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国内外游学线路迅速升温，2017年暑假国内游学报名人数增长140%以上，是海外游学增长率的两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参加游学的人数位居前列。

    携程发布的2017年我国城市家庭亲子游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报名海外游学的人数增长达到70%，人均花费2.5万元。而国内游学的增长是出境的两倍，人均花费在4000元。从售卖城市的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报名参加游学人数最多，一线城市排名靠前。内蒙古、宁夏、贵州、甘肃等城市是国内游学热门目的地，沙漠徒步、草原亲子、文化自然游学等产品最为火热。

    在海外游学市场方面，报告显示，海外游学增长达到70%以上，人均消费2.6万元，中产家庭是海外游学的主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位居十大海外游学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三甲。报告预计，今年全国夏季海外游学市场规模达到80万人次，营收200亿元，国内外游学总体量预计超过300万人次。

材料二：

    不久前，微信朋友圈里很火的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里提到，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可是，她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买了，原因就是孩子一个暑假就花了35000。20000（美国游学）+5000（阿姨）+2000（钢琴）+2000（游泳）+6000（培优）=35000元。这样养孩子的花费令人咂舌。那么问题来了，在天津，孩子过暑假要花多少钱呢？就此“津云”——前沿新闻记者做了问卷调查，共收到203份有效问卷，大多数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养孩子还是很淡定的。

①有机会您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吗？

②您认为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孩子暑期花费这一项，有70%以上的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仅有7%的网友愿意为孩子过暑假花费上万元。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中不难看出，花费的大头是海外游学，这跟近两年中小学生出国游学热不断升温有关。对于调查中的“您自己的孩子或者周围朋友的孩子参加过海外游学吗”一项，选择周围很多孩子参加过的网友仅20%，大多数人周围孩子参加过海外游学的没几个，或者干脆没有。对于有机会是否参加海外游学，50%以上的网友认为孩子去不去海外游学应该视家庭经济条件而定，而有机会就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网友不足20%。对于参加海外游学的目的，绝大部分网友选择为了让孩子开阔视野，提高独立性，仅16%的网友认为是“同学都去，不去怕孩子有失落感”。对于目前孩子的教育消费，过半网友认为偏高了，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认可放养式教育的家长寥寥无几。对于暑假怎么过才有意义，网友们意见不一，但愿意遵从孩子意愿的家长也不少。

    从调查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更认同在培养孩子方面应该量力而行，对海外游学这样的高端消费盲目跟风者不多。——《北方网》

材料三：

    何谓“游学”？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不仅开阔眼界增长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其实不仅在中国，游学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学17年，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奠定了新航路的开辟，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典籍。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也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大陆游学的热潮。今天的日本，游学早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国家大力支持中小学学生游学，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费用。

    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要意识到游学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的有效途径，是锻炼学生意志和提升境界的绝佳方法。

    游学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依然灿若明星，其精髓贵在知行合一，诚如青年毛泽东所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光明时评》

材料一：

    ①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②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③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摘编自北极星环保网）

材料二：

    ④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⑤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⑥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⑦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⑧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⑨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日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行程中，特朗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背诵唐诗和演唱中国歌曲的视频在中国民众中迅速传播，成为特朗普访华期间的一个亮点，在视频中，6岁的阿拉贝拉身着漂亮的中式旗袍，用流利的中文演唱了《美丽的田野》，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还演唱了一段中国儿歌，阿拉贝拉出色的中文水平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热情夸奖。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的中国春节，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就曾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分享了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新年好》的视频。此后阿拉贝拉在世界华人圈可谓“圈粉无数”。半年前，当习近平主席应邀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晤时，阿拉贝拉与弟弟约瑟夫还在习近平主席面前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了唐诗，阿拉贝拉因为出色的中文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备受中国民众喜爱，被誉为“中美友好小使者”。

（摘编自《美国“汉语热”背后的“中国热”》）

    材料二：

    汉语水平考试人次（2010—1016年）（单位：万）

    （注）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HSK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举办，凡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证书》。

    材料三：

    “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上演。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人数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2009年到2015年，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人数翻了一番；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10年间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人数翻了四番，汉语已成为初、中等教育阶段位列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之后的第四大“第二外语”；在德国，汉语已经是许多州的中学会考科目；2016年以来，南非、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喀麦隆、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纷纷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据统计，目前全球学习汉语的人，已从2004年的近3000万增长到了1亿。

