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三秒钟的小公益

王宇凡  欧阳洁  王发财

2011年10月2日，家住甘肃兰州市红古区薛家村的李芬连老人十分高兴。

镜头前的李芬连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神情庄重，端坐在家门前，好像在举行仪式。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照相。

每给一位老人拍完照片，袁柯都会告知很快就会寄来照片。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22岁，于2011年8月发起了一个叫“快门三秒钟”的公益项目，呼吁爱心人士关注农村，用相机帮助农村老人和孩子，解决农村老人缺少遗照、孩子缺少童年照片的难题，不让他们因没有照片而留下遗憾。袁柯刚和他的团队走出大门，李芬连老人就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追上来，送给他们。

在路上，袁柯碰见了拉着架子车的薛成基老人。他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听说这些大学生要给自己拍照，立刻同意了。

薛成基老人希望和妻子苏美英照一张合影。53年前，他们有过一张黑白结婚照。如今，梳洗打扮了一番，他依旧站在她的右边，拘谨而又兴奋地盯着镜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这一瞬间就此定格。

“好浪漫啊。”有一名队员由衷感慨。

有位老人拿到照片后，次日一早，就提着自家种的桃子，来到袁柯借宿的农民家。

老人感动地说：“我活了70多岁，儿子都没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你们真是好人啊……我也有老人照(遗照)了。”袁柯不由心情沉重。辛苦抚养子女，寂寞地守着空家，老人们因此就能满足。

袁柯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外婆。两年前，刚刚考上大学的袁柯去看望84岁的外婆。他提议用新手机给老人照相，下身瘫痪的老人硬撑着爬了起来。

临走时，老人问袁柯能不能把照片洗出来?当时的袁柯不知道手机资料可以传输到电脑，就摇摇头。外婆叹了口气。不久，老人离世。去年春节回家，他把照片洗出来，放到了外婆的坟前。

这个遗憾，也是袁柯创办这个公益项目的初衷。

在大都市，人们很难理解一张照片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有怎样的意义，自小生活在农村的袁柯对此深有感触。

他们也给乡村的孩子送去温暖。

苏家沟小学的孩子们就因为要拍照，整个教室都沸腾了。孩子们有的拍桌子，有的站在凳子上，高兴得直跳。等确定在小花园前拍照时，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了，抢着要站在镜头前面，两个孩子还打起来了……看到这一幕，袁柯心里酸酸的。

苏家沟很贫困，“快门三秒钟”项目组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喜悦。短短六天时间，他们帮300多名孩子拍了照片，有单照，有小伙伴们的合照，也有全家福。

苏家沟村有个家族，前几年闹了矛盾，两个家庭关系很紧张。项目组积极地调解，并且提议拍张“全家福”，终于让两家人凑在一起拍了照片。过后两家人开始沟通、接触，现在已经和解。双桐村也有两位村民因为田地边界闹了矛盾，在队员和村民的劝说下，两人照了张合影，也就握手言和了。

他们认为，既然都拍了合照，都固定到相纸上了，还闹什么别扭啊?

有人质疑袁柯搞公益是为了出名：“在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拿一张照片有什么用?”袁柯说“除了物质需求，人还有精神需求。谁不想有一张童年照?谁不想在去世后留下一张照片?”

“快门三秒钟”团队从2011年8月至今共进行五次活动，已经拍摄近2000张照片。

22岁的袁柯并非专业摄影师，用的也是1000元左右的尼康相机，还经常把做家教的钱拿来做公益。

“一张照片，虽然看起来很微小，却对我们的目标群体很重要。从小处着眼，解决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星星之火也可燎原，那样我就实现了‘大精彩’”。

（选自《中国青年》）

    材料一：

    朱显谟生长在上海农村，早早体验稼穑之苦，看到古老耕作方法的艰苦和收获甚微的悲凉，萌发了长大后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念头，立志当一名科学农民。于是他在大学选择了土壤肥料专业。

    1940年大学毕业后，朱显谟考入重庆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随指导老师侯光炯开展土壤调查工作。侯先生提醒，做土壤调查工作必须做到“四到一问”，即：走到、摸到、看到、访问到和最后问一个“为什么”。

    朱显谟凡事都要探个究竟。前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提出的成土过程与风化过程同时同地进行的理论，曾是指导中国学者进行土壤发生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朱显谟对它不迷信，而是在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该理论仅适于块状岩体上进行的与陆生生物进化相一致的原始成土阶段。

