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①对康有为而言，人性论是大同思想的重要基础，也是孔子仁道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世界要实现大同，除了满足“天下合群”的基本条件，还需要满足“人之智慧、淡泊、勇力、艺能、礼乐，皆人人完备”，人人为“天生之成人”这一条件。换言之，孔子“合群之仁道”的完满实现既需要在明人伦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伦常，合天下之人；还需要人性皆善，人人成为“全人”。后者是保障大同世界能“合天下之群”的人性论基础，也是孔子人心之道在太平大同世的展开。

    ②关于人性，康有为以孔子“性相近，习相选”作为根本依据，认为无论平世乱世，人性并不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是后天的习得却使人性在平世与乱世表现出巨大的差别。康有为指出，乱世之人由于世尚野蛮，教化未至，因此“人皆偏憾，不称天性，未成为全人”；当太平之世，“教化既备，治具毕张，人种汰，胎教修明”，则人人为“天生之成人”，因此，“乱世人之资格，与太平世人之资格迴远”。

    ③人在后天中不断根除乱世习性日完善的进化过程是在历史中不断展开的，但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孔子针对三世制定的后天教导才是人性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对于孔子的教导 ， 康有为首先指出孔子教导的总体原则是“治其志而归之于仁”，教人以“求仁为事”以养人之善性。博爱之仁在人性上的充分实现被孔子视作人性进化的最终目标，人性发展的方向因此得以最先明确，此为孔子教化之根本前提。其次，孔子针对三世分别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原则。对于据乱世，孔子立“亲亲”原则教人建立父子夫妇纲常，使人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内部产生不忍人之仁心，使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此为教化之起点，也为人性发展之起点；对于升平世，孔子立“仁民”原则教人破除人伦界限而推思同类，最终实现人类世界即每个人之间普遍的友爱；对于太平大同世，孔子立“爱物“原则教人众生平等，爱生成杀，使博爱之仁德普照于世间万物，此为教化之终点，也是博爱之人性得到充分实现的终点。

    ④传统上，宋儒借《孟子》“亲亲仁民爱物”之言提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并通过细致辨别“亲”“仁”“爱”之间的差别强调万物一体下的差等之爱。与宋儒明显不同，康有为将人性问题纳入三世进化的框架中，认为“亲亲”“仁民”“爱物”是孔子针对三世的教导，它们也因此代表着孔子所设想的人性由低到高的发展水平；同时，在康有为这里，“亲”“仁”“爱”大体是同义的，他更强调的是仁爱施与的对象范围，从其以博爱论仁就不难看出，仁爱施与的范围才是衡量人性展开程度的关键所在，而并非是对差等之爱的体认与实践程度。在康有为看来，正是得益于孔子的教化，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人都将在太平大同之世成为全人。纵观《论语》学史，康有为的《论语注》第一次明确以大同学说为中心阐释孔子思想。借助对《论语》的解释，康有为使大同学说深入中国思想主流。

（原载《读书》2018年11月，有删改）

材料一：

就中国古代诗歌史而言，盛唐既是时段分期概念，也是由审美特质、体制艺术、代表作家等共同构成的诗学型范的概念。特别是经过宋元明清论者的阐发，盛唐逐渐凸显为诗歌史的黄金时代，盛唐之“盛”也具有了诗史价值判断的含义。

作为分期概念的盛唐，由严羽《沧浪诗话》较早提出，至明代高棅基本论定。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又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可知他心中的盛唐主要指开元、天宝诗坛。此后学者言及盛唐，基本重在开元、天宝，只是对盛唐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稍有出入。特别是对于开元以前的陈子昂，天宝以后活跃的韦应物、刘长卿等，以及杜甫在天宝末年至大历时期的创作等，有所争议，这些创作是否应纳入盛唐时期，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到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详细选定开元至大历初八十六人为盛唐，更加标举开元、天宝为“盛唐之盛者”。高棅对盛唐分期的看法相对客观，也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当代学者论定盛唐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不出高棅的结论，而对盛唐分期的歧见也主要针对的是安史之乱后至大历初的归属问题。一方面如郭预衡、余恕诚仍然主张自开元至大历前划为盛唐。另一方面，从胡适到林庚、袁行霈，都主要把开元、天宝作为盛唐，并将天宝末至大历视为盛唐诗向中唐诗的过渡。后一种观点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在唐代历史上，政治社会之“盛”与诗歌创作之“盛”，这二者的时限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吻合。