    （摘编自《“汉语热”风靡全球》）

    材料四：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TwinCities”网站称，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让许多美国人投身到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熟练掌握汉语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就业机会，还意味着竞争力的提高，英国工业联合会选取291家英国公司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在最受雇主欢迎的外语中，汉语的受欢迎度达到31%，成为除欧洲语系之外最受青睐的外语。近日，全球最大广告传播服务集团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甚至直言：“汉语和（计算机）代码——是我最关心的两种语言！”独具特色的“汉语热”，承载了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渴望，人们学习汉语，试图通过解读汉字来破译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历史密码，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鼓励女儿学习汉语时曾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美国汉学家、人称“汉字叔叔”的理查德·西尔斯沉醉于汉字文化，花费30万美元个人积蓄研究汉字，建立起一个汉字字源网站，希望通过分析汉字，让全世界的人知晓每一个汉字背后的故事。

    （摘编自《聆听汉语讲述的故事》）

雪地追踪

曲波

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来往冲撞，不知它是揭地而起，还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混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被雪混成了一体。

一铺关东山式的四合大炕上，坐着小分队的全体队员。东间里，少剑波独自一个人，在一块不很大的地上来回踱着。他的思索愈来愈激烈，好像今天的大风雪，非逼着他马上作出什么决定不可。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忽而迟疑，忽而急躁，忽而又是兴奋。这些表情在交替翻腾，反映着他内心的思绪。

从对许大马棒匪伙的审讯中，本来已经确定了第二步的前进方向和打击的目标，但几天来初冬的小雪，却刁难了少剑波素来的神速果断。它每天拂晓总是下一阵，下到地上又不融化，它成了未来雪原的奠基层，这是东北雪的一大特色。

由于这样，小分队的任何行动，将会在地上留下脚印，那时小分队就不是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飞箭，而会成为一队有形有踪的猎人。这样来对付数倍于我的狡猾残忍的匪徒，是一种极大的不利。

“雪！成了敌人的义务‘情报员’，又成了暴露小分队秘密的‘奸细’。”几天来少剑波的内心在对这种情况发怒，行动一直未决。寻找和抓住行动的机会，成为少剑波十数天来思考的中心。今天的大雪来临，是少剑波决定问题的时刻了。

“警卫员！”少剑波以一副坚韧自信的神气喊道。

“有！”高波从西间跑过来，站在门框旁静等首长的命令。

少剑波没言语，他那果断的神气，顿时迟疑下来。他谨慎地从衣兜里再次掏出那封信，看了又看，然后坐在炕沿上，拐肘支着小炕桌，瞅着信上的每一句每一字，在细细地琢磨。高波看到首长又在考虑，便轻轻地退回西间。

身旁的火盆，吐着蓝色的火焰，少剑波点着头，瞅着信，默默地念着：“……你是青年，我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你的急躁和轻率。因此应特别告诫你，侦察要准，判断要稳，打击要狠。当你还没有确实把握之前，切忌盲动。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小分队任何一点气味也不要被敌人嗅到。雪地在这方面给了你困难，同样反过来也给了极大的便利，问题是你如何善于利用它。”

少剑波觉得眼睛一阵明亮，全身兴奋地跳下炕来，自语地说：“首长英明，远隔千里，一句话解决了我的难题。”他把桌子一推，以最坚定的语气喊道：“高波！白茹！”

“有！”

“都过来！”

高波、白茹一齐来到东间。

“你们要知道，”少剑波满面欢笑没头没脑地说，“关键问题在于咱们如何利用它，对吗？……现在不是给咱们戴奖章的时候，那样咱们会昏迷，现在应是批评再批评，你们说对不对？”

高波、白茹被少剑波没头没脑的几句话，说得也不知怎样答对，只是瞪着奇疑的四只眼睛抿嘴笑了笑。少剑波再看了一下门外的大风雪，头一点，用特别兴奋的声调命令道：“好时机，命令各小队，马上准备出发。”

“是，”高波复诵道，“命令各小队，马上准备出发。”说着行了军礼，跑出去。

各小队接到命令，急速整装。战士们都显出一种疑问的神情，“为什么这样大的风雪要出发呀？”

少剑波再次细细地校对了一下地图上所标的红线，再次测了测指北针的方向度，当他自信不会有任何误差时，然后他坚决果断地自语道：“决定了！”一面紧张地整装。当他把一切装备佩带好，便向屯东走去。四合大炕的屋子里，战士们在精神紧张地等待着。

“立正！”当少剑波走进来，杨子荣一声口令，战士们向首长行注目礼。少剑波还了礼，轻道一声“稍息”，便立在四合大炕的地中央。战士们在炕上，窗台上，炕沿上，地上，站着，坐着，或单腿跪着，蹲着，静等着少剑波讲什么。

