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教育部2011年8月下发《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意见要求，中小学校主要通过有关课程及活动开展书法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中，要按照课程标准要求开展书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级的语文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艺术等课程中，要结合学科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书法教育。普通高中在语文等相应课程中设置与书法有关的选修课程。中小学校还可在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开展书法教育。

    教育部2013年2月公布《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规定从当年春季开学开始，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生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

    2015年秋季新学期，经教育部审核的书法教材首次走进课堂。全国各地共81家出版社陆续开展书法教材研发，最终11家出版社的教材通过审核。新版书法教材在封面醒目地印着“教育部审定2014”的圆形图标，书名统一为《书法练习指导（实验）》。

（以上综合摘编自《中国教育报》等媒体）

材料二：

图表1教师所在学段书法课开设情况统计

图表2：学校书法教师配备情况

图表3：书法课教师胜任教学情况

××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底）

材料三：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书法教育不能真正进入课堂的原因为何？

卢中南（全国政协委员）：阻碍书法教育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应试压力，在这种重压之下，不少学校的书法教育依然是个空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2015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这是否能够使得书法课不再受到“排挤”，成为引领甚至“倒逼”书法教育真正走进课堂的“指挥棒”，的确令人期待。

（中国文明网  2016年3月9日）

记者：请问目前我们中小学书法教育面临哪些困难？

郭振有（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目前不少学校没有按教育部要求开书法课，主要瓶颈是缺少书法教师。除了补充专职和兼职书法教师外，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加大培训力度，特别是要好好培养语文老师，让他们教语文之外还能教好书法。

苏士澍（全国政协常委）：这几年中国书协、教育部一起做了一个“翰墨薪传工程”，对中小学书法师资进行培训。此外还要改进师范教育，以前就是中央美院培养书法老师，一年不过十几个，现在是200所大学都招。

记者：推动书法教育发展，中国书协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设想？

苏士澍：书法教育一定要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打开IPAD或者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练书法，非常便捷。在这方面，未来还要加大投入，创新思维，深入开发我们的汉字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书协参与的书法教师“国培计划”预计在未来5年内培养7000名书法教师，为书法教育全面铺开贡献力量。同时我们还准备举办一些展览，通过展览推动书法教育进中小学课堂。

郭振有：我们希望把教育系统和中国书协系统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培训中小学书法老师、成立中小学书法实验学校等方面，双方能共同推动书法进校园、进课堂，提高书法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14日）

材料一：

    在全球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发展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电影大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中国电影人考虑的关键问题。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创作有影响力的电影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对制片公司来讲，产业链条的强化和发展很重要，要创作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这样才能支撑电影产业发展，否则电影强国的实现是没有依据的。”他指出，我国影视产业还处在发展期，电影发展机会多，未来，中国的影视产业依然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对此，马中骏也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好的时代和机遇期，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影工作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你有专业性，你做得足够好，市场自然认可。”

（选自“央广网”2018年6月19日）

材料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暗流涌动，一些人打着“重写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鼓吹“告别革命”，大肆歪曲历史、诋毁英雄，意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言论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因此，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为此，我们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积极运用新媒体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增强人们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

（选自“光明网”2018年4月23日）

材料三：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好故事变成具有世界通用文化符号的好作品。比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武侠片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辨识度很高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片在海外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把中国好故事变成好作品，还有一个案例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它不仅在亚洲其他国家好评如潮，还发行了美国版。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把好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中，“融通中外”正是中国电影国际化创作必须遵循的要旨，要选择能激起中西方共鸣的故事，既在内容上融汇中国文化，又在形式上实现国际表达。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15年的《狼图腾》和《滚蛋吧，肿瘤君》，这两部影片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代表作，它们曾在数十个国家展映，各国观众或为草原生活的艰难所震撼，或为身患绝症的坚强所感动。

    与此同时，把国外公共组织和学者发展为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地和专业力量的努力，更让我们插上了巡游世界的翅膀。比如，我们与拿督黄纪达基金会的合作让中国经典默片《神女》配乐放映，在各大电影节绽放异彩；与英国电影学会(BFI)的合作，则让中国享誉世界的影史名作《小城之春》修复版成为在英格兰地区发行的第一部修复版中国经典影片……

（选自孙向辉《“融通中外”，如何用电影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反思中国电影，我们同时看到隐患和欠缺。许多平庸之作呼应我们周遭弥漫的泛娱乐文化、亚文化之风气而生。平庸之作多表现为雷同化、表面化和粗疏化：只关注娱乐不关注思想；只关注生活表象而不探究生活中的发展趋势。对生活没有新发现，对艺术没有新表达；盲目跟风克隆，执着于缺少新意的翻拍与续拍。平庸创作一味在市场热项目中寻找风向，模仿效法。2017年生产故事影片708部，在影院公映的影片只有396部，一半的国产电影因平庸、粗疏被电影市场淘汰。创作平庸之风势必弱化原创力，弱化精品意识。于是，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才时不时地大行其道。容忍平庸之作，容忍创作平庸之风，就会放弃国产电影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就会丧失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新时代的创作目标感。必须对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平庸之风，说不！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4月12日）

