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燮论

苏轼

    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却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则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人民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身而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选自《新编东坡海外集》有删改）

【注释】①士燮：即范文子，名燮，士为其官职。

    材料一

    11月上旬，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在西安开幕。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

    按照计划，今年底，北斗系统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2019年至2020年，我国还将发射11颗北斗三号卫星，2020年服务范围覆盖全球。目前，北斗系统已被国际民航、国际海事、3GPP移动通信等国际组织接纳与认可，将为全球免费提供搜索救援服务。作为中国“智”造的靓丽名片，“北斗星座”将更加闪亮。

    目前，北斗系统已覆盖沙特、缅甸等近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蒙古国，用上“北斗卫星放牧系统”后，牧民冬季放牧时用手机就能详知整群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在老挝，北斗服务于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在巴基斯坦，北斗为地籍管理、环境监测、交通监控等多种信息化管理提供保证……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表示，新时代北斗发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PNT体系，就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一体、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PNT体系，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需求，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摘编自王天益等《北斗三号：中国“智”造，惠及全球》，《解放军报2018年11月23日）

    材料二

    就目前而言，我们手机上的GPS导航与定位，美国哪一天想关闭，分分钟就可以轻松关闭。这种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科学技术，我们怎能受制于人？北斗导航系统的性能，丝毫不亚于美国GPS。具体来说，一是复杂的星座系统：北斗是唯一一个使用了地球静止轨道、地球倾斜同步轨道和中轨轨道的卫星导航系统。GPS、格洛纳斯、伽利略都是仅使用中轨轨道，北斗使用了更加高轨的静止和倾斜同步轨道，卫星轨道运转周期为24小时，其信号会长期覆盖指定区城，且卫星之间形成的数据通信链路也能校正误差、进一步提高精度。二是短报文系统：北斗的接收机可以和卫星进行交流，发布140个字的短报文，就像现在人们平时用的“短信”，既能够定位，又能显示发布者的位置。打个比方，假如有一天你漂流到了孤岛上，如果你拥有GPS，你就只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却无法通知别人，只能在荒岛求生。但如果你拥有北斗导航系统，你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能把位置发送给几百公里外的人，迅速得救，离开荒岛。

    除了这些，北斗三号身上还有很多创新闪光点：建立星间链路，解决全球布站、卫星境外监测的难题；开发适于直接入轨、一箭多星发射的“全桁架式卫星平台”；卫星设计寿命由8年提升至10-12年……

    （摘编自顾锦果《北斗三号组网完成，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强的力量！)，手机网易网2018年11月21日)

    材料三

    日本广播协会(HNK)网站11月19日报道，中国19日成功发射将用于被称为“中国版GPS”系统的卫星，并向部分外国媒体公开了发射情形。可以认为，中国此举旨在展示其太空领城技术之高超，19日发射的卫星的位置信息误差最小控制在2.5米，该卫星被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是中国为对抗美国的GPS而独立开发的系统，被称为“中国版GPS”。

    报道还称，中国正大力推进太空开发，除下月进行世界上首次对月球背面的探测活动外，还计划到2022年独立建成空间站。中国卫星导航系就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在卫星发射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斗系统已经在亚太地区提供服务，今后我们将建成新的系统，让用户在全世界任何地区都可以接受服务。”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胡炜表示，中国的火箭在信誉和成本方面都具有优势，中国正朝着“太空强国”的方向努力，太空开发前景充满希望。

(摘编自《外媒评第18、19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发射》，参考消息网2018年11月20日)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就是社会结构。“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就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 二等舱男性乘客幸存率最低的原因便在于此。“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二副对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一律不许登上救生艇，而一副对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是允许他们登艇的，结果三等舱里男性乘客逃生率反而高于二等舱。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而承担“行动的力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材料一：

①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②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①“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②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③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④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⑤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⑥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①“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②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③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