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鲍鹏山

    ①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好抬杠的李贽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乃至于我们沟通了。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择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那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

    ②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丸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称霸诸侯，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剖。

    ③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

    ④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枝蜡烛吗？四面飚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

    ⑤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⑥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⑦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末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则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⑧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节选自《寂寞圣哲》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 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绝密30年“于敏”被雪藏

李洪鹏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选自2015年1月9日《法制晚报》）

童年经验赢得世界共鸣

李峥嵘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在宣读获奖结果后，如此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儿童读者的广泛喜爱”，“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曹文轩能获奖，是因为他笔下人物的童年生活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又从这种独特的经验中提取世界性的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情怀。

    曹文轩是一个自觉使用童年经验的作家，曾在最广为流传的小说《草房子》里写道：“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曹文轩的家乡苏北，以穷而出名。贫穷的记忆极深刻。他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整天喝稀粥，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但，家人在困难中的坚韧和无尽的爱又给了他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他的老祖母是一个聋子，日夜思念上大学的曹文轩。她守在大路口，等待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慈爱的老祖母可以说是曹文轩作品中慈爱的祖辈的灵感源泉。形神憔悴的父亲忧心忡忡地背着病入膏肓的他行走在城市与乡村，则写进了《草房子》。他所有作品中最沉重的

    《青铜葵花》，更多地封存了与妹妹的童年生活。曹文轩作品写的是中国故事，故事背后却是人类主题。“比如，描写的父爱，任何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但是那样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却只能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之下。我们必须将笔触探到人性底部，那里有共通的人性，有人类共同的喜怒哀乐、共同的向往和情怀以及共同面临的苦难。”

    上一任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丽亚·耶稣·基尔曾评价曹文轩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并且能以充沛的情感打动孩子，帮助孩子永远满怀希望地直面生活。曹文轩的合作者、德国著名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谈到她为曹文轩的《草房子》创作插画时的感受说，她不止一次地为《草房子》中的人物和情节所感动，甚至产生了想为《草房子》的每一页内容创作插画的冲动。

    曹文轩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例如他的作品有“水”的意象，他生长在江南水乡，傍水而立。“水，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他也乐意用水来比喻自己的个性，有弹性，遇圆则圆，遇方则方。但是作品却坚持“洁癖”。他不会像有些成人文学采取自然主义的写法，“我写不了苍蝇，写不了鼻涕，写不了粪便，写不了腐烂的老鼠。”不搞语言实验，不会写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肥大的笑容”这样一个句子。更不会搞意识流、时空倒错、人称的随意转换等现代派手法的。“我成不了现代主义者，更成不了后现代主义者，我永远只能是个古典主义者。”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说，当前儿童文学十分繁荣，题材种类丰富多彩，但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坚持写实风格的作家中，曹文轩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不仅打动了无数中国小读者，而且感染了国外读者，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节选自《曹文轩为什么能成为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往往有一种“悲伤”的色彩。有孩子问：“曹老师，您的作品为什么总是悲伤的？您为什么不为我们写一部快乐的作品？”曹文轩说，生活中除了快乐，还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也是需要接触和了解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公认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恰恰是悲伤的，而不是快乐的。“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描写苦难，穷困的生活、经历磨难的人们、物质匮乏的乡村……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厄运的民族，但很多年后再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人们在磨难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从苦难中升华出的真善美的人性——曹文轩称其为“悲悯精神”。（摘自《曹文轩为什么能成为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②“五七干校”时期的江南水乡农村，城市女孩葵花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来到了乡村男孩青铜的家，成了他的妹妹。聪明而心地善良的哑巴青铜，因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妹意识到自己作为小男子汉的责任：家里只能供一个人上学，他把机会让给了葵花；为了让葵花能照相，他冒风雪站街头卖芦花鞋，而懂事的葵花不照相，省下钱来买纸笔教青铜识字。灾年没有吃的，他想办法挖芦根、抓野鸭给葵花解馋……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一家人互相扶助，从容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乐观地生活着，而在女孩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她召回到她的城市。从此，这两兄妹天各一方。（摘自《青铜葵花》内容简介）③“自然主义”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它反映的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摘自百度百科“自然主义”释义）

