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的脚

陈钢

    ①在我珍藏的波兰版的《肖邦全集》的扉页里，印着一双秀长纤细、令人动容的手——那是肖邦的手。就是这双手，流注出多少醉人的旋律，又演绎出多少变化万千的“音乐魔方”；手啊手——钢琴家的代号和骄傲!

    ②不知从哪天起，我突然注意起钢琴家的脚来。因为在他们出台时，必先举足由幕后走到琴前；而这几步路，可真谓“寸步难行”啊!他们有的如万里长征，步履艰难；有的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还有的活像是小脚女人赶集——急急匆匆，扭扭歪歪。但是，有一位钢琴家的路却走得潇洒自若，怡然大方，他——就是傅聪。而带他学会走路的，就是他的父亲傅雷。这条路的路标上有四句话：“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是傅雷给孩子的临别赠言。

    ③为了让傅聪学会“做人”，这位精通洋学的大翻译家，既没有把儿子送到他早年留学的法国，也没有让他进音乐学堂；而是另辟蹊径，用近乎“私塾”的方式，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自选教材，进行“道德规范”——“做人ABC”的教育。傅雷认为，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道德规范”是生活中惟一的“圭臬”。而当他将这个“圭臬”与古希腊罗马的崇尚自然，文艺复兴的崇尚人文，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崇尚民主的精神相融合时，就构筑起一个“理想世界”的最高境界!傅聪以后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和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始终“视富贵如浮云”，而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就是因为精神境界中有这个“圭臬”所维系。傅雷在家书中盛赞傅聪的前丈人梅纽因，说他在海牙为一个快要死的女孩子演奏巴哈的《恰空舞曲》和他1947年在柏林对犹太难民的讲话，是一种“符合我们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的精神和气节；而傅聪也以孔夫子所称道的颜回为榜样，保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种“以清贫为自傲”的中国文人传统和超尘脱俗的崇高境界。真是：有“德”才有“品”，有“品”才有“境”，有“境”才能铸造高人!而傅雷，就是这样带着儿子走人生之路的。

    ④傅聪的艺术之路，是一条以民族文化根蒂来“开发”、“引爆”世界艺术顶尖的“通路”。

    ⑤陆游示儿：“功夫在诗外”。可傅聪的功夫倒是在“诗内”。他从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听爸爸同朋友谈话，谈论李白杜甫，他最喜欢的就是李后主的词。他对中国古诗词的通晓决不逊于托斯卡尼尼（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对莎士比亚的熟悉。

    ⑥傅聪在“肖邦”比赛前，他的演奏已被波兰教授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他荣获的“最是波兰魂”的玛祖卡奖，更被认为是桩“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由“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有古典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的意境。”说得多好、多对啊!傅聪就是这样弹肖邦的。他弹肖邦，“就好像是我的命运”，“我自己很自然地说自己的话”。而且，肖邦又有李白“非人世”的气息和李后主那种“垂死之痛，家国之恨”的愁绪。傅聪用李白来演绎，升华肖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得的是李白奖!

    ⑦傅聪的艺术之路还通向大自然。

    ⑧傅雷，则多次要求傅聪到大自然中去。因为，大师的作品“就是从大自然，从人生各方面的材料中‘泡’出来的，所以，“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得走同样的路”。更重要的是，大自然可使人“荡涤胸中尘俗”，“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从而获得一种“萧然意远，旷达怡静，不滞于物，不凝于心的境界”，使演奏具有“生命的活力与搏击飞纵的气势”!

——选自散文集《三只耳朵听音乐》

【注】圭臬：比喻准则或法度。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叶笃正

    1945年，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前往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叶笃正的弟子黄刚说：“叶老最受益的就是罗斯贝的治学精神，在中国，一般是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在国外，老师讲的同时学生会经常打断老师，提出疑问。罗斯贝重视事实，一切都从事实出发。他总是朝前看，视野开阔，不是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这种治学方式后来也延续到了叶笃正身上。1949年，叶笃正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虽有高额的年薪，但是叶笃正选择了离开，他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几乎波及半个地球。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象学建立了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大气环流。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从观察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爆发的预报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书中指出，大气环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1958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20多年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15年后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在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1981年他在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真锅淑郎进行合作研究时，提出了地球表面由于水分平衡造成的湿度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是最早的有关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

    叶笃正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到重要的科学问题。在一个讨论会上，当讨论到人类活动如何使气候恶化时，一位科学家提出，不要只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序”的人类活动也可以使气候向良性方向变化，甚至可以起到改造局部气候变化的作用。叶笃正立即抓住“有序”这两个字说，这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命题，并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有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可能起到良性效果的论文。对此，有科学家表示，叶笃正的观点是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的。人类应该如何从宏观尺度上布局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等，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选自王学健《叶笃正：风起云飞展浩荡》有删改）

【链接材料】

材料一：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百度百科

材料二：“叶老喜欢野外科考，总要亲自到实地察看。”叶笃正的学生黄荣辉院士回忆说，直到87岁高龄时，他还不顾条件艰苦，亲自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察看新建的气象观测站。

——新华网

材料三：叶笃正曾说：“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的学生超过我，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学生超不过老师，那就没有发展了。”

——《人民日报》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

    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抄家、游街、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等。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边城的守望者

阿湄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后来,他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到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作品最早载于1922年的北京《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湘西的乡俗民风和独特的生活,后来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193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离开北京逃难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作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

    漂泊的生活,坎坷的经历,执着的追求,深刻的思想,边城的风情,使沈从文与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成了边城的守望者的研究热点。人们嗟叹他的命运,推崇他的人格,研究他的作品,借他的精神荡涤自己的灵魂,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重塑民族文化人格。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相关链接）

①谁又能想得到,这个只读过小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乡下人,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学问,被他曾经想进去读书而不得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真堪称中国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常青《读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②建国后他离开文坛,进入古代文物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也曾把他排除在主流之外,但他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