盛唐诗学型范到底由哪些作家来体现，这是一个关键的论题。历代学者对盛唐诗歌典范的总结，实际也是基于他们对盛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认识。严羽推崇李白、杜甫，同时又称赏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我们今天一般说到盛唐诗人，首先就离不开这六家，其代表性和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历来论者都认可杜甫为盛唐诗人，但又对杜诗超出唐诗主流风格的特质颇有体会，于是产生了对于盛唐之“正体”和“变体”的探讨。严羽已经注意到“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王世在《艺圃撷余》中进一步论及杜诗多有“变态”之处，说：“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可见，杜甫在盛唐主流风格之外，又具备独造之变体，这一现象历来就是古人所关心的问题。就杜甫的“不离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概念的丰富性、包容性；就杜甫的“超出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艺术规范的限度所在。于是，如何在唐诗史上安放杜甫的位置并评价杜甫前后期的创作，也成为探讨盛唐概念之时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黄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盛唐概念》）

材料二：

杜甫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的。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适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但已充分体现出“盛唐气象”。他年轻时的《望岳》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诗中感慨个人遭遇、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仍然激越震撼。《醉时歌》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病饮高歌，特别是“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的结尾，同样可见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但亦可见“盛唐气象”。

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弃官，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但越是艰难苦恨，杜甫越是斗志昂扬。逗留秦州、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首先表现出“盛唐气象”的风神延续。杜甫经停秦州、同州时，安史之乱仍在迁延，而西疆又开始不稳。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

唐代宗大历三年春，杜甫出峡，在流离老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人生近暮，但杜甫仍关切四方十年的纷纷杀气，更愁望云山邈远的直北长安。杜甫太看重他生长于斯的盛唐时代，除了与其同生共死，几乎别无选择。他的《江汉》依旧有报效国家的盛唐壮心。

杜甫从来都是盛唐诗人，杜诗始终属于“盛唐气象”。中国诗史中的“盛唐气象”，伴随杜甫的永别，才真正走向终点。

（摘编自王树森《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

材料一：

央视频新媒体综艺节目整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源，用新颖的编码内容来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最终引导受众通过节目内容的外在层面去感悟其内在的精神品质，使节目内容成功“破圈”。

央视频创新性地建构新媒体综艺节目的内容与含义，将中国文化自信体现在多元的话语场景中。节目通过加入“国风”元素，将传统经典与现代流行结合，带领受众一起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国潮”再次成为青年审美的主流文化之一。

新媒体首秀《央 young 之夏》将总台的主播们进行分组，展示才艺。首轮展示中，女主持人组成的“ sunny姐妹团”在《潇洒走一回》的演绎中，先以素雅的民国旗袍配圆扇的妆造开场演唱，后又变装为青春活力运动风与时尚大气职业造型，生动传达了中国传统服饰永不过时的理念；“冰皮月饼队”将多部国产动画片经典的OST进行大串烧，演绎的《爷童回》一开口就带领观众重返童年时光； 别具一格的“康庄大道会嬴队”在《左手指月》中将中国大鼓、古琴、尺八等乐器与钢琴结合，在古典舞曲的烘托下，为观众展开了一幅古色古香的“国风画卷”；“稻倪欢喜队”在内容上精准贴合青年受众的兴趣点，将当下流行的喜剧脱口秀搬上“官媒”'舞台。网感化的战队名与节目表演，以及才艺展示用新潮形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将主流精英语态与市场大众语态完美融合； 而年轻化与偶像化的语态表达，既体现了新型媒体综艺节目在积极弘扬国粹人文价值方面作出的努力，又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摘编自朱穆兰《“破局”“破圈”“破浪”：新型主流媒体的年轻态创新——以央视频“ young”系列节目为例》)

材料二：

“只有破圈才能出圈，只有出圈才可能融合。”去年12月，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解伟，因短视频出圈成“网红”，让更多的游客、网友了解随州特色。伴随着文化旅游春天的到来，如何让文旅行业聚焦更多的目光，使文旅融合更加紧密？如何传播才是新玩法？ 一年后，解伟再次给出了“随州出圈”的答案。

