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宿”作为一个“舶来词”于2014年7月开始，拥有相关搜索热度。在政治、经济、资本环境良好的大背景下，客栈民宿市场日益火爆，及至2016年8月，“民宿” 的搜索指数超过了“酒店”。

    因为“民宿”具有由“主人文化”带来的当地特色化体验，住宿空间高度个性化、体量小而美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人旅行时选择“民宿”——这种非标准化住宿形式。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民宿的发展迎合了当下“自由行”的热潮。

    从提供民宿的企业来说，民宿相较于标准化住宿，更容易取得良好的营销效果。不同的地缘环境，不同的装饰风格，不同的风俗习惯，都能天然地打包、呈现出受到“自由行”游客欢迎的产品形态。特色化住宿迎合了出行用户的关注点多样化的特点，“特色”逐渐成为影响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民宿预订OTA大鱼自助游的宣传语“为一张床，赴一座城”，昔日的小众市场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我国在线旅游渗透率持续快速提升，在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民宿的流量入口价值逐渐显现，为在线旅游创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万亿级周边游市场中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表一：用户预订民宿关注点分布

表二：2015年中国客栈民宿分布（家）

（摘编自《2016-2017中国客栈民宿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由于乡村旅游民宿发展时间较短，尚存诸多问题。

    首先，民宿经营涉及旅游、安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由于缺乏主管部门，需要地方多头管理，难免出现责任推诿、监管不力的情况。再者，目前，国内尚未出台针对民宿从业的具体法律法规，不能对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是民宿产品。一是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民宿除了满足基本的吃饭、睡觉需求外，个性化、特色化并不耀眼，乡野、风俗、乡情、文化等要素无法做到有效融合。二是基础设施不健全，目前，民宿经营者多是乡村农民各自为政，自我发展，财力上不足以完善娱乐、购物、交通、卫生等旅游基础设施，眼界上不足以做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规划与布局。

    最后，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一是建设与经营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多数经营者只看到了经济利益，环保、绿色等理念被弃之不顾。二是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多直逼环境承载能力。乡村民宿吸引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部分地区超过环境承载量，这将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进而造成不可修复的危害。

（摘编自王璐《乡村旅游民宿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材料三：

    台湾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总干事、民宿主人陈巨凯认为，有些地方对民宿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台湾平均1家民宿只有4个房间。我到浙江莫干山随便住一些民宿，发现每家都超过20个房间。到天津看一些民宿，有的超过70个房间。”他说，民宿的界定应该是小而美的，能够为游客提供独特和精致的体验，而不应该追求酒店化经营。民宿一定要有特色，这可以来自建筑风格，也可以来自“主人风格”。如果建筑缺乏特色，则“主人风格”可以弥补，例如设定专门化的有意思的主题体验。民宿的重点不在硬件，而在软件，应该通过全面而细致的服务，让客人回忆、回味、回头。

（摘编自《海南日报“民宿要小而美 令人感动回味”》）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 ——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

（选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再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她大半本都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选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

（选自新浪网）

材料一：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顺差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逆差也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数据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2000年以来，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的480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7年的758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一差异占美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8%逐步下降至15%左右，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贸易赤字快速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7260亿美元，其中以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多，达到2016亿美元。

（摘编自2018年08月21日许宪春《统计视角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材料二：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中美贸易飞速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比重持续增加。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对美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为18%；中国从美进口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末达到8.95%。

图表1：中国对美出口情况

图表2：中国从美国进口情况

材料三：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争端逐渐升级。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一直是美国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自胜选以来，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频繁打出“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牌，使得中美贸易战的阴云一直未散，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和德国类似的情境。如今的日德在经济上已有明显起色，两国在应对贸易冲突上有许多经验和总结。那么，中国可以从日德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我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通过提振内需并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还应理性面对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同时，我们还应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扩大推进对外开放程度。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以史为鉴，中国当如何应对可能的中美贸易战》）

材料一：

    在北京大学教授陆绍阳看来，引进大片、建设影院、拍摄类型片和降低拍摄门槛，是中国电影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快行轨道的核心推动力。可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观众流失严重。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40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建构国家形象、弘扬正能量方面作用巨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诞生的《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批主旋律电影，通过叙事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进行区分，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取得胜利、反动势力怎样走向失败的历史事实。创作者将党的历史、革命历史进行像化处理，让观众对国家、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中国加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为何电影创作的高峰并没有随着市场的繁荣而出现？陆绍阳坦言，如果中国电影依旧照此路径前行，可以预见其面貌不会有本质的改观，这种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的发展略径，其实是需要反思的。陆绍阳说：“未来，我们要从追求数量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

（摘编自《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中国艺术报》2018年11月12日）

材料二：

    春节期间，中国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等海外市场同步上映。上映首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票房合计达263万美元，创近年来华语电影海外开画最住成绩。《流浪地球》的出现，证明中国可以制作出足以比肩美国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流浪地球》意味着中国电影升级换代，是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一部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填补了国产硬科幻电影的空白，值得自豪的是，这部电的核心主创国队成员都是中回人。

    澳大利亚影评人特拉斯・约输逊称，《流浪地球》或许是2019年最好的科幻片。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摒弃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选择了中国文化中的责任、谦卑、自我牺牲与对家庭、社会的忠诚。

