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震柳

梁衡

    ①地震能摧毁一座山，却不能折断一株柳。

    ②约在百年前，1920年12月16日晚8时，在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震级8.5，裂度12，死27万人，震波绕地球三圈，余震三年不绝，史称环球大地震。这远远大于后来我国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③海原大地震实是地球的印度洋版块与太平洋版块相互挤压所致，与近年来的汶川大地震同出一因。有案可查，1982年国家地震局曾在当地开深槽验土，探得6千年来，在海原地区这两个版块就有6次因较劲失手而引发地震。第六次即海原大地震。这次地震，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利刃破竹，见山裂山，见水断水，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柔枝弱柳，虽被摇  得东倒西歪，断枝拔根，却没有气绝身死。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

    ④为了寻找这棵树，从县城出发，车子在大山的肚子里翻上翻下，左拐右折，沿途几乎没有看到人家。可想百年之前，这里更是怎样的荒凉寂寞。正当我心头一片落寞之时，身下的沟里闪出一团翠绿，车头一折，拐入谷底。行到路尽之处，眼前的一棵大柳树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它身高膀阔，蹲在那里足有一座小楼那么大。枝叶茂盛繁密，纵横交错，遮住了半道山沟。难怪我们在山顶上时就看见这里有一团绿云。欲问百年事，深山访古柳。但我不知道这株柳，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它同根、同干，同样的树纹，头上还枝叶连理。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两个半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人老看脸，树老看皮。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这棵树的树龄已经有500年，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活了100年。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一根木头的断开如果是用锯子来锯，无论横、竖、斜，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嘣嘣地扯断，又从下往上扭裂、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惨不忍睹。但是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个难忘的岁月。我稍一闭目，还能听到雷鸣电闪，山摇地动。

    ⑤柳树这种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多生水边。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它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有极强的适应性，适于各种水土、气候，也能适应突如其来的灾难。美哉大柳，在人如女，至坚至柔；伟哉大柳，在地如水，无处不有。唯我大柳，大难不死，百代千秋。

    ⑥我想，那海原大地震，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27万人的生命，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这株灾后之柳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们宣示：战胜灾难唯有坚守。一百年了，它站在这里，敞开胸怀袒露着伤痕；又举起双臂，摇动青枝。它在说：活着多么美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扼杀生命。

    ⑦我出了沟口翻上山头，再回望那株百年震柳，已看不清它那被裂为两半的树身，只见一团浓浓的绿云。一百年前，在这里地震撕裂了一棵树；一百年后，这棵树化作一团绿色的云，缝合了地缝，抚平了地球的伤口。我知道县里已经建了地震博物馆，有文字，有图片，但是最生动的，莫如就在这里建一座“震柳人文森林公园”，再种它一沟的新柳。老树犹在，雄风不减。绿满天涯，长风浩荡。这不只是一幅风景的画图，更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一本历史教科书。

（有删改）

献给艾青的红玫瑰

曹积三

    ①十多年过去了，那束红玫瑰，依稀仍在眼前灿灿地绽放着。按说，送仙逝者驾鹤西去，应献白色或黄色的菊花，可我觉得，艾青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世俗的反叛者，他一生追逐太阳，为光明战斗，为光明歌唱，献一束充盈着太阳颜色的红玫瑰更为合适。于是，那天，我捧着一束如火的红玫瑰，赶到东四十三条97号艾老的府上送他远行。高瑛大姐欣喜地对我说：“艾青喜欢红玫瑰。”我感到一阵宽慰。后来得知，艾老走后，赶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所献之花，满满地拉了两卡车，还没有运完。

    ②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因读到《大堰河》，而晓得了艾青。岂料这位可敬的诗人命途多舛。他的诗集一度被图书馆“禁借”，为此，我曾备感困惑和惆怅，但不管有人怎么往他身上泼污水，那些美丽的诗行仍令我的心头发烫。值得庆幸的是，波诡云谲里，虽经七灾八难，他终于挺了过来，如同涅槃的凤凰。然而，直到1988年的初秋，我才得以见到心仪多年的诗人。

