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三天的女人         

江泽涵

    我家楼下有一间小屋，搁着旧家具，闲着也浪费，干脆租出去。刚贴出信息，就有人来电话询价。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粗犷而略沙哑。说电话里说不清，人在楼下的电话亭，请我下楼商量。

    快到一楼了，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腐味，可能感冒鼻塞，也可能真死老鼠了。

    楼梯口站着一个女人，大脸盘大手脚，皮肤糙黑，衣着很旧，但洗得干净。女人冲我笑笑，带了一丝勉强，我回了一个招呼。简单介绍了条件，问要租多久。

    “俺……三天!”女人拽紧了拳头，不及我变脸，紧接上，“俺……我给两百，成吗?”似失了勇气，又像在恳求。

    不像找茬的。我也软下了:“光三天，还是住旅馆吧，搬东西也麻烦呀?”

    “太贵了，而且……”声音沉了下去。

    不像作风不正的。我不敢大意:“能告诉我，你这三天要干什么吗?”

    女人涨红了脸，嗫嚅:“我女儿要来看我。”

    我一愣，问女人原来住哪儿。

    “在……住宿舍的。”女人说，“服装厂的。”女人说，“八个人一间，不准留客的。”女人说。

    我向来不爱招麻烦，这次破例。女人欢天喜地地抱紧了拳头。她手脚很利索，一寸一寸拖起地板，瓷砖也擦得锃亮。

    第二天一早，女人骑着大三轮搬来了，一床洗白的被褥，一套旧炊具，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我问女人还需要什么。她讪笑:“你家阳台好多花呢，借俺一盆行不?”她盯着我的眼睛。我说不好都难了，挑来挑去，选了茶几上的水仙。

    夜宵后我去散步，路过小屋。亮度不高的台灯下，一个女孩正在写作业，朴素，大方。女人在旁静静地陪着。女人和女儿都洋溢着笑。

    “丫啊，这张是啥?”女人拿起一张纸。

    “学生档案表啊。”

    “高一不填过了吗?”

    “这张高考要用啦。”女儿一栏栏写下来，忽然喊，“海王星服装厂!妈，我还记得你的单位呢。”

    “妈工作不好呢。”

    “没呢，咱班都是工农子弟呀。”

    女人笑了，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我明儿想去你厂里参观下。”

    “可远了。周末也放假。妈明儿带你到附近逛逛，缺啥妈给你买。”

    女儿摇摇头:“啥都不缺呢。”

    送走女儿后，女人捧着水仙来退房。下个房客也没找上门，我只收了半价。女人后来又折回送了我一篮水果。

    半月后，我的感冒总算好了，到哪儿都精神抖擞。兴之所致，我到老区拜访朋友。路过海王星服装厂，想起了租三天房的女人，现在应该正忙碌着。

临近一条老巷，酸腐味袭人。我往里走了几步，立时傻眼。晒场大的一块地上，一叠叠硬纸板，一袋袋废纸，一串串瓶罐，堆积如山。细看之下，山中还有一间屋子，木板架起的，六七平米，一张床，一条方凳，再无空地。屋侧是一辆大三轮，后面绕出一个女人，大脸盘大手脚，皮肤黝黑……我感到眼睛被灼伤了。             

（有删改）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的鬈曲的，双颊和嘴

角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

酒  婆

冯骥才

首善街有家最低等的小酒馆。不插幌子，不挂字号，连座位也没有；柜台上不卖菜，单摆一缸酒。来喝酒的，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

这酒馆只卖一种叫“炮打灯”的酒。这酒价钱贱，不讲余味，只讲冲劲，进嘴非得赶紧咽，不然烧烂了舌头。可一落进肚里，马上一股劲“腾”地蹿上来，直撞脑袋。好酒应是温厚绵长，绝不上头。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筋酸骨乏，心里憋闷，不就为了花钱不多，马上来劲，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