温顿列车

    二战爆发前，尼古拉斯·温顿，这个普通的英国人组织了8列火车，将669名犹太儿童从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国，使他们与集中营和死神擦身而过。近70年过去，这些“温顿儿童”及其子孙，约有6000人因温顿而得以存活于世。这位英雄也因此被誉为“英国辛德勒”。

    1938年，29岁的温顿受朋友之邀，新年前夕临时取消去瑞士滑雪度假的计划，改道前往布拉格。25万刚从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挤在这座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城市里。很多犹太父母自知难逃厄运，想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温顿成立了专门负责救助儿童难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接待前来登记孩子信息的犹太家长们，而后马不停蹄地游说各国当局接收这些孩子。只有英国同意接收这些小难民，但要求温顿必须为每个犹太儿童在英国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后，政府才会同意颁发签证。

    “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我想，如果你所做的事本质上合理，就一定能办到。”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假期结束回国后一个一个落实收养家庭，不仅办下了签证，还为每个孩子募集到了50英镑的旅费。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悄悄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进入捷克首都。签证迟迟不到，温顿开始伪造入境文件，从3月到8月，先后8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地狱。

    第9列火车没能跑过德国的闪电战。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于当天出发的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大道上，结果等到的却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而懊悔不已。

    1.5万名捷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温顿儿童”们基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时，这669个“勇敢的求生者”走下温顿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

    多年后，捷克总统赞扬温顿给了捷克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获得生命和自由的机会。然而整整50年间，温顿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了。”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在失去父母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获救的“温顿儿童”们发现自己的“再生父亲”尚在人世，从此，温顿多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孩子。

    2009年，温顿100岁时，孩子们沿着当年的路线，4天后抵达伦敦利物浦火车站，温顿早早地在车站等，与他们长时间相拥而泣，场面极其感人。

    拉克索娃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可是人人都往温顿身边挤，她好不容易握到了他的手，吻了一下，准备的礼物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那是一幅木雕的小版画，上面是一列正穿越欧洲地图的火车，从捷克到伦敦，从东到西。

    被救儿童难民维拉·吉辛是战后定居于英国的作家，她所著的《童年的珍珠》就记叙了那段历史。她说：“与温顿见面，拥抱他，感谢他，是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他拯救了我们这一代捷克犹太人中的大多数。”

    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在给温顿10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你的生命因众多原因而非比寻常。”

    他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这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却把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归结为自己活得太久了，“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挺伟大，可我当时做的时候真没觉得怎么样。”他不喜欢被称为“英国辛德勒”，认为自己当时没遇到什么危险，在捷克避开盖世太保耳目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其他人都已不在了。

    这位世纪老人常说：“一切在理论上可能的事，就是办得到的事，只要你当它是一回事，并决意去实践它。”

（有删改）

【注】①温顿爵士的功绩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广为传颂。2015年7月1日，被誉为“英国辛德勒”的尼古拉斯·温顿爵士在医院因呼吸系统衰竭溘然长逝，享年106岁。②奥斯卡·辛德勒，德国商人，德国战争时期，利用雇用廉价的犹太人做工，保护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这些人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左右。他用战争期间赚来的金钱买下一个个必遭集中营厄运的犹太人：卓斯纳、维恩、罗斯纳、费佛堡、费雪、夏法、伍兰克、霍洛维兹……

