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地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情与辞

朱光潜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是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就大概说，文学作品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心里感觉到口里也就说出十分，那是“情尽乎辞”；心里感觉到十分，口里只说出七八分，那是“情溢乎辞”；心里只感觉到七八分，口里却说出十分，那是“辞溢乎情”。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读者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机会，虽然“观止于此”，究竟“不过尔尔”。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选择与安排之中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糟糠。

（选自《谈美·谈文学》，有删改）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摘编自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阿法狗大胜，人类该怎么办

    起源于中国的围棋一向是智者的运动。其变化多端以及对大局观和战略观的高度要求常常被人称道，围棋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战胜人类的最后一项棋类运动。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的人机大战中，电脑阿法狗（AlphaGo）以4：1的总比分将韩国围棋名将李世石九段挑落下马。这不仅是世界围棋史上的大事，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在唐朝年间，两国棋手有过不少切磋。进入16世纪，日本围棋开始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棋手水平开始反超中国。特别是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国力贫弱，围棋水平不升反降。围棋名手吴清源甚至不惜在抗战期间背负骂名加入日本国籍，以此来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

    国运兴，棋运兴。日本棋手横行棋坛的时代正是日本国势强盛的时代；韩国棋手称雄棋坛的十年正是韩国经济腾飞的十年；而中国棋手统治棋坛的那一年，中国的C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然而，正当人们对世界围棋格局的中国王朝进行展望时，一位“棋手”横空出世，“他”不是中日韩棋手，甚至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棋手——阿法狗。

    2018年1月27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文章称，谷歌的人工智能系统阿法围棋2018年10月份以5比0的战绩完胜欧洲冠军，这是人类历史上，围棋人工智能（AI）第一次在公平比赛中战胜职业围棋手。2018年3月，人机大战开始升级：阿法狗的对手换成了韩国名将，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李世石九段。

    2018年3月9日，围棋人机大战在韩国首尔打响，最终比分定格为1比4。阿法狗之所以获胜，在其具备的三个巨大优势：第一，学习能力。阿法狗的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方法，它的围棋知识不是编在程序里的，而是它通过大量棋谱和自我对弈自己学会掌握的。而且，这种学习能力具有相当大的通用性。自己学习的能力，使得计算机有了进化的可能。

    第二，局部落子和整体棋局着法的平衡能力。阿法狗通过深度学习产生出来的策略网络（或称走棋网络），在对抗过程中可以实现既考虑局部得失，又考虑全局整体胜负。而这种全局性“直觉”平衡能力，正是过去我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

    第三，超出人类对围棋博弈规律的理解能力。阿法狗的着法有些超出了人类棋手的预料，但事后评估又认为是好棋。意味着阿法狗的深度学习算法，甚至可以从大数据中发现人类千百年来还未发现的规律和知识，为人类扩展自己知识体系开辟了新的认识通道。

    然而这场人机大战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围棋领域，更在于人工智能方面。一般说来，机器智能主要分为三大类：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在计算智能领域，以科学运算、逻辑处理、统计查询等形式化规则运算为核心，在有些方面计算机早已超过了人类。但也有些还无法超越人类，比如复杂符号推理。在感知智能领域，以图像理解、语音识别、语言翻译、运动控制等为代表，近期由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连步趋于实用水平。

    但是，在认知智能领域，以理解、推理和决策为代表，强调“会思考”、“能决策”等，因其综合性更强，更接近人类智能，研究难度更大，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阿法狗在深度学习技术上的突破，使其在自主学习、理解和推理能力上取得重大进步，使我们终于在认知智能万面看到了曙光，尽管现在还非常非常的初步。

    然而这种进步对人类来说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由于人工智能在催生更多的聪明武器和自主化无人平台、提高对战场态势的认知速度、拓展认识信息化战争机理的新途径、助推兵棋推演实现真正的人机对抗、使指挥信息系统克服智能辅助上瓶颈等防务领域的巨大价值，必然会被用于战争，如果是这样，恐非人类之福。

（摘自《世界博览》2018年7期）

材料一：

联对、匾额，在中国园林中，正如人之有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苏州又为人文荟萃之区，当时园林建造复有文人画家的参与，用人工构成诗情画意，将平时所见真山水、古人名迹、诗文歌赋所表达的美妙意境，撷其精华而总合之，加以突出。因此山林岩壑、一亭一榭，莫不用文学上极典雅美丽而适当的辞句来形容它，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