要说最洒脱的，还得数酒婆。天天下晌，这老婆子一准来到小酒馆，衣衫破烂，像叫花子；头发乱，脸色黯，没人说清她啥长相，更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却都知道她是这小酒馆的头号酒鬼，尊称酒婆。她一进门，照例打怀里摸出个四四方方小布包，打开布包，里头是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包，又是个绵纸包，好像里头包着一个翡翠别针；再打开绵纸包，原来只是两角钱！她拿钱撂在柜台上，老板照例把多半碗“炮打灯”递过去，她接过酒碗，举手扬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像倒进酒桶。待这婆子两脚一出门坎，就像在地上划天书了。

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步远的地界，是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常常出事。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瞧她烂醉如泥，可每次将到路口，一准是“噔”地一下，醒过来了！竟像常人一般，不带半点醉意，好端端地穿街而过。她天天这样，从无闪失。

首善街上人家，最爱瞧酒婆这醉醺醺的几步，上摆下摇，左歪右斜，悠悠旋转乐陶陶，看似风摆荷叶一般；逢到雨天，雨点淋身，便像一张慢慢旋动的大伞了……但是，为什么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

原来，老板人奸，往酒里掺水。酒鬼们一清二楚，但谁也不肯把这层纸捅破，喝美了也就算了。

老板人近六十，没儿没女，八成要绝后。可一日，老板娘爱酸爱辣，居然有喜了！老板给佛爷叩头时，动了良心，发誓今后老实做人，再不往酒里掺水了。

就是这日，酒婆来到小酒馆，照例还是掏出包儿来，层层打开，花钱买酒，举手扬脖，把改假为真的“炮打灯”倒进肚里……真货就是真货。这次酒婆还没出屋，人就转悠起来了。而且今儿她一路上摇晃得分外好看，上身左摇，下身右摇，愈转愈疾，初时像风中的大鹏鸟，后来竟像一个黑黑的大漩涡！首善街的人看得惊奇，也看得纳闷，不等多想，酒婆已到路口，竟然没有酒醒。破天荒头一遭转悠到马路上。下边的惨事就甭提了……

自此，酒婆在这条街上绝了迹。小酒馆里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她来，说她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她喝酒不就菜，向例一饮而尽，不贪解馋，只求酒劲。在酒馆既不多事，也无闲话，交钱喝酒，喝完就走，从来没赊过账。老板听着，忽然想到，酒婆出事那日，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掺假的那天吗？原来祸根竟在自己身上！他便别扭开了，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不清了。为什么几十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

曹禺执教剧校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1936年的初秋季节，他一直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他在事业上是一个从来不敷衍的人，他的热情不但贯注在创作上，同样，也渗透在教学里。他教世界戏剧名著选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剧目也经过精心挑选。他从不做抽象的说教，而是采取边朗诵、边表演、边分析的方法，绘声绘色地把同学带入戏剧情境之中，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剧本上的一句台词、一个停顿，他都能讲出它内在的底蕴。他把渊博的知识、舞台的实践和具体入微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这就把学生迷住了。每一堂课，对他们来说都是美不胜收。许多同学回忆说，万老师上课，可谓绝妙，他有学问，会表演，又有创作经验，因此，讲起课来就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加上他那口才，所以，每次上课，课堂里都挤得满满的，连外班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他还有一套辅导方法，为了提高学生的欣赏和理解剧本的水平，除重点讲授一些剧目，还组织学生阅读世界名著。他不是一般地布置一下，任其自流，而是按照点名册，具体规定某某读哪本名著，并让每个人都要写出读书报告，或分析主题和人物，或分析戏剧结构和冲突，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每个同学的具体情况，更换新的阅读剧目。这样一种指导阅读的方法，使学生获益匪浅，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鉴赏能力。因为他所读中外戏剧名著较多，才能这样指导学生；同时，也因为他具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这样不怕麻烦，因材施教。

