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期待着更多的自主创新。如何实现自主创新，无疑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中国的现代科学大多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是事实。然而，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相比于西方，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具体的成果，还是研究的思路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有学者曾经感言：“当今不少人一提到科学，脑子里想到的就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而我要强调的是，除了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之外，事实上还有跟它们完全不同的所谓东方科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鸿篇巨制里就曾认为，东方的科学，跟西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我国的科技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最早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十分适合计算机时代，他称中国古代数学为“算法的数学”或“计算机的数学”，并运用它创立了著名的“吴方法”，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主创新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中国固有的科技与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汉字源远流长，使得中华数千年的文化绵延不断。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使得中国的科技与文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然而，进入20世纪的信息时代，中国的汉字排版与印刷却因汉字信息处理的困难，落后于西方。王选这位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率领自己的研究团队，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卓有成效地继承并发展了独领风骚的中国古代科技。正是王选团队在20世纪信息时代掀起的这场印刷技术的革命，大大弘扬了中国科技与文化。

      如今，举国上下正满怀豪情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征途中，我们既不能轻视创新，更不能数典忘祖。中国的科技人才应该在中国传统科技与文化的丰硕成果中汲取营养，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将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发扬光大。

                                                                                                                                                                     （取材于徐立《王选与中国文化》）

古代货币——贝币

    ①我们的祖先使用货币的时代是很早的。在原始的交易场上，凡交易双方愿意接受的物品，都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而具有货币的职能。于是，渔猎时代的武器和猎具——石斧、石刀，游牧时代的皮革、齿角，农业时代的农具和谷物、布帛，以及历代用以装饰的贝壳、蚌珠、玉石等等，都曾充当过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在所有的实物货币中，贝币的流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流通的地域也是最广的。

    ②海贝的品种很多，现在还生存的品种，据统计有150种以上。它们生长在浅海中，以印度洋、太平洋一带为最多。在没有成为货币的远古时代，海贝因人们所喜爱而成为装饰品。《说文》：“婴，颈饰也。”这正是挂在妇女们颈上的用贝串成的“项链”。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项链。

    ③在交换还不发达的古代，贝壳作为贵重的装饰品，首先通过偶然机会，以后便逐渐成为常用的一般等价物。从我国发掘出土的古贝看，大多数都只有齿纹的一边是完整无缺的，背面往往被磨平或穿孔，这大约是为了携带和保存之便。

    ④贝币的产生和最初使用可能要归功于远古的妇女们。在相当长的古代社会中，妇女一直是原始贸易的主要参加者，而海贝作为她们佩戴的贵重装饰品，经过她们之手而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那应是很自然的事。

    ⑤在汉字中，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如财、货、贸、费、赁、赊、赎、贵、赋、赐等等，由此可见，贝币的使用在我国源远流长。

    ⑥从出土文物和甲骨文材料中我们知道，我国殷商时代主要的货币就是贝。当时一般是把五个贝串在一起，两串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称为“朋”。甲骨文有“易多女有贝朋”“光取贝二朋”“贝十朋”等记载。商王将贝朋送给臣属，便是一件大事，须占卜问祖先看看是否当送。而收礼者必须铸铜器来加以纪念。由此可知，贝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是财富的价值代表或结晶。

    ⑦周人取代商人而统治中原时，仍然使用贝币。在西周的社会经济中，货物交换发展，贝的流通数量日趋庞大。如殷代甲骨文中不过是“二朋”“十朋”的数量，而周代的全文中，“百朋”甚至“万朋”等数字就很常见了。个人的交往动辄即有百朋之数，社会上的交易之大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天然贝的来源有限，于是出现了各种仿制贝，即以贝为模本，用其他材料仿制而成。现已发现的有蚌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金贝等等。其中，最有重大意义的是贝与铜的结合而产生的铜贝，因为它是同后代的金属铸币连在一起的。周代的铜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铸造货币。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把铜贝发展为一种椭圆形的小铜币，中国的钱币学家称为“鬼脸钱”和“蚁鼻钱”，这是中国古代铜钱的滥觞。

    ⑧春秋时期，经济进一步发达起来，各种金属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并开始排挤贝币而取得统治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贝币仍在流通，也仍然作为贵重物品而随达官贵人、富有阶层进入坟墓做殉葬品。

    ⑨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采取了法律手段统一全国货币制度，金属货币取代了原来繁多的其他实物货币。贝开始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成为单纯的“器饰宝藏”，从而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外衣，返璞归真了。秦始皇的措施，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有关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

