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国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链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我为何写作

余华

    ①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②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的，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③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⑤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将我调进了文化馆。’

    ⑥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在文化馆里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自由自在和幸福。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⑦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⑧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说明文学或者说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时候，他的心灵也会经常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的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⑨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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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余华以他的批判题材出名，写作很有洞察力和吸引力。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遥望费孝通

    ①他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

    ②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③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一九一零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

    ④一九三八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思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

    ⑤费孝通晚年，在“行行重行行”的忙碌生活中陆续写了不少忆师念友的文章。深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当年洋溢着的“兢兢业业的学风”的神往，对“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的眷恋。更可以听出他对当今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事的隐忧。

    ⑥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新时代，历经磨难，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曾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在众多的光环面前，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⑦他的工作态度是：“知行合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⑧他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

    ⑨在北京大学，费孝通自称旧燕归来，未名湖周围很安静，适合回忆和展望一点什么，这里有他年轻岁月的美好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就是现在这个校园，后来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兼并了。七十岁以后，他回归“旧址”重建社会学，到了这个年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以为他就是上上课而已，可是他人坐在校园里，心里却想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村，投身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1998年前辞去所有职务，只保留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大可以放下一切。他没有停止行走，还保持手拿纸笔记事的习惯，依旧说：“我是来学习的。”一位接待过费孝通的定西市领导石晶说：“这是一种消失了的文人气度，老而好礼，模样可爱。”

    ⑩当时中国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情，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⑪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学派》系列笔记，借助对芝加哥大学派克学派的描述，他似乎又重回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象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⑫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二十七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发音，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⑬遥想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这位书生心中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从此以后，他实践自己的诺言，留下了标记为费氏的一行足迹，一门学问，一个思想，一种精神。时间无多了，生命可曾有永恒？费孝通回答说：“生命如他所言，‘但愿我这滴乡土水，融归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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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李白凤1914年3月出生于成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1925年，李白凤进入天津扶轮中学读书。不久他又随长兄来到青岛，在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凤因参加学潮运动，加上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非议时局，被勒令退学。当时青岛有个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他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不少进步书籍，还认识了常来书店看书的臧克家、崔嵬、于黑丁等文化人士。1934年李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师从林庚。戴望舒1936年10月创办了《新诗》杂志，李白凤在上面发表不少作品引起诗坛注目，并与施蛰存、戴望舒、吴奔星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李白凤一度靠写诗文为生。李白凤的夫人后来在书中写道：“1941年初秋，白凤离开南宁来到桂林这一大后方的文化名城……使他的文艺创作更贴近火热的抗日斗争。”在桂林，李白凤结交了端木蕻良、田汉、安娥、尹瘦石、陈迩冬等文化界名流，又经端木蕻良的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柳亚子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此时的李白凤满腔热情地搞起文艺创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6年6月，李白凤来到上海暂居柳亚子家中，后在朋友介绍下到财政局工作并找到住处。当年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工作之余全力以赴搞文艺创作。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多发表在《诗创造》《新诗》《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由于上海物价飞涨，李白凤曾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挂牌为人治印来补贴生活。

    1949年夏季，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李白凤拒绝了本家侄子送来的去台湾的船票。李蓉裳记得李白凤当时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能走啊！”1950年，李白凤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支援东北建设。

    佟培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7年春夏之交，在高校“大鸣大放”中，李白凤贴出《长歌当哭》一组18首七律，受到批判。佟培基教授从一个文件盒中拿出一份1957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的一篇李白凤的文章《给诗人们的公开信》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当年8月李先生被错划为“极右派”，隔离审查后于1958年被送往西华县农场劳教。1963年4月李白凤劳改期满，失职居家，只靠夫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回家再开始读书、练书法。佟培基教授说，李白凤走遍开封的古旧书肆，寻搜南明野史笔记约97种，深夜挑灯相互校勘比对，渐渐草成《小腆纪年校补》《明史校补》《张苍水集笺注》等。这个时候他和施蛰存又开始了通信，两人探讨学问，互通有无。