材料一：

    知识付费就是为获取特定知识而支付费用，是一种满足自我发展需要购买信息内容和服务的互联网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以往为获取知识而付费的方式：与网络服务紧密相连，有别于线下为参加培训的缴费；是特定人群为获取知识及相关信息、技能、经验等而实施的消费行为，有别于线上为娱乐消遣的付费；是知识经济时代特定主体在知识付费平台上购买特定知识产品的消费行为，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花钱买图书。

知识付费是新生事物，但实际上只是知识共享的一种新形式。知识共享有过两次升级。第一次由1.0版到2.0版。1.0版为静态（以百科为代表的静态知识，无互动），2.0版为动态（以社区论坛为代表的动态知识，有互动）。第二次为2.0版到3.0版，表现为进入付费问答与订阅的知识共享。在知识冗余与粉丝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这样的“知识”更接近于学界所称的“用户制造内容”。用户生产内容不再免费共享，而是创造价值了。在信息冗余与时间碎片化的背景下，知识付费就是为用户提供知识交换和提升知识储备的崭新渠道。

（来源：丁晓蔚、王雪莹等《知识付费：概念涵义、兴盛原因和现实危机》。有改动）

材料二：知识付费典型平台发展状况

（来源：王传珍《知识付费奇点与未来》，2017年1-2期《互联网经济》。有改动）

材料三：

    去年大学毕业后，姜女士一直准备着公务员考试。目前，网络上有许多和考试相关的付费学习平台，姜女士购买过不同平台的公务员备考网课。“我认为这个钱是需要投入的。一方面，网络授课形式方便，只要有手机或电脑就可以学习，如果错过直播，还可以看回放；另一方面，网课比一两万元高价的备考面授班，便宜多了。”姜女士说。

    大部分付费课程背后，有一个诸如教室一样的社区，报名后就可以在里面交流，也有老师在线答疑、布置作业等，就像上学时在学校的学习状态。像姜女士一样愿意在互联网上知识付费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付费知识省去了东寻西找的时间。

    市民林先生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平常会付费看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以了解先进的设计理念，“知识付费是以学习为主，如果你抱着猎奇的心态去提问或者去看答案，这本身就不存在知识一说。”林先生身边也有不少人爱看《月薪3000和月薪3万元的区别》《毕业一年如何赚到20万》一类文章，他说：“如果说你想通过一篇文章就能提升自己能力、开阔眼界，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来源：2018年4月25日《宁波日报》。有改动）

材料四：

    知识付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危机。据“企鹅智酷”对1736名网友进行的在线调查，有过为知识付费行为的网民满意度为38%。对消费者来说，知识付费的内在驱动力是投入较低的时间成本，获取自己所短缺的专业知识，但不少人的体验是由知识短缺造成的焦虑并不能彻底消除。同时，一部分消费者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在知识付费中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显现。据统计，他们“对短视频的耐心已经下降到57秒”。在知识付费兴盛之前，消费者就有为娱乐付费的做法。由为娱乐付费到为知识付费是一种进步：知识进一步体现出其无可否定的价值；知识产品及其价值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尊重，知识付费体现的是对知识产品及其价值的社会认可。但在知识付费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局部性的变味：娱乐化程度日趋严重，猎奇之势愈发明显。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也屡屡发生。一些知识付费的平台及其经营者，常常将知识产品的原作者及其对知识产品享有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置之脑后，或者超越了道德底线，甚至超越了法律底线。

（来源：丁晓蔚、王雪莹等《知识付费：概念涵义、兴盛原因和现实危机》。有改动）

材料一：

    外卖有多大？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互联网外卖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家外卖平台全国日订单量约在2000万单。由于送餐迅速、种类丰富、支付方便，很多在华外国人评价称，除了“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外，中国的外卖也该归于“新四大发明”之中。

外卖业务的爆发造成了餐盒的过量使用，有环保组织研究分析了100个外卖订单后发现，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或杯。这意味着，目前中国互联网订餐平台上，每天使用的塑料餐盒超过6000万个。

    事实上，不只是餐盒，外卖送餐使用的塑料袋、塑料餐具、塑料外包等，都属于塑料垃圾。普通塑料餐盒和餐具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塑料袋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均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有报道称，外卖平台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

    对很多餐饮企业来说，使用塑料餐盒也是无奈之举。有业内人士称，中餐食物多含汤水，油脂，使用塑料餐盒盛放更合适一些。虽然目前也有餐饮企业使用纸盒等包装，但大多数可降解餐盒并不适合中餐，容易渗水渗油，使米饭粘连，难以被消费者接受。此外，餐盒成本也是餐饮企业的考量因素，有餐饮企业负责人称，外卖包装约占整个成本的2%。