    ③那是一个下午，北影有个剧组开机，约我去写点什么。并告诉我说，拍摄地点在东城丰收胡同21号四合院。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艾青的家。处于京华一隅的这个小院，像是远离尘嚣，别有一番天地，它静谧、安适，特别是那斑红灿烂的花木和葡萄架上缀满的果实，更平添了几分温馨。拍戏，是个扰人的活儿，把原本整洁的院子弄得很凌乱。艾老的夫人高瑛大姐古道热肠，对此毫不介意，还替剧组找东拿西，不停地张罗着……小憩时，她从葡萄架上，剪下葡萄，请大家尝鲜。就在这时，我望见艾老透过书房的窗子，正笑吟吟地望着我们。我急忙去向他问好。

    ④那天，艾老身著中山装，笑容可掬，热诚得如同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聊起了电影，他告诉我，他很喜欢电影，在延安的时候，放的是几部苏联的原版影片，一边放，一边由萧三翻译，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如今，我们国家的电影进步很大，可惜，他眼力不济了。他说：“银幕，是神奇的王国，可以充分展示才情。艺术家描画人物，表现命运，可以呈现一种诗境和画境，让人羡慕。”我说：“艾老的许多诗，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有画境，就像一幅幅电影的定格镜头，让人遐想，充满魅力。”他笑了。

    ⑤艾老夫妇对电影的喜爱与支持，让人心里暖暖的。1990年春天，我编罢《中国影人诗选》，想到这是历史上首部电影人的诗选，序请阳翰笙阳老写就，封面题字非艾老莫属。我便把想法告诉了高瑛大姐，大姐爽快地说：“我去说，艾青肯定会答应的！”艾老果然满足了我的心愿。谁能料想，就在艾老为《中国影人诗选》题签后的第三天，1990年3月21日，他去中纪委招待所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时，跌倒在洗手间里，右臂不幸骨折。最后，时年八秩高龄的艾老，不得不切除了右肱骨头，装上了人造的假体。此后，再也无法自由运笔，挥毫题字了。《中国影人诗选》竟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题签！

    ⑥当我再去拜望艾老时，艾老满面春风，没有因为装了金属假肢而沮丧，尽管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坚强、坦然、幽默依然。高瑛大姐告诉我，艾老曾与探望他的诗人邹荻帆有过一番苦涩的趣谈，说道：“我这个人真奇怪，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老是在右边出毛病。1959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割麦子时，镰刀把右腿膝盖割了个大口子，一个多月不能治，也不能走，更不能打弯，受了很多罪。‘文革’期间，在连队阴暗的地窝子里住了五年多，里面没有电灯，在煤油灯下读‘圣书’，还要写这个写那个，又缺少营养，瞎了右眼。1988年在自己家小院里跌了一跤，右眼眶起了个大包，引起脑血肿。这一次又摔断了右胳膊，真是太巧了，都是发生在右边。”说罢，朗然一笑……

    ⑦艾老笑谈天灾人祸，风雨淡定，真乃豁达人生！

    ⑧诗坛的巨人走了，已经13年了，但悠长的岁月抹不去对他的敬重和怀念。这敬重和怀念，就是我们献给他永不凋零的红玫瑰。

一个人的名字

刘亮程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高。名字早寂寞地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平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摆了两桌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一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要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摆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飄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来，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

    虚土庄没有几个人有正经名字，像冯七、王五、刘二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一个姓，加上兄弟排行数，胡乱地活了一辈子。他们的大名只记在两个地方：户口簿和墓碑上。

    你若按着户口簿点名，念完了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像名字下的人全死了。你若到村边的墓地走一圈，墓碑上的名字你也不认识一个。似乎死亡是别人的，跟这个村庄没一点关系。其实呢，你的名字已经包含了生和死。你一出生，父母请先生给你起名，先生大都上了年纪，有时是王五、刘二，也可能是路过村子的一个外人。他看了你的生辰八字，捻须沉思一阵，在纸上写下两个或三个字，说，记住，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喊这个名字你就答应。

    可是没人喊这个名字，你等了十年、五十年。你答应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名字的人还说，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一直往前走，路尽头一堵墙上，写着你的名字。

    不过，走到那里已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被我们埋没的名字，已经叫不出来的名字，全在那里彼此呼唤，相互擦亮。而活在村里的人互叫着小名，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小名活着一辈子。

