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但愿，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钟书教授，1987 年访美经华盛顿时，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

    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

     “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相关链接

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含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

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建筑史家

    离开沈阳时，思成已经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的职位，它是中国建筑研完会，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它的创始人是梁思成父亲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命令朱启钤作为内政部长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的过程中，朱启钤同那些一辈子维修这些皇家建筑的工匠们关系密切。朱启钤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等朱启钤到了退休年龄，朱启钤保持了他的兴趣，继续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启钤在江苏省南京宋代手稿图书馆看到一部珍贵的手稿《营造法式》，并把它印行了。书的作者李诫是宋代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政府建筑物的建造和修复。梁启超把《营造法式》寄给梁思成，思成非常珍视他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他和朱启钤一样，经常同工匠们商量，这些工匠具有按照官家指示锯削木材和建造房子的传统手艺，他们“向他解释了一切”。

    发现李诫的书促使朱启钤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他聚集了一批老式的学者，从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中搜寻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具有中国建筑学的任何知识。朱启钤自己也明白，木匠们的行话必须“破译”。通常这些木匠都是不识字的，他们的建筑方法都是用师傅向徒弟口授的办法传下来的，而且还被当成行业的秘密。

    显然朱启钤的研究所需要内行的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位具有中国典籍知识的现代建筑师。朱启钤是粱启超的同时代人，知道梁思成刚从国外学习建筑回来。朱启钤在1930年找他谈了话，建议他参加营造学社，当研究部主任。

    1931年思成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他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热情以及他对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务的信心消除了可能残存的任何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提出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在克雷的课程中，他知道了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在绘图中他被要求掌握它们，而在年复一年地伏案绘图之后，他同徽因一起到全欧洲的蜜月旅行使他们两人都学会了一眼就能辨识他们学过的代表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用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3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文章一开始他就写到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着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因为有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会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来解开关于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思成也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管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查找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可不仅仅是工匠们“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需要知道每一个构件的名称，而且还得知道它们的位置以及每一构件在整体建筑中的作用。就在这里，在故宫房子里，开始向就近检查和准确测量所要求的攀登。

（摘编自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相关链接】①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8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梁思成简介②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梁思成

萧涤非先生治杜诗

    萧涤非先生能在杜甫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与他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十分注重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解放初期，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地研读革命导师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心胸豁然开朗，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地在《杜甫研究》中以相当的笔墨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他说：“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这些精辟的论述，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对革命理论的孜孜以求。

    萧先生熟悉研究对象，包括熟悉研究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曾说，杜甫的《新婚别》有“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这样两句，仇兆鳌的注说“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不近情理，不合事实的，所以杨伦的《杜诗镜诠》改注为“用谚语”。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自己最初径直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是不科学的，总觉得有些慊然。后来，他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了唐时确有这一谚语。他觉得如果对研究对象不熟悉，有些有用的材料是会当面错过的。

    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贯穿全书的基调是扬李抑杜，而且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了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郭老甚至对国内几位有名的学者如冯至、傅庚生等人，自然也包括萧涤非先生，逐一进行了批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郭老的观点不满意，又不能批评，只有保持缄默。萧先生应许多学者、学生的询问，于1979年在《文史哲》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谈了与郭老观点不同的意见。针对郭老说称杜甫为“诗圣”和“人民诗人”毫无依据的观点，他列举陕南歌谣“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留千年存万古”，朱德委员长诗句“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说明杜甫的两项桂冠都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还用大量确凿的事实，纠正郭老对杜诗的曲解，对郭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杜诗艺术性的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萧先生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和较强的说服力，打破了学术界沉闷的空气。特别针对郭老这样的权威、名人，萧先生能够言人所不敢言，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学术界高度称赞。

    盛名之下，敢于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萧先生的一贯作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句，在解释其中“群童”一词时，他这样写到：“杜甫《泛溪》诗‘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到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作于前一年，所泛溪即浣花溪。据此可知，溪之南北两岸原有一批顽童，我疑心诗中群童就是这些顽童。他们敢于欺负人，以抱茅为戏，因而激怒了诗人。过去我把‘群童’全看成穷孩子，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至少是很片面的。

    萧先生十分赞赏清代学者黄生“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的话，所以他几乎用毕生精力研究杜甫，即使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仍不能满足。他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写道：“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曰名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更有意味的是，萧先生将陶渊明“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诗句，改为“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可见他对杜诗执著探索的热情达到了何种程度。

    宋代有位学者提出“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1978年，萧先生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担任《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主编。为完成好这项艰巨任务，萧先生不顾古稀之年、抱病之躯，于1979年夏亲率校注组全体同志沿杜甫当年行踪进行实地考察，主持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1984年夏天，校注组赴杜甫故里河南省巩县举行了《杜甫全集校注》座谈会。会议期间，萧先生即兴赋诗两首，其二《重谒邙山少陵墓》写到：“忧国忧民不自忧，东南西北苦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吟骨在邙丘。”

    关于杜甫的墓，相传有四处：湖南的耒阳、平江，河南的偃师、巩县。经过认真考证比较，萧先生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

（选自《人物》1993年第2期孔亚兵文《文学史家萧涤非》，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62年56岁在北京编写《中国文学史》，在《诗刊》发表《人民诗人杜甫》，在《人民画报》发表《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徐恒堂《萧涤非年谱》）②萧先生给我回信说：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他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不会随波逐流。（吕家乡《怀念萧涤非先生》）

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那个同在腔部生声容的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朱光潜出生在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乡，童年时期便开始从当私塾先生的父亲那里接受系统的古文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顺应时代要求使用白话文写作，发表的白话文章不仅以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广受称誉，而且以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打动许多人的心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已成一边倒的舆论情势下，朱光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文言和白话两者的特点及短长作出独到分析，充分肯定文言文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新文学倡导者所说的“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乃不负责任的偏激之词。因为“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话文都能有；白话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难免”。

    朱光潜1918年起前后在西方人主办的大学里攻读13年，是同辈文人学者中留学时间最长、浸淫西方文化甚为深广者。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广泛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所阐述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绝不只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和介绍，而是处处注意结合中国文艺和审美实际，在两者相互对照比较中探寻美学和文艺学规律。

    譬如他在《诗论》中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指出：“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为什么中西爱情诗有这种差异？朱先生认为：其一，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说尽他的生命史。中国社会侧重国家主义，文人大半生光阴在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朝夕相处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所以中国诗里友朋赠答和君臣恩谊是常见的母题，而这在西方诗中却几无位置。其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气影响，尊敬女子受社会称颂，女子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和男子契合。中国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女子最大的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伦理上的义务，情投意合是比较罕见的事。其三，中西恋爱观也相距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至上”口号。中国人向来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侧重功名事业，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倒无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而他们向来为社会所病诟。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左雾”弥天的社会氛围里，朱光潜的著作一夜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北京大学撤销了他西语系主任的职务，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将其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使其受到一系列严厉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令人惊异的是，朱光潜先生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政治上似乎完全幡然悔悟，脱胎换骨，低头认罪，成为一只“死老虎”，但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愿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大有“困兽犹斗”之气概。他挺身而出，孤军奋战，“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秉笔书写数十篇宏论，一面反复申述和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一面对众多美学家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进行严肃批评，为诊治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严重感染的庸俗社会学弊病，起到难能可贵的作用。

综观朱先生学术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既轰轰烈烈，又静穆隽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浅近而深奥的大书。

（摘编自钱念孙《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相关链接：①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唾过来，满世界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②“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他的生活异常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季羡林《悼念朱光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