作取决于自身和读者，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冲突。诗人衣米一说：“即便有机器人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即便有上帝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记忆，机器人和上帝都不可能替我写出来。”如衣米一所言，当人类有创作的欲望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写作行为了，不会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存在而停止创作，否则就是创作动机的不够纯粹，或是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人类所创，还是人工智能所作，作品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就好。至于人类文学作品与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孰能赢得读者芳心，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对严肃神圣的精神世界充满神往、对严谨神秘的技术世界感到新奇，他们既需要灵魂的陶冶，也需要精神的放松。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为情而造文，人类因感知客观世界而有所触动，因触动而将内心通了的情感诉诸笔墨，再以情传人，感染读者。这份自然而发的“情感性”也恰是人类引以为傲并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因由之一。然而在文学日益消费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人类这种为文“自然”之情越来越罕见而可贵，各个层级的文学采风、报刊及网站的市场导向、名目繁多的关项设置等，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文学情感组织化、消费化了吗?

(摘编自雷成佳《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变革：挑战和反思》)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