    1959年，为了国家建设大西北的需要，朱显谟毅然告别工作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来到地处西北农村的中科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在黄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中，朱显谟实地考察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20多遍，三次跨越昆仑，两度入疆。他积40余年黄土高原土壤科学研究成果和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于80年代初提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其内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城。

    “目前，经过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等工程，黄土高原基本变绿，黄河流失土壤泥沙由13亿吨减少为了亿多吨。”朱显谟的学生吴普特说。

    （摘编自（102岁朱显谟院士逝世：为“黄河清”奉献半个多世纪》，2017年10月12日凤凰网）

    材料二：

    据《黄河志》卷一“黄河大事记”所载，把黄河泛滥、决堤的情况统计为：

    （摘编自朱显谟《再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

    材料三：

    为落实中央“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目标，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视察陕北，提出退耕还林的措施。朱先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给总理上书表达激动之情，也进一步从科研角度为国家宏观决策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摘编自张晴《朱显谟院士和“28字方略”》）

    材料四：

    为构建大生态格局，河南省民权县提出建设“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当地政府构筑起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良土壤的林带生态屏障，呵护着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田免受风沙的侵袭。还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平原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

（摘编自《黄河故道起绿洲》，2018年5月2日《光明日报》）

从《士兵突击》《鸡毛飞上天》到《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从黄金配角到绝对主角，十四年大浪淘沙，张译成长为影视界的中坚力量。他通过精心塑造角色，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使一个又一个形象深入人心。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张译，人民网文娱专栏（以下简称专栏）对张译做了一次专访。

谈电影：“流着泪把剧本看完”

专栏：接拍电影《金刚川》之前，也有其他好剧本找你，犹豫过么？

张译：有，但是我就喜欢这个主创团队，而且我是流着泪把剧本看完的，同时我和这个故事还有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1997年，我考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当演员要先当兵。我的新兵生涯在24军70师210团3营4排1班开启。就这样，在最基层的步兵连队中，我完成了向军人的转变。

《金刚川》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金城战役前夕，而金城战役中负责压制金化至金城之间公路的部队正是24军。能够在23年后去演老部队曾经的光荣历史，内心感慨无以言表。我觉得我必须去演，责无旁贷。

专栏：“张飞”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订做的吗？

张译：不是。人物原型名叫刘四，他是一位非常传奇的高炮手。在高炮班仅存他一人的情况下，他身负重伤，还打下了一架战斗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因为每门炮需要编制7个人才能把它开起来。《金刚川》中很多情节都是基于真实素材，当年志愿军战士所面对的境遇更加残酷。在极端条件之下，中国军人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也是我表演中信念感的来源。

专栏：电影中，你用半残之躯控制一座高炮，还有不少高难度的戏份。有网友评价：不着痕迹的表演，又显得毫不费力。

张译：确实只是“显得”。演员这个职业像魔术师，观众只看表演结果。一旦看到魔术背后的秘密，或者看出表演是吃力的，整个魔术就失败了。演员一旦演砸了。就是影响整部电影。一旦开机，演员的体力精力，或是脑力心力，还得加一分控制力，都必须调整到极致。至于吃力与否，是我们演员自己的事儿。

谈表演：“两个字一一很难”

专栏：你曾经参演过多部军事题材作品，比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十年从军经历，对你演绎这些角色有帮助么？

张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所谓“千人千面”，军人也一样。但是出演军人角色，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军人素质。要想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没有两年做不到。

举个小例子，当没当过兵，看他穿军装的样子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常年穿军装，就知道肩膀怎么使劲，腰腿怎么用劲。而这种“劲”会形成一种习惯体态，好像军装就长在你身上一样。感谢十年军旅生涯，让我更能感受到军人风骨，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专栏：可否分享从艺以来你对表演的理解和体会？

张译：表演是一门学科，是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完成的、以丰富实践为前提的、不停完善改进自身的、不断接受市场观众检验的、职业风险和代价巨大的、无法被人理解又无需任何解释的工作。这些年的体会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两个字——很难。

角色演得越多，创作瓶颈就越窄，能力的天花板也就越低。好在现众一直包容，好在前辈始终关照，总有些角色和作品会影响一些人，让我的职业有一份尊严，让我的工作有那么一点社会价值。这是我的荣幸，感恩！