（摘编自《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三：2012—2017年中国电影播映收入年增长率及电影广告收入年增长率走势

（摘编自《2019—2025年中国电影行业市场调查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表1：2017年中国内地票房排前十名的电影

（数据来源于艺恩网）

材料四：

    对于春节的电影市场而言，一直以来“票房之争”都是大众媒介主要关注和聚焦的核心问题。然而，对于2019年春节档而言，与其将视点聚焦于票房收益，不如将关注点转向票房之外，毕竟，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和中国本土视效田队才是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

    从《流浪地球》到《疯狂的外星人》等，本土视效团队无论是在概念设计的艺术创造性、技术手段的应用、云计算的特效渲染等层面，还是在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层面，整体的工业化水准都得到了全面提升与快速发展，其中，影片《流浪地球》中75%的视觉特效都来自中国视效团队的制作，已然体现出本土视效团队现阶段较高的制作水准。

（摘编自《科幻当红：时尚背后是品质》，《中国文化报》2019年2月16日）

材料一：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厚而系统的哲学基础，蕴含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智慧。

    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孟子提出了“仁民爱物”的命题，“仁民”是对人的同情仁爱，“爱物”则是爱护人之外的动植物等。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摘编自《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经济日报》2019年4月11日）

材料二：

    自然是生命之母、文明之根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类“赖以生活的无机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所说的这个环境，当然也包括细菌、病毒等组成的微生物环境。事实上，细菌和病毒的历史远远长于人类，它们充斥着包括陆地、海洋、大气等在内的整个生物圈。在它们面前，人类只不过是地球家园中的后来者。历史地看，人类已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生态文明，生活富裕但生态退化也不是生态文明。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良好的植被、优美的环境是生态文明的标志。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制度体系与政策导向，既要做到全覆盖、全流程，也要强化追责问责力度，为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营造制度环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开展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污染及其危害机理、生态系统修复保护研究，为优化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路线提供科学依据。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加大绿色工艺装备的研制力度。加强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加强创新链各环节衔接，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加快技术产业化。

（摘编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支撑体系》，《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年2月8日）

材料三：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生态获得感也得以进一步增强。在不少城市的公园绿地让老百姓“开窗能赏景，出门能游玩”。随着生态环保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正在形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成为居民的自觉选择。联合国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加赞许：中国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人类共通的生态文明理念。

    中国作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探索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我国不断加强在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探索区域环境合作新模式，加强与大国之间的生态合作，促进平等对话，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周宏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进程》，《天津日报》2018年11月12日）

秦朝统一后，疆域北自辽东，南到象郡、数千里滨海。秦朝以后，大部分王朝都保持着漫长的海岸线。如何认识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对于历代王朝和民众而言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在官方建构的知识体系中，作为“天下”的地理构成，陆地与海洋是关联的整体。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中国四夷”与“九州一四海”的对应。在“天下”秩序的解说下，海洋处于陆地的次属地位。这也体现了立足内陆的王朝是从陆地视角认识海陆关系的。苏轼从惠州贬到海南，被视为加重处罚。苏轼看到琼人姜唐佐好学，便以“沧海何尝断地脉”的诗句称赞之，亦可见他所具有的陆地本位思想。

先秦以来的大部分时期，王朝从海洋活动中获得的主要是盐利，而盐户和盐业的管理不过是农业和农业管理制度的延伸。民众长期被附着于陆地，严禁出海。唐朝虽然被视为十分开放的时代，但唐代不向本国人开放海洋，所以鉴真东渡不得不一再偷渡。唐代从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规模不小，统治者可以从他们手中采买海外珍宝。但并没有制度将贸易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在“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下。单向的海陆交通中王朝国家从海洋所获得的主要是政治意义，而非经济利益。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兼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臣民进入海洋，即被视为脱逸出赋役和户籍体制，不再为王朝提供支撑。对提供赋役的人、地实行封闭管理，将海洋拒斥于陆地之外。成为大部分王朝的政策取向。

海洋被拒斥的局面，在宋元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元时鼓励民众出海贸易，建立了抽解和博买制度，实现了与海商的共利分利。在统治者眼中，海洋与陆地一样可以为国生财，可以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汉唐所未曾有过的观念和认识。在王朝政策中，海洋和陆地成为相互融通的整体。明代隆庆开禁和清朝设立海关，在政策上重新开通了海陆的联系，尽管其开放度不及宋元时期。

民间的海洋经济一直潜滋暗长。一方面，海外来华贸易、通使，联通着陆地与海洋；另一方面，政府禁令并不能杜绝数千里海岸线上的私自出海。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丝绸、陶瓷等物品，以及海外物品在海陆间流动。在中国滨海地区人群的认识里，海洋与陆地同样是其生计空间，并无水陆限隔。他们的三种生计方式——渔业、海盐和航行，都存在结构性的短缺，必须依靠海陆融通实现生存。宋代以后，海陆融通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近海市场和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内陆市场、近海市场、海外市场，三个市场逐步融为一体。近海市场联通了内陆市场和海外市场。不只滨海民众，深处内陆的人们也日益深入地卷入海陆融通的潮流。在海陆关系上，官民差异逐渐消失，认识和利益最终走向统一。

（摘编自黄纯艳《互斥与融通：传统中国海陆关系认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