解伟认为：“出圆的前提是破圈，敢于破圈才有可能出圈”，他用四首歌曲概括了文旅破圈的四重路径。

“你是谁？ 你在哪？ 你咋样？ ”解伟从三方面解读了黄梅县的破圈探索。

黄梅是谁？黄梅是“戏乡福地，灵润黄梅”。黄梅在哪？ 在七省通衢三省交界和鄂东门户的地方。它是什么样？ 它是黄梅戏的源头，它有佛教禅宗祖师的传说，它有岳家孝，还有黄梅挑花，它有龙感湖，有五祖寺，有哀夫稻田，有东山问梅村等等这一系列的景区。解伟说，只有唱好《听闻远方有你》这首歌，才能动身跋涉千里，才能追逐沿途的风景，才能感受你的气息。

“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这首歌，极具启示意义。解伟介绍，文旅事业也是一样，“往哪走”是方向，“怎么走”是选择，关键是要“不停走”！“只有不停地走才能有不断的风景映入眼帘，才能带来不断的变化，一定不能停下你的脚步。”

第三个要唱好的歌，就是《外面的世界》。“你拥有我，我拥有你”，才能实现破圈。

“我拥有你”， 即“旅游+”，加农业、加产业、加工业、加智慧化、加城管、加乡村振兴等等，从而实现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农旅融合。

“你拥有我”，即“+旅游”，打造全产业链的景区、景点。解伟举了两个例子。随州黄鹤楼酒业，从粮食的收购、发酵、铸造、出酒、储藏研制等生产流程入手，围绕5A景区的目标来打造全产业链； 随州裕国香菇，从香菇的种植、提取液、筛选、晒干等环节开发体验式的景区，特色旅游项目也带动了区域品牌的发展。

“现在的文化旅游，不再是一个景点、一个自然贪源的单一比拼，而是一整个大生态的比拼。”解伟介绍了第四个重点，那就是要唱好《从我做起》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叫“我好你好大家好，我善你善人人善”。

大生态由谁构成？ 首先由自己构成。文旅行业有句经典的话：“只有居者快乐，才能行者满意”，只有“我好”，才能迎来回头客。解伟引用了中国旅游学院戴斌院长的一句话：“没有一种力量比当地人的笑脸更具有竞争力”，当地人笑得出来，当地人感到幸福，就是旅游文化中的“我好”。通过“我好”，实现了“你好”，彼此的“你我”，才能构建一个生态，最后形成“火家好”。人人共舞，有可能实现全域上的破圈。

文旅融出新天地，且以诗意共远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解伟表示，要叫响“神韵随州”城市品牌，让八方来客“一见钟情”，演绎湖北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摘编自“长江云”平台报道)

材料三：

新媒体时代，文旅宣传营销要注重以创意为引领，有趣、有梗且真诚的内容更容易引发关注。近期，山东文旅“我姓东”引，发土味喊凌宣传浪潮、各省市运用谐音梗BGM制作的魔性文旅宣传视频等等引得网友瞩目。网友们纷纷调侃要签订各省“互不嘲笑条约”，从一个侧面直观说明此类视频往往比其他宣传视频更受关注。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唯有创意和品质才能填正获得网友认可，进而转化为出游动力。此外，引发共情与共鸣在宣传营销中也十分型要。共情是文旅产品和项目连接游客的重要因素，共情化传播基于强烈的受众意识和准确的受众接受偏好的传播方式。哈尔滨爆火离不开城市的友好与市民的热情，从人造月亮、热气球、冻梨摆盘到本地人免费接送游客、送热饮热贴、争当志愿者等等，“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讨好型市格”背后是政民一心，真诚待客， 网友对哈尔滨的好感度造耐转化为对哈尔滨的旅游向往和行动。在这场文旅比拼中，各地文旅部门主打“听劝”，抓住热皮，跟上节奏，还面向全网征集推介家乡的视频投稿。这种积极的态度和快速行动力，让网友们产生参与感亲近感，线上的宣传共情也转化为线下行动，多地旅游热度迩来不同程度的上涨。

(摘编自赵梦笛 齐骥《“出圈”与“破圈”：地方文旅创新发展的路径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