例如拙政园的远香堂与留听阁，同样是一个赏荷的地方，前者出自于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句，后者出自于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雀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句。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又都是根据该处所种的树木来命名的。有些游者至此，能回忆起许多文学艺术的好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色了。我希望今后在许多旧园林中，联对、匾额里如果无封建意识的文字，仅是描写风景的，就应该将它们好好保存下来。苏州诸园皆有好的题辞，而怡园诸联集宋词佳句，与各处景观配合尤为相得益彰，可惜实物皆不存了。联对、區额所用材料，因园林风大，故十之八九用银杏木阴刻，填以石绿；或用木阴刻后裂漆敷色，不过色彩都是冷色。亦有用砖刻的，雅洁可爱。字体以篆、隶、行书为多，罕用正楷，取其古朴与自然。中国书画同源，联对、匾额本身是个艺术品，也必定让园林生色。

(摘编自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明代造园经典著作《园冶》就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园林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的写真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了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园中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皆要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这使得欣赏者“息心”“动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风景所表现出来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以及由此情此景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抒情意境。为了更好地暗示出这种意境的本质，艺术家除了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构成具体的风景形象之外，还吸取了诗词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助。前者使用的是构园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后者表现为园林中各风景区或主题景致的题名、厅堂亭榭的匾额、柱上的楹联、山石上的镌刻，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炼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亲临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由此可见题名在自然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之不同，各人对景色的欣赏和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再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清代诗人汪春田有一首写造园的绝句：“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很透彻地道出了园林创作同诗歌创作相类似的特点。在园林大体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一些主要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有一段文字很恰当地点出了题对景名的重要。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 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的联想，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然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发生联系。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且能使游览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

材料一：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劳动教育”十年来第一次被写进党代会的报告。

很长一段时期，劳动教育在我们大中小学都“消失”了，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中也不见了。二十大报告中劳动教育的回归，就是要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正确的劳动观，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现在社会上的教育焦虑，如担心孩子上职业学校等问题，根源在于对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的态度出现了认知偏差。

（摘编自朱永新《二十大报告中，有这些关于教育的新提法新要求》）

材料二：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劳动教育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无处不在，这在古诗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古诗词是几千年来历经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是人文教育和语言文字学习的丰富资源。它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古诗词的语言精练，有音韵之美，还因为它承载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任。统编版语文教材大幅增加了古诗文数量，1-6年级共编排了112首古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使孩子在积累语言的同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呢？

首先，学习古诗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我国古代有许多赞美劳动的诗词，这些古代的诗人们对劳动给予了很高的褒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一诗千载流传，它描写具体生动，字字振聋发聩，对后人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它警示我们，一粒米，一口粥，都是通过艰辛的劳动得来的，千万不要浪费粮食。

其次，学习古诗词能对学生热爱劳动以及热爱劳动人民进行积极的情感熏陶。从古至今，劳动养育了一批批中国人，我们通过读古诗词了解当时的劳动现状，让孩子们形成以劳动为荣、以懒惰为耻的品质。抵制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劳而获、奢侈浪费等恶习的影响。我国最早记载劳动的是《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便生动概括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的狩猎场面。他们砍竹、接竹，制作弹弓，捕猎禽兽，通过紧张的劳动获取食物。《诗经》中的《伐檀》，也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诗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写出了奴隶伐檀造车的劳动场景，同时也痛斥了奴隶主的不稼不穑，坐享其成的恶行。《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也描写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这是一幅场面热烈的农耕图。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炉火照天地》，诗中是这样描写冶炼场景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将冶炼的场景描述得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令人振奋，也表现出李太白对劳动人民深深的赞美。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这样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可以看出诗人的劳作之趣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最后，汲取古诗词中的养分能培养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宋代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描述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诗人用清新的笔调描写了夏日农村的劳动场景：男耕女织，日夜操劳，虽然辛苦，却也其乐陶陶。一个“学”字，道出儿童的天真活泼，极富生活情趣，读来意趣横生，给人以极美的艺术享受。让孩子们从古人的生活中感到劳动光荣，体验人对生活的能动创造；感到劳动有趣，去发现大自然对人的贡献；感到劳动快乐，在劳动中发现自我的才能。

希望通过阅读古诗词唤醒孩子对自然、对劳动的热爱之情，让孩子们的双手变得灵巧，智慧得到发展，健康快乐地成长为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摘编自万佳《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