    ②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③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在中华先民们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非人间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个人抒情的性质。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思想并不轻视个体的意义，他们那么重视修身养性，正是着眼于个体人格的建树。孔子深为赞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状态，正是充满抒情意味的诗意人生。与儒家相反，老子和庄子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诗化。老、庄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儒、道两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

    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样式也不例外。例如《史记》本是史传文学，但因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元杂剧《西厢记》本是敷演故事的戏曲，长亭送别时崔莺莺主唱的套曲，不是优美的抒情诗又是什么？小说《红楼梦》堪称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卷，但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宝黛爱情等无不写得优美如诗。西方的文艺理论家着意于绘画是空间艺术而诗歌是时间艺术的辨析，而中国的艺术家却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融通境界津津乐道。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整体上带有浓重的抒情性质，它是无数中华先民充满个性的灵心慧性所创造的作品的集合。

（摘编自莫砺锋《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底蕴》）

    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开发和共享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产业。大数据能够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分析人们现在的行为状态，并预测人们未来的活动轨迹。数据的开发和共享也成为信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经济运行、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往往包含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和核心隐私，一些机构也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个人的身份、财产、消费习惯等。因此，数据开发和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关系十分密切。数据开发和共享的过程既涉及数据的流转，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还可以通过共享被多次加工、利用。如果不加以规范，一旦数据共享行为失控，就可能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严重泄露或不当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设置专门规范，加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应在坚持保护个人基本信息权利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发和共享。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信息被收集者同意。知情同意是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支配权的具体体现，这种支配应当是一种独占性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初次收集方面，也应当体现在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中。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在初次收集个人信息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个人的同意；其在共享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同样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因为，信息权利人允许信息收集并不等于允许信息共享。

    因此，数据开发后再次共享的，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明确授权。也就是说，信息无论与谁共享，在共享的范围内，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知情同意。除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共享者有特别授权外，信息共享者对相关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被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信息权利人没有对共享后的信息使用作出单独授权，那么，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利用信息的权利不得超出信息权利人初次授权的范围。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信息权利人控制其个人信息流通权利的尊重。

    数据开发和共享中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还应当遵循最小化使用原则。这就是说，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尽量不使用；在必须使用并征得信息权利人许可时，尽量少使用。

    在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共享，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既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而限制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企业在进行数据开发和共享时，应对相关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隐私进行必要审查，遵循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一般规则。可以探索建立明确的数据保密等级与公开等级，既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也为数据的利用、流通等提供便利，以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2019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王利明《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材料一：

    2014年11月，中国在浙江乌镇举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盛会吸引了全球目光。“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名字就很“响亮”。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来，由中国倡导并举办世界互联网盛会，还是第一次，彰显了互联网大国的自信。参加这次盛会的嘉宾可谓“明星云集”。作为分析全球互联网行业趋势动向，梳理全球互联网阶段性发展成果，共商互联网业发展前景的高端会议，此次大会第一次汇集了来自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名网络界领军人物共商发展大计。此次大会设置了8大板块、13个分论坛，涵盖网络空间各领域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在分论坛议题的设置中，不仅第一次全景展示中国互联网发展理念和成果、全方位展示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成就，而且就世界性的互联网热点议题进行头脑风暴。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材料二：

    乌镇与世界互联网大会结缘，古老历史与未来技术的牵手，赋予“万物智能互联”丰富内涵——站在屏幕前，便可通过人工智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幅有世界名画特色的艺术照；走上传送带，就能跟随交互设计穿越到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听机械臂灵巧拔动“手指”演奏《茉莉花》，化身航天员登陆“月球”……今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然而迈向“万物智能互联”，有喜亦有忧。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中国始终发挥着负责任网络大国的作用，努力做网络空间发展的贡献者、网络空间开放的推动者、网络空间安全的捍卫者、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建设者。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3日）

材料三：

    今年是互联网发展五十周年，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这个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望成为全球互联网再出发的新起点。

    全球互联网极大激发了社会传播能力，但是这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格局充满着悖论。一方面，互联网的跨界发展嵌入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整体政治经济格局中，延续着不均衡、不对等、不具代表性的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霸权话语却推崇同一性的发展与治理模式，漠视全球各地差异化的历史文化与发展诉求，其结果是该话语体系与现实层面的断裂，既无法反映也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日益尖锐的危机和抗争。互联网发展正进入下半场，技术发展需要追求更具代表性的道义标准。只有克服遏制论、威胁论等零和思维和霸权模式，互联网才能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催化剂。

