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这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具体地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现引导性的意义。《国语·齐语》记载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就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的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所有军事装备都是该历史时期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着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进步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的设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等，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运动。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军事史著作。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军事学术思想，用比较规范与传统的概念来表述，就是中国古代兵学。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起源、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兵学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其它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以及唐到清朝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汉中对”“隆中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等，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瑰丽宝库。

（选自黄朴民《军事历史与兵学文化》，有删节）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硏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遗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

    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

    （宗白华《美学散步》）

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材料一 

    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和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基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的新的社区管理形态。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社区是社区治理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是构成智慧城市的基层“细胞”。然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概念都将自身局限在某一领域。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谋划经济社会的智慧化发展。智慧社会就是将城市、社区以及其他治理单元结合起来，将整个社会作为对象进行整体性思考。

    （摘编自高奇琦《建设智慧社会要把握三大要素》，《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2 日）

    材料二

    智慧社区的基本构成图

    （摘编自乔俞豪《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研究》）

    材料三

    智慧社区的概念源于美国，2009 年 9 月，迪比克市和 IBM 启动了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个智慧社 区项目，运用传感器、互联网等技术帮助居民实时监测并调整其用水量、用电量。继 IBM 之后，思科、微软等科技公司成为推动美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2015 年 9 月，美国联邦政府将智慧 社区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发布了《白宫智慧城市行动倡议》；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智慧 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

    欧洲也是全球智慧社区起步较早、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欧盟拟定相关倡议时，注重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在具体项目实施中，德国慕尼黑则成立智慧社区实验室让公民参与智慧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不仅如此，每个项目选取二到三个城市或街区、社区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向欧盟国家其他城市、社区推广。

    （摘编自李德智《典型发达国家智慧社区的建设经验及启示》，《建筑经济》2017 年第 11 期）

    材料四

    目前，北京市智慧社区的建设普遍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智慧社区难以推广、普及和融合。由于缺少国家统一的社区信息化法规，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缺少数据采集、设备接入等方面的统一强制性标准。一些网络服务商以及智能安防厂商，又纷纷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智慧社区。行业局限性和企业角度的不同，导致这些智慧社区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腾讯的智慧社区侧重云服务端，奇虎 360 侧重安全智能家居，这些都不能完全满足社区智慧物管和居民智能生活的多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社区居民还没有深入参与到智慧社区建设中来，特别是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另外，智慧社区建设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但目前北京市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性工作，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部分人员的素质不符合智慧社区建设要求，致使智慧社区落地应用不够好。

（摘编自梁丽《北京市智慧社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电子政务》2016 年第 8 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

东坡居士

林语堂

    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

    在元丰四年（1081），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

    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痉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酸，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请富人捐钱。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摘自《苏东坡传》第十五章《东坡居士》，有删节）

材料一：古人做诗，讲究句眼、诗眼，从创作思维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正道出了诗歌创作应注重内在的逻辑思维。古典诗歌的内在逻辑思维有的是隐藏在诗歌形象的语言背后，需要发掘的；有的却是显露在诗句之中。在诗歌作品的句眼、诗眼上往往显露着诗歌内在的逻辑思维。如果我们要想迅速地抓住诗歌内在的逻辑思维，就应该认真审视句眼和诗眼。我们如果以此为切入点，往往能更容易把握诗人跳动的思维，迅捷深入地理解诗人内在的思想感情。

《诗人玉屑》（南宋魏庆之编）（卷三句法）中言：句中有眼，世尤不能解。说人们读诗不注意挖掘句眼，也就难以理解诗句的好处了。句眼，即一句诗中的关键字。句眼字上往往凝聚着诗人思维的火花，因此古人有“一字活全诗”的说法。卷三句法“眼用响字”条举例：“远帆春水阔，高寺夕阳多。”“阔”字和“多”字就是句眼，因为这两个字包含着诗人独特的逻辑思维。即两个必要条件关系的假言推理：只有帆船离得远，才看见春水阔；因为寺高，所以才见得夕阳多，这里，“春水阔”与“远帆”有关：“夕阳多”与“高寺”有关。我们抓住了句眼，进而去探求诗句中蕴涵的逻辑思维，也就能得到诗句的妙趣，更深入地理解诗句。

在古典诗歌中，诗眼往往是发露在某一句诗中作为全诗写景抒情的基点。我们抓住了诗眼，也就把握了诗歌内在的逻辑思维。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首诗的诗眼正在一个“空”字上。诗人围绕“空”字，用声与光的描写来表达空寂入禅的境界。我们从“空”字这个诗眼来把握这首诗内在的逻辑恩维，·可以发现这首诗写景中隐含着两个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只有诗人内心空寂幽静，才能听到浓密的森林里传来的隐隐人声；正是诗人淡薄名利才能达到“坐看云起，物我两忘”的境界，有心情细看夕阳将它的余辉穿过深林静静地洒向长满春苔的青石上。反之，如果诗人是争名逐利、营营苟苟之徒，也就“听不到”“看不见”，没有心情“看庭院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所以，探究诗眼，抓住诗歌写景抒情的出发点，也就能够更快地发掘诗歌的内在逻辑，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诗歌的底蕴。

（摘编自郭敏《论从逻辑思维角度分析古典诗歌的重要性》）

材料二：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为了造成诗的“别趣”，诗歌语言并不斤斤于生活、科学常识之理，甚至力求“无理而妙”（吴乔《围炉诗话》引贺裳语）。苏轼也曾在总结自己创作体验和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诗歌美学命题：“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诗人玉屑》卷十《诗趣》条）所谓“反常合道”，即指诗人对周围的人和事所持的情感态度体验，以反常形式表现或传达出来，其特征是感情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质不一致或相悖逆。这种反常显示作为诗人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在内容上违反人之常情常理，却无不合乎情感逻辑的真实性。而且正是因了这种情感的反常显示，生活中的“无理”现象才可以转换为艺术上的“有理”之境。“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李贺《秋来》）九曲回肠焉能拉直？凭吊之事只见于生者之于死者，哪有鬼魂前来凭吊生者之理？可是正因为这种愁思把心肠牵直以及香魂来吊的形象描写，才强化了诗人愁思的深重，才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在人世间找不到知音而只能到阴冥世界去寻求同调的抑郁悲愤的情怀。

（摘编自樊海清《诗歌语言逻辑之美》）

材料三：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能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是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到事物上，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竞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上感情的色彩、想象的因素，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