关山月——民族气节传千秋

柳琴

    1989年冬，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法大会，归来时已是1990年初，楚图南建议我途经广州时访问关山月、商承祚、欧阳山等老前辈。楚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人说画常说价，我言民族气节传千秋。抗战时期，关山月在画家中是“以笔代戈”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关山月1912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埠场果园村，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他原名关泽霈，自幼喜爱作画，所见之物皆可入画，被乡里称为奇才。他的父亲教子极严，令他从六岁开始读私塾，经、史、子、集，诗词、书法都要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国事与艺坛的巨变中，少年关山月立下了以笔墨报效国家的志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丧在日寇之手，他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用“子云”的笔名举办画展，开始“以笔代戈”，伸张民族大义。

    1935年，他入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画，由老师更名为关山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使城镇百业凋零，大片乡村哀鸿遍野。1938年广州沦陷，他与妻子在撤退时失散，经历了国破家亡、与牲畜为伍的岁月。关山月寻师到澳门，住在普济禅院。这两年中，关山月创作的抗战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逃难人民所受战乱之苦，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震撼人心。那时，关山月以教书为生，还在慧因法师的帮助下教绘画班，白天写生创作、筹备抗战画展，晚间忍受着饥饿研究画艺。抗战画展经费不足，装裱没有钱，慧因法师援之以手，为关山月签名担保。在香港、澳门举办的抗战画展取得成功，叶浅予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同时，他创作的《渔民之劫》等四幅作品入选由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只展不卖，他的花鸟山水画受人喜爱，被抢购一空。当他归还装裱费时，慧因法师已为他付清此账，还叮嘱他将钱用于抗战画展在大后方的巡展。关山月永远忘不了慧因法师的高风亮节，忘不了这位出家人对抗战画展的慷慨资助。

    1940年，关山月告别恩师高剑父、知音慧因法师，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广州，因无法战地写生，他辗转到达大后方。关山月一面在云、贵、川写生，一面在桂林、贵阳、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开办抗战画展，用画笔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等一大批抗日的文化人士，他的绘画技艺也不断升华。他创作的《黄河冰桥》《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等一大批作品被各界称赞。于佑任为他的《哈萨克鞭马图》题词，吴其昌为他的《漓江百里图》题写长跋，张大千花一千元高价购买他的一幅山水，美国新闻处出高价欲购关山月所摹敦煌壁画。徐悲鸿评价他的画：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他题跋：纯以写生之技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朱光潜预言关山月的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1946年他的名作《祁连放牧》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在巴黎举办的教育展览，备受赞誉。1948年他应邀出任广州艺专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从此走上了画家与美术教育家的新历程。

    关山月一生与民族同忧同喜。1949年他参与绘制巨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的豪迈心情。1959年他与傅抱石合作了《江山如此多娇》，画面气势宏大，喷薄而出照耀千山万壑的骄阳，吐露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关山月饱含激情为联合国中国厅创作了巨幅《报春图》。1976年，关山月以《松梅颂》表达全国人民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直至胜利的自信。几十年来，关山月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画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1978年，日本《读卖新闻》把关山月的《俏也不争春》评为世界名画。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多次代表国家到国外交流讲学、办画展，美国加州长堤州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艺术大师称号。

    关山月特别喜爱梅花，爱她的风姿，更爱她的风骨。1993年我主持操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赴广州征画，他慷慨地拿出大幅《梅竹图》参展。他与楚图南都爱梅花。楚老曾为关山月题写过一首梅花诗，诗曰：“不怯严寒不争春，清梦幽香月下魂。万般心事如相问，应比梅花瘦几分”。楚老去世后，我将楚老生前为关山月所书的一幅梅花诗遗墨转给他，关山月非常珍视。去年夏天，正当我为楚图南诞辰100周年筹备出版纪念文集时，关老携女儿关怡来京，送来一幅他写的“一生心事问梅花”。他告诉我，这幅字取自于楚老生前常用的一枚印章。我把这幅字用于楚老纪念文集的封面。关山月常以梅花自喻，在文革初期，他因画梅花而被批斗下放。但他依旧深爱梅花。他对我说：“我关山月永远是布衣本色，只是风骨不改。”

（选自2000年08月07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