“同志们，”少剑波的神情突然特别焕发，“时机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到敌人看不到我们而我们却能找着敌人的地方去，再给他来个比奶头山更干净的歼灭战。”

战士们一阵兴奋的微笑。“越快越好！”

少剑波微笑着看了看窗外的大风雪，战士们的视线也被拉到窗外。

“大雪！”少剑波道，“本来是我们行军中的敌人，但今天它却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力量。依靠它可以发现敌人的踪迹，依靠它又可以隐蔽咱们自己的踪影，这就更有利于我们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便利于我们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战士们怀疑的神情消散了，顿时精神焕发。

少剑波又幽默逗趣地道：“当然啦！有一利，必有一弊，交这样一个生疏的朋友，就必得有点花费。咱们也别小气，花费就花费点吧！咱这位朋友不要别的，就是要咱们的力气和意志。”

战士们的笑声中，少剑波坚毅地抖动了一下肩膀。

“咱这朋友，”少剑波继续道，“又滑又刁，生性好陷人，好绊脚，又有点欺软敬硬。只要你有硬骨头，给它力气，它就会佩服你是好汉，它就会尊敬你。谁要是装孬种，它就越抽谁的后腿。”大家被剑波这番有趣的比喻，逗的大笑起来。

“我们今天的行军中，要摸摸我们这位新朋友的脾气，从而想办法驾驭它，利用它多给我们些帮助。这就要求大家开动脑筋，寻找窍门，创造雪地行军战斗的经验。现在我命令，出发！”

战士们在旺盛刚毅的气氛中，冒着纷纷正盛的落雪迈入滔天倾地的大雪原。小分队的影子，在弥漫无边的林海雪原里，像几十颗黑点，蠕蠕前进。

（节选自《林海雪原》，有删减）

材料一：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简言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述殷商世系的可信度，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情势有关。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批评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顾颉刚借用西方从神话史诗到信史的模式考察中国上古史，认为古史是后人不断构造出来的。这些意见有西方“科学”背景，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冲击，导致中国文化不可信的观念盛行。有鉴于此，王国维希望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王氏的理想是要利用以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古史，重建学界对古史系统及中华文明的信仰。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方法。但学界中也有异议。李幼蒸对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论断提出批评： “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为真实’原则，则可为任何虚假话语的制作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其实王氏此话是有个人的偏向的。他提出二重证据法，是为了“古史新证”，用证古抗衡疑古。王氏的“否定”是指“抹杀”，他曾说：  “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王氏的意思是：不能证伪，则不能被疑古派否定或抹杀。因为疑古派对于古书古史的态度多是存疑、否定或认为晚作，抹杀了很多。王氏的理想是相信“容有可证明之日”。

(摘编自李锐《“二重证据法”界定及规则探析》)

材料二：

顾颉刚的层累说强调古史中包含后人的虚构、想象甚至是编造。王国维也意识到传世文献关于古史的记载不可一概而论，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不过，相较于层累说关注对“非信史”的“破”和“疑”，王氏则强调在“破”和“疑”的基础上，还应有对信史的“立”和“信”：既要清理古史记载中的缘饰附会之成分，还要证明其确实性之原型。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取未经后人篡改、相对可信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去伪存真，这便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既可证明，也可辨伪，具有“疑”与“信”、“破”与“立”两方面的功用。不过，出于对当时学界疑古风气的拨正，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主要局限在“证明”或“立”与“信”上，而对补正或证伪则基本没有涉及或重视不够。

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已大太超越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首先，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指向一致时，前者作为证据证明后者。出土文献一般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面貌，同时又有相对确定的考古年代，故其作为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次，当传世文献存在错讹、附会或后人篡改的情况时，出土文献证明其有伪或不可靠，王国维称之为“纠正”，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不乏此例。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有缺失、遗漏，出土文献对其作出补充。

人们往往认为二重证据法与疑古是对立的，疑古派的最终“破产”是大量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应用的结果。但结合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情况，我们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辨伪对立，而应将其发展为具有更广阔应用范围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

(摘编自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

材料三：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者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可能有“伪”。这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是文本，均包含着撰述者的主观性和建构性，未必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走向辉煌的历史，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分？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是一种早期文本和晚期文本之间的关系。杜勇说：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即使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流传千年的文献记载一致，也不等于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只是说明后世文本流传有序，较好保存了原初文本的面貌。也许我们将早期文本与晚期文本都视为史家建构的历史叙述文本才更合理。

(摘编自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