（节选自《虚土》）

沙海一苗树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瀚无垠。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

    ②苏东坡形容月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一个名字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树荫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荫下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稼。一晃过去快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风乍起，我有缘来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苗树’了。”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这一苗树开始的。

（有删改）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挪开暖瓶

刘心武

    他一再叮嘱我，到了纽约，一定要当面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那回事。

    他和她，三十几年前，和我，同在工厂一个车间。他们是正式工人，我是教师，下放劳动。我比他们大十岁，但很合得来。我跟他学镟工活儿，叫他师傅。她是统计员，那时梳着俩抓鬏，走过来跑过去，扎着红头绳的大抓鬏前后晃荡，使人联想起硕大的蝴蝶。

    工间休息的时候，在那间更衣室当中，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大案子前，说说笑笑，用大搪瓷缸子，大口喝水。大案子上，常放着几只大暖瓶，是最粗糙的那种，铁皮条编的露着瓶胆的外壳，漆成浅蓝色。

    他在我面前回味过很多次，就是挪开暖瓶的那件事。他非常喜欢她，休息时，却不敢坐在她近旁。她总大大方方地坐在案子一端，他呢，那天选择了一个离她最远的位置，就是案子的另一端！那天大家究竟议论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他话多，正当他高谈阔论时，她忽然大声说：“哎，把暖瓶挪开!”我坐在案子一侧，离暖瓶比较近，就把一只暖瓶挪了挪，他还在议论，她就更大声地对我说：“劳驾，把那个暖瓶也挪开!”我就把两只暖瓶都挪到一边去了，这些细节，经他提醒，我都还想得起来。

    她要求挪开暖瓶，是因为暖瓶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不能看清楚大发高论的他。挪开了暖瓶，她就睁圆一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口似悬河的他，两个抓鬏静止不动，仿佛一对敛翅的春燕。

    后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成了所谓的作家。她1978年考取大学，1983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他下岗后做过很多种事，现在比较稳定，是一家大公司的仓库保管员。那家工厂早已消失，原址成为一个华丽的专供“成功人士”享受的商品楼盘，底层是商场，商场附设星巴克咖啡厅，我和他正是在那里会面的。他知道我要去美国演讲，打电话说要见我，托我个事。我就约他到星巴克，他喝不惯咖啡，甚至闻不惯那里头的气息，他说完他的心事嘱托，就离开了。

    我已经年逾花甲，他和她也都早已结婚有了子女，我们应该都不算浪漫人士，但他却还是希望我能在美国见到她，并私下里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事情?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他们生命的那个时段，她喜欢他，以至他说话时，她不能容忍任何障眼的东西，她不但要倾听他，还要注视他。他只希望她在我面前表示，她还记得，确实，她那时候喜欢过他，然后，我回国把她的回应告诉他，他就满足了。

    我把他的嘱托，视为一个神圣的使命。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好这个使命，不亚于要把我那演讲的任务达到圆满。

    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瞬间。使这些瞬间定格，使其不褪色，可以永远滋润我们那颗在人生长途跋涉中越磨越粗粝的心。

    我演讲那天，她没有来。当地文化圈的人士聚餐欢迎我，她也没露面。我给她打去几次电话，都是英语录音让给留言，但我留了言也没有回应。

    直到回国前一晚，再拨她家电话，才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一点没有变，她很高兴，说她们全家到欧洲旅游，昨天才回家。她说看到报道，祝贺我演讲成功。我就引导她回忆当年，提到好几个那时工厂里的师傅，其中有他，她热情地问：“都好吗?你们都还保持着联系吗?”我就先逐个说一下那些人的近况，然后特别提到他，提到他那时如何喜欢高谈阔论，那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外号是“博士”……我都提到那张旧桌案了，她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发出熟悉的笑声，但就在这关口，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先道了声“sorry”，然后分明对她那个房间里另外一个人，估计是她女儿，大声地说：“朱迪，你把那个花瓶挪开，我看不到微波炉了……”虽然她马上又接着跟我通话，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我都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么跟她结束通话的。

    回国很多天了，我没主动给他去电话，他也没有来电话。如果他来电话问我，我该怎么跟他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