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情的殉道者：马克斯•普朗克

董理

    1858年4月，普朗克出生在德国基尔城的一家书香门第。普朗克从小有音乐天赋，他准备攻读音乐，但数学家米勒的启发引起了普朗克对数理的兴趣。从米勒那儿，普朗克学到了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想去大学进修物理学时，米勒却劝他放弃物理学，因为这门学科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这样说。

    普朗克对物理学的执着造就了这位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为人类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他曾说：“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存在，而探索这种绝对存在所适用的规律，我认为就是最崇高的科学研究任务。”一个青年能置著名数学家之劝于不顾，说明了普朗克当时对科学的热爱。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说：“在科学的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许多人只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另外还有许多人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除去这两类人，那么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他是一名物理学最虔诚的信徒。

    如果说19世纪的物理学大厦出自牛顿等人之手，那么震颤整个以经典物理学为根基的大厦始于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的研究。黑体辐射的问题在于长波段和短波段，不同的波段都采取近似值的方式分别用不同的公式表达，并没有人能一起推出符合整个波段的公式。作为一名热力学家，普朗克最大的信念之一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希望借助传统热力学知识，通过一次一次实验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时，万金油般的能量守恒定律没能帮助他通向成功。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统计学观点。他引入量子，也就是一份份的能量，推出了符合全波段的公式。在当时，科学家都相信能量是连续可变的，怎么可能是一份的量子呢？这无疑令整座物理学大厦都开始动摇。哪怕是亲自得出这一公式的普朗克，也难以相信这一结论。普朗克迷茫了，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忠实信徒，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量子假说是物理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为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尽管普朗克面对自己提出的量子假说时而彷徨时而迷茫，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不失崇高的科学品质和精神。普朗克信奉科学，却并非迷信科学，就在提出量子假说之后，他甚至预言了未来将会出现量子力学。在刚刚提出量子假说后，普朗克对他6岁的孩子解释其中的意义时，说道：“今天，我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一样重要！”然而，受过严格经典物理学训练的普朗克对他所提出的量子假说对经典物理学理论造成的“破坏”，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从而限制了他进一步超越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界限。

    普朗克虽然在量子假说的提出上表现保守，却有独到的科学眼光和前瞻性。1905年6月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当时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相对论，而物理学界支持相对论的第一位权威人士就是普朗克。普朗克还给予爱因斯坦其他方面的帮助和爱护。1913年夏，普朗克身赴伯尔尼聘请爱因斯坦到柏林成为科学院院士。没有德高望重的普朗克的支持和宣传，爱因斯坦和他创立的相对论不会那样快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确立其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地位。

    一战开始，德国学者们发表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罪恶战争辩解，普朗克赫然在列。一战结束，德国败降，普朗克等众多学者公开为《告文明世界宣言》道歉。不满十年，纳粹法西斯席卷德国，德国学者集体失忆，忘却前朝旧事再次紧跟“元首”。当爱因斯坦挺身反击纳粹时，许多科学家居然微词他“过激”。或许是普朗克盲目的爱国情怀，致使他作为德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却没有发出正确的声音。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埃瓦德所言：“普朗克是个悲情角色……”

    即使如此，普朗克为人类科学所做的贡献却不容置疑。1958年4月25日，在庆祝普朗克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说：“以前许多领域都给人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感觉，但在普朗克一生的工作领域里，却表现出来一种单纯和莹澈的光明。”

（选自《科学家》2014年第10期）

相关链接：普朗克经历了德国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面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曾为他的同事向希特勒求情，希特勒勃然大怒。后来，普朗克个人遭到厄运，长子和两个女儿死于战争，次子被纳粹处死。他的住宅被炸毁，丰富的藏书和成果也毁于一炬。

（《量子物理学精神之父：马克斯•普朗克》）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

    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

思想有光，人才有光

谢湘

    2016年1月13日，百岁老人周有光迎来了他111岁的生日。几天之前，媒体在上海和北京以“走向世界，走向文明”主题座谈会的形式提前为周老庆生。语言学家、上海《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在发言中表示了遗憾：“语言在周老面前显得匮乏。古人称七十岁为古稀，八九十岁为耄耋，一百岁为期颐。现在周先生已经111岁了。可惜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如此高寿的人”。仿佛是心有灵犀，身在北京的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原总编周为民积极建议，周老的生命时间已经超过了现有的标准，“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把110岁以上的老人叫作‘有光’”。

    然而，周有光自己根本没有在意年龄、称谓的事儿。在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最新拍摄的视频中，情绪乐观、头脑清楚的周先生乐呵呵地说：“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

    人们钦佩周先生，不仅是他的生命长度，还在于他的生命质量。

    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的周有光，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50岁之前，他是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执教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从50到85岁，他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85岁至今，他又是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思想独立，豁达睿智。他的很多观点，清晰明了，能够引导人们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今年座谈会的主持人、《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认为：“周有光先生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基于这一点，每年为周老举行祝寿活动，也是在文化思想界凝聚共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周先生思想有光。关于这个世界，他有着很多独到而精妙的见解。

    ——他不同意文化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向低处蔓延，落后追赶先进。

    ——他反对国学之说。他说，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中国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创新。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他十分关注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评价，但主张观察的角度、坐标“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

    有人统计过，周老现已出版了40多本著作，其中一半左右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在百岁之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后又陆续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著作问世。这在中外出版史上，也堪称奇迹。

    说起周有光，中国社科院颇受关注的中青年历史学家马勇非常赞叹。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发现，近代思想家的巨大变化大都是年轻时激进，中年时开始调和平庸，到老年时趋向保守。但这样一个规律，被周有光先生用行动彻底颠覆。“他的思想活力、精神活力，能给年轻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2016年新年伊始，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忘年交”朋友、出版社编辑叶芳，周有光说了一句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1906年出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世纪老人周有光，他的生命线仍在不断地延长，他的生命之光还在不停地闪耀。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 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世界字母简史》等30多部专著，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②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相关链接】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有《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