（摘编自人民网文化频道《张译解读<全刚川>，为何能演活中国军人？》）

材料一：

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作家地域意识的出现与地域文学的兴起。文学书写中的地域流派意识在宋元以前尚不明朗。明代以降，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典范的意义逐渐开始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清一代的文学史，实可视作由中央与地方文学集团连缀而成。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无虚地”(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一》)，而知识人的“在地化”则是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就人员构成而言，文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多为“在地”知识人。一方面，这些文学社团以本地人员为构成主体；另一方面，其成员具有高度的地域认同感。社团的称谓如“云间三子”“太仓十子”“江左三大家”等，亦体现出“在地”知识人明确的地域追求。在结社宗旨上，他们往往存在基于地域认同而产生的争胜心理，如吴伟业对“太仓十子”的推举，便具有同“虞山派”“云间派”争胜的意味。参与主体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传统的清晰感知与主动认同，是地域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基础；而文社需要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展开，地方性知识与经典则是地域文社形成的起点，正所谓“士君子居其地，读其书，未有不原本前贤以为损益者也”(吴伟业《太仓十子诗序》)。晚明时期，士人“群萃而州处”，强化了其与所居之地的空间及情感联系。伴随知识人的“在地化”而形成的地域认同感，是江南文社形成的情感根基。

此外，地域文社的形成和持续发展对活动场域、经济支撑以及参与主体的稳定性亦有相应的要求。明代以降，教育的平民化促使“在地”的下层知识人群体不断扩大。明清之际，江南文社的发起者多为具有地域影响力的知识人，参与者则以当地科举不遇的诸生以及下层知识人为主体。知识人的“在地化”意味着其立足于特定的生存空间，且具有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能够为组织集社提供时间与人员上的可能。而“在地”的世家大族则成为文社发展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家族能够为社事的展开提供活动场域，如无锡秦氏的寄畅园“构列二十景”，亦是江南文人集社之所；另一方面，家族的经济支持同样是文社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摘编自安家琪《明末清初地域文学的繁荣与知识人的“在地化”》)

材料二：

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有助于作家间的交流沟通。地域这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物也渐渐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南北文学风格地域性的差异在隐隐地、潜潜地消融着。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胡小石在论李杜诗歌时又进一步阐释：“自交通便利，政治统一后，以地理作为区分是靠不住的。”可见，随着交通的发展，南北文学史就是处在不断交融、互动互渗的过程中向前演进的历史。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有很多作家的祖先已南北迁移多次，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难说清其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如唐朝初年标举“建安风骨”的陈子昂。而有些作家由于其自身的经历、爱好、兴趣的不同，其作品风格的地域性也呈现暧昧状态，如南朝庾信，其南北兼融的文风，使其在文学史上成为一颗璀璨之星。大文学家司马迁虽为北方人，但其一生多游历于南方的湖光水色之间，所以其作品恢宏气势间也呈现出纤柔婉丽之气。

自大唐帝国统一以来，南北文学在消融中互补共存，使各自的文学更充满活力和生机。南方文风的理想浪漫加上北方文风的刚健质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宽厚柔媚相统一的特色。

然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也就是说风格地域性的消融与缩小并没有出现绝对状态。实际上，风格地域性的形成也并非只是交通因素使然，其中气候、自然地貌、传统文化等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是相对恒久而稳定的因素。这样看来，文学风格地域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有了缩减，而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由于互动而产生了新质，并使之更为强化。从六朝开始，正统的文人们多有崇北抑南的倾向，在思想上推崇刚健的文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说：“汉魏西晋皆北方之诗，盛唐之时，称作家都大抵为秦晋人也。”起码在文风上，这些盛唐大家多与北方文学精神相契合。这种崇北抑南的文学倾向的出现，既体现着创作者与评论者主观上的情感倾斜，同时也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六朝以来的南方文学已走向轻浮颓靡的状态。所以，崇北抑南局面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北方文学以其粗犷刚劲的文风对南方文学及时地起着纠弊与鼓舞的作用。

(摘编自白雪《论文学风格的地域性》)

古典学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但是，我们在着手建设之前，有必要留意古典学身上强烈的“非学科”特征。