指导学生排戏，他基本上是运用他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说是从张彭春老师那里学来的导演方法。他首先发动学生讨论剧本，从主题、人物到台词，让学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务求理解透彻。具体排练时，又指导得十分细致。每句台词，为什么这样写，它的含义是什么，该怎么念，又该怎样动作，几乎等于他把每个角色都演一遍。学生们说：“万老师是编剧、导演、演员三位一体的老师。他写的剧本处处体现出他的艺术匠心，写得那么细致，连动作都写出来了，他指导学生排戏，也是这样，独具一格，犹如中国的工笔画。”他的教学和他的日常生活风度迥然不同，他为人比较谨慎，沉默寡言，但又很马虎、不拘小节，不会料理生活，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很随便的，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但是，在排演场上，却挺较真，连一个动作都不准错。一旦进入创作领域．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曹禺来南京不久，便同马彦祥、戴涯等一起组织起“中国戏剧学会”，他们“为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化的要求”，组织了这个学会，强调通过演剧来研究话剧艺术。他们第一次便筹备了《雷雨》的演出，由曹禺扮演周朴园，马彦祥扮演鲁贵，戴涯扮演周萍，郑艳梅扮演繁漪，李虹扮演四凤。这是曹禺第一次扮演自己剧本中的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这次演出之中。当《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一下子便打响了，可以说轰动了南京城。特别是剧校的同学看到老师们的示范演出，真使他们大开眼界。马彦祥后来回忆说：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只有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他享受创作的愉悦和欢欣的一年。

（节选自田本相《曹禺传》）

世间真君子

拾遗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原配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离家出走。原配朱安独守空房43年。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而胡适与江冬秀未曾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经费用尽，生活断炊，他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对象，还有吴晗、周汝昌、李敖、沈从文等一众才子，他还资助过贩夫走卒。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给我发信，邀我去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他就会大力推荐。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胡适曾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这里千言万语，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相关链接】胡适曾自比唐僧，他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了个故事：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即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都布施给他们吃了，一切冤魂都得超度，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祝福他。”

桃花铺

喻永军

洋浜是莲城的一个湖，在城西。

大洋浜的水顺着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延伸进山中去了，延伸了多远？没有人知道。老侯也不知道，但老侯听专家说过，大洋浜的水容量相当于六个西湖。老侯很惊讶，六个西湖呀！老侯年轻时到西湖去过一次，觉着西湖的水无边无沿，他心里更看重大洋浜了。

老侯每年都要进山几次——六叔住在山里。六叔种地，老侯常常托人从城里给六叔带去一些种子、化肥，附带一些水果，有时买几斤肉。老侯进山得从水上走。二十年前，渡口泊的是木船。摆渡人锅代六十多岁，嘱咐一声“坐稳当”，船便开了。船桨“吱呀——吱呀”，船慢慢划向山中。

上午，船向西行，太阳就从背后升起。眼前一片金光灿灿，锅代脸上很快挂上了汗珠子。四十分钟后，船停靠在一处水边石沿儿旁。六叔下来接东西，他瘸着一条腿，走不快。他喊锅代到岸上喝茶。锅代已掉转船头，向东顺水而行；

这地方叫桃岔、桃沟。春天，满山山桃花静静地开，静静地落，因此，不知啥时这里又被叫成了桃花铺。六叔住在桃花铺，是属于不想搬迁的那类。六叔说，后山是林子，脚下是湖水，饿不死。为这，老侯劝过六叔。末了，老侯坐在六叔对面，紧锁着眉毛，铁青着脸，不吭声。两人都把话说尽了。为此，老侯生气，很长时间没去看六叔，后来忍不住了，把话说给锅代，锅代就载着他来到桃花铺。

再后来，桃花上初中时，六叔让老侯在城里给娃安顿住处，捎话让老侯来一趟。桃花是六叔的小女儿。船在水上行着，锅代把啥话都说了：“六叔买了个‘铁壳子’，学会了撑船。需要种庄稼了就撑着它出门，收了庄稼也要撑着它回家。”老侯想，六叔的路就在水上。那年湖里涨水，六叔翻了船，一船的麦捆子浮在水上，他也差点儿搭上性命。