（摘编自洪宇《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光明网》2019年10月25日）

材料一：

①礼、乐是中华文化一对古老的范畴，源于先人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方式，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实践探索，成为古代中国公共生活秩序与社会生活的根基，继而逐步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并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儒家礼乐文化主张通过礼仪规范形成社会秩序，并以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疏导民情、教化民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在不同时代发展中彰显着深刻的人生智慧，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理念，由此诠释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恒常价值。

②儒家的“礼”强调修身，修身需规范，规范则需承受相应的不适和痛苦。如何让修身的过程充满自觉和持久，这需要“仁、乐”的感染和激发，如孟子所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由此可见，以“仁义”为核心的音乐可以起到深刻且持久的教化作用。观及儒家的“礼乐文化”，归根于在“仁”的加持下，将“礼乐”上升为一种道德意趣，更好地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在儒家看来，人不仅要秉持对“仁义”品性的追求，以“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格涵养自我性情，更要强化自身的社会角色意识，以“杀身成仁”般的责任意识、“仁以为己任”的坚定意识，践行礼仪规范和道德操守，保障社会发展秩序、引领社会道德发展。因此，与其依据礼乐文化践行与时偕行的社会责任，毋宁借助其内部蕴藏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加强对主体深层次责任感的培育，从而凝聚道德共识，激发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③儒家礼乐文化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之下，需要以礼乐文化独有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理想构建主体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要传承古人的家国情怀，以坚定的理想之志，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引领社会健康风尚，勇担社会之责，推动社会文明的持续建设；另一方面，要挖掘利用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自觉传承和发扬华夏民族特有的价值追求、行为伦理等优秀文化基因。让礼乐文化的现代建构不仅立于礼、融于仁、归于德、成于乐，更要增加“礼乐文化”的话语空间，将其合理嵌入文明社会创建、社会治理创新等生活各方面，发掘两者交融下新的时代力量。

（摘编自郭庆《儒家礼乐文化的现代转型》）

材料二：

①礼乐文化兴于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周礼》《仪礼》《礼记》的相互印证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时期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衣、食、住、行、婚丧、朝聘、祭祀、征伐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礼乐制度，无论是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还是普通百姓，均需依礼行事，以求上下相安、万民和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对礼乐文化的整合使礼乐获得了统一的形制，这对于礼乐文化的流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真正把夏尊“天命”、商信“鬼神”的文化传统带入了“明德慎罚”的“礼乐文明”。

②夏商周三代已成的礼乐，在春秋时期地位尽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在当时的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文化焦虑。在这种文化焦虑的背景下，在礼乐废弛的现实面前，孔子没有从礼文化外在的行为规范层面进行损益，而是着力于“人心”，试图从精神文化的革故鼎新中赋予礼乐文化赓续发展的新的生命力，开启了对中华文化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造性文化实践。

③孔子释仁入礼，提出了内仁外礼的伦理模式。“仁”是儒学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在于生命、生活的绝对道德律令，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主体性人的生命意向活动本身。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为有“仁”这个儒家的最高价值成为礼乐文化的价值支撑，使得以仪式礼仪为重的礼乐风貌向世俗伦理发生了转型。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整理三代之礼的基础上，删诗书、修礼乐，重新解释和挖掘礼乐文化的精神意蕴，最终升华了礼乐在天人关系、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理想人格等方方面面蕴含的普遍原则，把礼乐思想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为政以德的价值追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规范昭明于世。另一方面，为人们“循礼”寻找内在动因，从而奠定了一整套基于个体生命可感知的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命体验的价值依据。

④礼乐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生活文化，其重点始终不离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生活图景，朝聘、乡射、冠、笄、婚、丧乃至揖让进退、洒扫庭院都有礼可循，正如朱熹所言“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正是这种把文化活动融于日常生活中、把个体生存旨趣融入整体性的价值诉求中的文化实践形态，成就了礼乐文化亦即礼乐生活的规整有序的生活画卷，并且从日用不觉的生活实践的空间维度延展到赓续不辍的时间维度，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风景。

⑤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形态。对先秦礼乐的现代性反思，不仅是为了凝注礼乐文化的古典余韵，守住一份文化乡愁，更应寄希望于礼乐文化能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文化使命中开出新篇。

（摘编自李焱《融入世俗生活的先秦礼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