古典学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现代的事情，但就古典学的实质内涵而言，它既古且新。所谓古，是因为古典学意味着一个文明的奠基性开端，其后只有一直绵延不绝，这一文明方能“斯文不丧”。所谓新，是因为奠基性的古典若不能因时损益，难免陷于故步自封乃至于面对文明危机时手足无措。文明奠立的开端时期所形成的基本观念和思考方式，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内核就凝结于被确立为经典的典籍。这种源初的奠基，包括精神德性、思想品格和智性深度的奠基，也是古典自身的确立。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古典逐渐被遗忘。清季民国鼎革之际与之后，西方的学科与文教制度遂为民国所效仿，古典文教被切割多方而无所归依。唐文治预言了废除根本典籍与文章之后可能的情形：“藉令文化日漓，修辞立诚之要义淘汰而糜遗，我国民之心思将日以粗，志气将日以浮，知识日以卑浅，气象日以萎苶。”唐文治所言，与我们今日所言的古典学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借助他所经历的历史、借助他的眼光，我们能够清楚发现古典学的“非学科”特征。古典学若为文、史、哲和各种社会学科所割裂，或者依照惯有的学科建设思路建设一门看似全新却在理据与形式上与任何一门学科无异的新学科，那么，这种古典学的“心思”“志气”“知识”和“气象”都有可能限于狭窄。因此，当我们谈论古典学作为一种学科或者其学科建设时，首先应该明晰古典学的“非学科”性质。

哲学是这种“非学科”性质最近似的例子。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上，哲学被视为一切知识和学科的前提和根本统摄，但是，在学科化日益发达和哲学及其理论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哲学早已成为一门学院内的学科，形而上学更是常常被逐出哲学这门学科之外。为了避免步上作为学科的哲学的后尘，在具体讨论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古典学与哲学类似的完整视野。

所谓古典学的完整视野，首先是为了恢复被现代学科固化所遮蔽的视野。我们目前的学科设置几乎完全依凭于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以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割裂了原本具有整体性的经典本身。这种完整性首先要求我们对经典本身持有完整的理解，不以其片段章节为叶而不见泰山之全，更不能以后来者的思想偏见而无视经典作品自身的脉络与思想整体。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切入古代经典本身蕴含的思想世界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一种呈现在某位古典思想家的某部著作中的知识体系，或者古典作品共同构建出一个秩序严密的思维之网，我们通过勤奋学习或者高深的思辨即可掌握。相反，这种完整性以人自身的不完整的本性为前提。从研究形态来说，柏拉图的对话常常会被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知识论的研究所分割。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看，柏拉图对话的动态性恰恰避免为某种现代学科所捕获。对话意味着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和作为潜在对话者的读者，能够在每一篇细致的对话中通过其脉络进入柏拉图的整体哲学思考尝试，而非接受某种教条。以对话者自身的不完整参与柏拉图对话的完整，通过参与对话进程中的思考，从而指向某种完整的可能性。    

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古典教育所指向人的自然目的。无论中西古典，古典教育都是以完整的人格教育为目标。人内在的欠缺和不完整，是人的出发点和现实，但人最终要实现成为人的自然目的。古典教育的期待就是人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然目的。

除了古典学的完整视野，我们还需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古代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古典。古典除了时间性的“古”的含义之外，更核心的是“典”，即只有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才可谓之为典。我们作为后来者，很容易轻易接受这些古典作品的典范意义，将其中的内容视为一种教条或者某些规范性的知识加以接受。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思想上的怠惰和危险，将古典的确立及其前提视为不需要思考的事实加以接受。《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在面对春秋乱局时之所以删定六经，实出于其“忧患”。这种忧患不仅仅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忧患，更有对当时文明危机的深切忧虑。一方面，孔子以“不可得而闻之”的《易》与《春秋》为“性与天道”的自然与哲学根基，以重整智性及其界限，又以《诗》《书》《礼》《乐》为人心政治与教化之资，构建了完整的智性、人心与政教秩序。但另一方面，孔子之所制作，皆依古传经典而有增删，表面上看，孔子未有新作。中国古典中的革命性与保守性尽在于此。与之对比，同样面临希腊文明危机的柏拉图，虽然在《理想国》中提出删改荷马史诗，但终究写作了大量对话作品，而非增删荷马史诗或者之前的悲剧与史书。这也许是由于经过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尤其是智术师的启蒙，柏拉图必须从言辞论证中重新为正义、灵魂和哲学等最根本的问题重新奠基，对话体写作或许是他能找到的最佳思考形式。当我们致力于古典学的研究时，就必然要思考孔子、柏拉图面对文明困境时如何制作了他们的古典，而非简单地将他们接受为古典。

（摘编自《古典学的“非学科”性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