六叔年轻时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戏，扮啥像啥。他能唱秦腔、眉户、碗碗腔，本地花鼓唱得更是出色。每到过年，桃岔的戏班子就是方圆几十里的明星班子。看戏看桃岔的戏，观众人山人海，六叔风光无限。几个俊丫头为争六叔，都闹出了笑话。村主任的女儿把六叔的唱腔灌制了一张光碟，每天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放。另一个女子哭哭啼啼，她妈便告村主任，说喇叭音量太高，正对着她家牛圈，母牛被吵得小产了。六叔住在桃岔最高处的山上，离天近，一身正气。

桃岔的变化是从大坝修建那年开始的。拦河建坝，水要淹了桃岔。水位线一定，桃岔人心里慌慌地唱了最后一年大戏。该搬走的都按政策搬走了，能搬动的东西都人拉马驮地带走了——碾磁子、磨扇子、猪牛羊狗……最刺眼的是一些老人的棺木，漆了黑漆，画着龙凤，顶头雕着睡莲，一队一队地出了桃岔。冷清下来的桃岔，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着的几户人家。年夜，众人围定，六叔自拉自唱，唱了《刘海砍樵》，又唱《智斗》。

大坝修了四年，老侯是指挥部的采购员。当时的紧缺物资是水泥和钢材，老侯一人跑着采购了多少东西？后来老侯在心里默默算了十下，大致有一百个车皮。采购的东西要从秦岭古道用车拉回来，那才难住了老侯。那时是砂石路，进山谷后车重路险，老侯就学着画图——啥地方坡陡、路窄、弯急，老侯得用图纸给人说清。半年下来，老侯眼眶深陷，人成了一把干骨头，双膝半月板磨损厉害，脚也成了一双病足，走路疼，歇着也疼。他时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有一次在大兴旅馆谈物资合同，事毕，已是晚上九点，国营食堂的小碗面，他一气吃了十四碗，吃饭的人都放了筷子看稀奇。

六叔就是这个时候来给老侯做帮手的。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随时待命。那天夜里，老侯总算睡了个安稳觉。六叔看了老侯的图纸，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才说自己心里有了底。那时候，老侯是国家公职人员，按月领工资，年终领奖状。六叔是按工计酬。尽管如此，六叔仍很知足。歇下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沿着护城河闲逛，唱秦腔，唱花鼓戏，滋润得眉开眼笑。六叔给老侯说，他现在成半个省城人了。

老侯就看着六叔笑。

六叔出事的那天是公历新年，天气预报说是阴天，但六叔押着车进了秦岭峪就起了西北风，飘起雪花。车在路上缓缓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司机是个老手，阴沉着脸跟六叔说：“你怕不怕？”六叔说：“这话要问你！”司机就看着六叔笑了。两人摸出烟，点燃，深吸了一口。

六叔的这辆重车，是被迎面的一辆大吊车顶翻的，吊车跑下坡路，路滑，没刹住车。

六叔就此瘸了一条腿。

大洋浜大坝是老侯的骄傲。几十年了，老侯坐在大坝上的时候，心里踏实得就像自己成了大坝。巨大的坝体枕着两边的山头，坝身结出黑锈，风带来的草籽落地生根——鸡爪草血色的茎干水灵灵的。老侯弯着腰拔草，顺台阶一直拔到山根。

拔着草，老侯想起六叔，想六叔这会儿正干啥呢。隔着一湖水，却不知道。想起六叔说的“半个省城人”的话，他心里难受。

他记得那年秋天，桃花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六叔家吃饭。清炒河虾、一盆豆腐鲇鱼，都是水边的东西。吃饭时，六叔说：“野猪已来村中搭窝了，撵都撵不走。”吃罢饭，六叔拾掇虾笼。二百多个虾笼摆了满满一屋子。虾笼呈腰鼓形状，以桃花铺的荆条子编成，一根一根的木条子颜色乌黑，细细的，硬如铁。

这些都是六叔的手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