    其实，目前外卖使用的塑料餐盒并非“一无是处”。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塑料餐盒都印有可回收物标识，可以通过垃圾回收的流程，实现资源的再利用。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消费者用完餐后，直接就把餐盒扔掉了。即使餐盒里有剩菜剩饭，也大多一“盖”了之。塑料垃圾与餐厨垃圾“混搭”，给外卖垃圾回收带来不少麻烦。

（原题为《餐盒堆成山  塑料回收难  外卖垃圾咋处理？》）

材料二：

    在谈环保责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在逻辑上区分清楚，外卖平台是在培养用户使用一次性餐具的消费习惯，还是更多在迎合用户已有的习惯？如果是后者，那么“0餐具”遇冷的局面就能够说通了。这并非是为外卖平台辩护，而是正如《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文中说的那样，将义务都抛给平台，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污染困局来敦促环保，这种有害的逻辑无非是把消费者自身的责任开脱出去了。可以想象，或许那些转发《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的人，他们在痛心疾首过后，依然会拿起手机，点一单外卖，然后将一次性餐具随手丢进垃圾桶。

    多数人也许很难理解，环保并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有完整的逻辑，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使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就有多少树木遭到砍伐云云。但实际上，一次性筷子的制造主要靠人工种植的速生树种，谈不上毁灭森林，反倒是拒绝使用，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种植户会面临失业。洋垃圾运往中国，也一度被贴上环保殖民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垃圾处理填埋的产业链，养活了一大批乡镇。

    我们无比心痛地看到，当下国人的环保观念，渗透着太多反环保的逻辑。一些人除了喊两句抵制的口号外，不会有更多作为——抵制塑料袋的不会抵制空调；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上下班还是会以车代步……拥护“0餐具”配送，也未必真的懂环保，或许只是刚好看到《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一文里的可怕现实。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追问，那些选择使用一次性餐具的人，有没有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分类的一次性餐具垃圾，有没有被分类运走；或者垃圾车分类打包后，回收站有没有分类处理一次性餐具垃圾的能力和技术。

    环保观念的短视狭隘，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在环境链条上的位置，以及与上下游的关系。当然和共享单车的遭遇一样，这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公民的素质问题，更多还是城市管理和产业链不够完善的结果。因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培育国民梳理垃圾分类的观念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另一方面，就像《海归女硕士进村推行垃圾分类，村民从不理解到明白造福下一代》的报道中揭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只是迷恋于抵制式的环保逻辑，寄望于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劳永逸解决环保问题，以至于忘记了环境保护是个需要耐心和精耕细作的宏大工程。

（原题为《告赢“外卖三巨头”，我们就懂环保了？》）

    （主持人）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了，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那您认为收入分配格局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

    （辜胜阻）我国经济总量（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我们人均GDP也从30年前的不到两千美金的水平，现在发展到人均GDP已经超过四千美金。我们现在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也早就超过日本了，应该说“国富”做得好。我们现在的财富分配格局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富人很少，中间层（中等收入阶层）也很少，大量的是低收入阶层。“十二五”期间怎么从“国富”走向国民共富，走向民富优先，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前不久有一个争论，说中国是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应该是巴西。巴西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贫富差别太大。它的行业贫富收入差别甚至达到28倍，我们现在的贫富差别是15倍。所以怎么样解决这种贫富差距，实现国民共富，特别是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这是关键。

    （主持人）您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为什么是最难的呢？

    （辜胜阻）因为你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间的比重，那么你就要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或者降低企业的比重。现在我们有不同的企业，像国企的利润还不错，有接近两万亿的利润，你让它来提高它的劳动者收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它的利润很薄，做得好的利润率只有3%～5%，一般的只有1%～2%，大量的小企业还在亏损当中。你让这些中小企业涨薪，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就非常艰难。所以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虚拟化、热钱化，游离于实体经济，比如温州这些地方70%的企业转向房地产了，过去是靠做实体经济起家的，而且做得很好，比如打火机、鞋，但是现在都不做了，都逃离实体经济，出现了民间资本热钱化和虚拟化，都去做投资，炒房、炒煤、炒股。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我们产业的空心化，经济的泡沫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带头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在GDP中间的比重，和中小企业联手提高劳动报酬。但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制度都是刚性的，它的负担也很大，你现在让它降低都很难。所以有的财政专家说我们的税负水平不是低而是高，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又很难降低它的比重，那“十二五”规划建议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将来就很有可能很难落实。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非常艰难。

    （主持人）收入分配改革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那这时候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辜胜阻）企业在高成本的状况下，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放弃、不做了，它们就退出了。还有一部分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在过去三四年靠廉价劳动力会获得很好的利润，大家就不会去创新，就不会去推进技术的进步。所以有的老板讲，现在我五个人的事情请三个人干给四个人的工资，还有五个人的事情我请三个人干，再买一台机器，这就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有机变化，还有的说我要通过管理的创新降低企业的成本，来应对人力成本的上升。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企业一定要联手来做这件事情。作为企业自身来讲，你要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作为政府来讲，你应该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让它们轻装上阵，让它们有一定的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制度中间存在的问题。

（节选自《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谈收入分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