    1966年夏，“文革”冲击到了开封，“破四旧”的时候，李白凤苦心收集的书籍、资料被红卫兵拉出4车全部焚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白凤仍然不坠青云之志，他刻制一方“十年不制衣”的石印用以自勉。

    1969年，青年佟培基在桑凡先生的介绍下认识了李白凤。佟培基教授说，李先生平易近人，那种高雅的气质和文人风骨让人心存敬意。孙作云先生曾说：“像白凤先生这样的人还如此醉心于学术事业，足使当今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者耻。”

    1978年春天，李白凤被平反。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于当年8月18日病逝于开封。

（摘编自刘海永《诗剑平生任我行，困顿流离栖汴京》）

“耶鲁村官”秦玥飞

    2011年，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是出人意料地到湖南衡山县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一位国外名校的毕业生，怎么会想到回农村当村官？在一些公共场合，常有人会向秦玥飞抛出这一疑问。

    “我选择回国服务农村是很自然的事。”秦玥飞坦言，一百多年前，耶鲁大学就有一批身怀家国情怀的中国留学生，如工程师詹天佑、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祖国，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帮助国家发展，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

    这对秦玥飞的触动非常大。他说，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农村，希望本科所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能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寻找属于他的一片天地。

    风俗习惯、语言沟通、人际关系，对于秦玥飞而言，这是他初来乍到必须面对的挑战。

    贺家山村上岗首日洗澡的故事令秦玥飞至今记忆犹新。对于他早上洗澡的举动，当地乡政府的人和村民感觉很稀奇，之后他再也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穿，短靴也换成了解放鞋。

    为了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抽烟的秦玥飞还学着当地人的模样，在耳朵上夹一根烟，“这样可以更亲近村民”。

    到贺家乡贺家山村时，秦玥飞担任村主任助理。他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共为村里筹集上百万元资金和资源，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3年间，他带领着村民修水渠，硬化村路，引进信息化教学设备……

    2014年8月，在贺家山村服务期满后，秦玥飞放弃提拔机会，转至距离贺家山村30多公里的福田铺乡白云村继续做村官。

    在这里，秦玥飞一改之前“输血”的模式，因地制宜，用“造血”来带动村民进行产业扶贫，建设乡村。

    调任白云村任第一书记后，他做了大量调研和数据收集，总结了以前的经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光投钱不行，还得有产业。

    白云村有许多油茶林，过去农民榨出的山茶油不经提纯，每斤只能卖到五六十元。去年10月，秦玥飞成立了衡山白云深处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外地专业油茶深加工厂家合作，生产茶油护肤、护发等产品，附加值大大增强，40余户村民被吸引入社。

    白云村村民汤潜辉去年10月交了4000多元现金加入了该合作社。他说，农村没有别的收入，村庄历来种植油茶树，有了合作社的统一包装销售，相信一定能做起来。

    汤潜辉非常看好这种造血式的产业模式。他说，与贺家山村相比，他更倾向于搞项目，“因为这是长期的，所有村民都能受益，即便秦玥飞离开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大学的中国同学发起“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

    “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即每年资助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贫困乡村，并为入选的“乡村创客”提供强劲的薪资福利、专业培训，以及多元的就业选择，让有志青年能够安心地去服务农村，改善乡村面貌。

    秦玥飞介绍，乡村创客在两年服务期内，将带领贫困户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产业，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开展“互联网+乡村”等项目，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复制推广。”秦玥飞说。

    据悉，首批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30名毕业生，经过任前培训后，已在去年9月份前往湖南、江西、山东等地15个贫困乡村，结合精准扶贫开展工作。

    “今年有更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创客加入‘黑土麦田’计划，能够让‘造血’模式更好地传播推广。”秦玥飞说。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秦玥飞：君子通大道；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词

②秦玥飞，男，1985年出生于重庆，2005年高中毕业后，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2011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回国后甘当一名普通村官，被村民亲昵地称为“耶鲁哥”。

﹣﹣百度百科

③乡村幅员辽阔，有众多的人口，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存在改进的空间，是年轻人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去那儿建设。

我必须得了解我自己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了解他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我要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去改变，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秦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