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湿的想念

——沈红

    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小书和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

    七十年后，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寻回到沅水上游，寻找爷爷一生都离不开的故水故土。

    正值冬季，湘西竟还处处葱茏青翠，与北方都市的昏灰底色成鲜明对比。山还是那座山，湾依旧是那道湾，但桥已不是那座桥，房也不是那幢房，人是新人物，事是新故事了。凤凰城镇里风味独特的吊脚楼，也被速生的凤头砖瓦楼渐渐替代，这片土地已悄悄变了模样。

    看不到了，爷爷，你的印象或者只是你的梦想。你笔下的那种种传说、风情和神奇故事，我怎么想像它们曾经在这山地水域中发生过，流动过，辉煌过，闪耀过？而眼前这支清流，亦负载，亦推托，一点也不动声色。

    而我回到这里，并不是要寻找你七十年前的起点，有多少风景将永远不能回来，我只想读一读你的天地，这里有着必须刻意维护而能留存下去的东西。

    在水边长大、水边懂事，爷爷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条沅水。他在自传中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水给爷爷三样东西：

    水给了他想像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爷爷认识字，是从私塾小学校开始，而他认识课本上无从写出的丰富人生，却是在校园外，在老街店铺，桥头渡口，水上人家……没有谁来教他，他用眼睛、耳朵和机敏的鼻子接受水边的光色、声音和气味给予一颗小小心灵的感觉，把各种事物的内容和意义在游戏中融会，丰富自己的想像，最终凝聚为他对生活对世界的独特思索。

    水给了他坚忍柔韧的性格。爷爷曾说过：“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以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的性情品格，恰好是爷爷一生处世方式的写照。他是那么温和，又是那么倔，倔得从从容容。

    水激发他对人世怀抱虔诚的爱与希望。正如爷爷说过的那样：“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做横海扬帆的美梦”，“美梦”中蕴含着他的人生热望。他执著地用自然的美，人性的美，古代文明的确美编织朴实单纯的理想。虽然他不奢望以此取代社会理想，但是他热切地希望能为百病缠身的民族唤回一些健康的记忆、美好的梦想。

    爷爷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此时我的眼睛也是湿的了，谁能体会他那种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悲凉之外的深重的爱！很多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不懂。水边学校水边书，我是否来得太晚？

    尽管爷爷从二十岁起就离开了家乡，但这一片水土上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我记得爷爷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

    爷爷，有一天我要送你回来，轻轻地，回到你的土地，回到你的风景里。那风里雨里，透明的阳光里，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念，永远永远。（有删节）

注：①本文中的“爷爷”指作家沈从文（1902—1988）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李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最初，他称儿子“老baby(宝贝儿)”，后来索性改称“老白鼻”。他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随着一天天长大，老白鼻变得越发惹人喜爱。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病逝，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和姊姊梁思懿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他有恁么多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思永、徽因身患重病，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这时，全靠母亲王夫人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她先是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以及几个孩子的教育；日军占领时期，又将新楼(即饮冰室)的一部分租给了一家绸布店，熬过了更为困苦的那些日子。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像思成、思永、思忠、思庄留学时那样，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不久，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他与母亲的联系被完全切断，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生活常常陷入困顿之中，但“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辛辛那提大学读研究生，先获得了硕士学位，1949年夏，又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撒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京剧名家孙毓敏：生命之火为国粹艺术燃烧

沈黎明

    孙毓敏194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市民之家，幼年时由于父母离异，她和两个妹妹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孙毓敏的母亲喜欢京剧，经常在家中哼唱，耳濡目染，孙毓敏也喜欢上了京剧。1952年，孙毓敏考入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开始为期7年的学艺之路。孙毓敏学戏特别刻苦，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起床练声，然后练基本功，风雨无阻；上课时则认真听讲，不懂就向老师请教。为了练好旦角的兰花指，她天天晚上打来热水，将手放进很烫的水中慢慢上弯到90度，无论冬夏从不停止。

    1958年夏天，孙毓敏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然后拜荀慧生为师，唱念做表舞全方位得到荀慧生亲授，演出的《荀灌娘》《红娘》等荀派大戏，每年在200场以上。

1968年，她因所谓的“海外关系”罹祸，不甘屈辱的她推开三楼的窗户，一跳致残。对一个演员而言，这原本意味着艺术生涯的终结，她竟又顽强地重新站立起来。最初腿不能动，手无力，她就先锻炼双手，平躺在床上帮人织毛衣，以平均每周一件的速度，一直织了近百件。手有劲了，她就用双手扳着两腿练翻身……一段时间后，她开始练站立，接着开始练迈步，她请人在床和窗户之间拉一根绳子，然后抓着绳子一步步地挪动，每前行一点都像踩在刀尖上，疼得大汗淋漓。经两个月不懈努力，她终于用一个多小时完成了从床边到窗前仅4米的行走。

    逐渐能像鸭子一样摇摆着走路后，孙毓敏查阅大量资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脚跟骨有棱不平，多多走路把它磨平；膝关节弯曲困难、小腿肌肉萎缩，就爬楼梯锻炼。走路好说，爬楼梯对她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实现愿望，她冒险脱去了保护腰椎的钢背心，抓着楼梯扶手向上攀爬。尽管每上一级台阶都疼得眼冒金星，肌肉萎缩的双腿不住颤抖，但她全然不顾，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孙毓敏的膝关节弯曲相对自如了。

爬只是第一步，接着是摸、滚、跌，终于走上了她难以忘怀和舍弃的舞台。孙毓敏硬是凭着对京剧事业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经过长达13年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锻炼，重新站在了舞台上。

    1978年，孙毓敏的冤案得到平反。重返阔别多年的舞台后，孙毓敏精湛的演技再度吸引了广大戏迷的眼球，获得大家的喜爱，她不仅赢得“活红娘”的美誉，荣获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及“梅兰芳金奖”等多项大奖，还在国际上获得了“亚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奖”。

    作为戏曲艺术学校之长，她倾尽心力，秉承名校传统，顺应时代要求，曾率领师生四赴欧洲巡演，在巴黎创下连满27场的记录……

    多年来，孙毓敏一直不忘恩师荀慧生先生，不忘荀派艺术的传承，在百忙中不辞辛劳地传授荀派艺术。孙毓敏先后收了60多名入室弟子，对慕名请她指点的年轻演员她也从不拒绝，为数十人说过戏，堪称桃李满天下，荀派艺术第一传人。

    如今孙毓敏虽然已退休，但仍然关心京剧事业的发展、京剧人才的培养，并兼任多所大学和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生命之火一直为古老的国粹艺术燃烧着！

    （选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0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当她终于可以“像鸭子一样”走路，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她扮演了一个群众，站在舞台的犄角，没有一句台词，甚至没有人看到她的面容，她却感到莫大的鼓舞。（《孙毓敏：角儿就得宠辱不惊》）

孙毓敏自传的书名起得贴切——《我这两辈子》，她的人生历经悲喜、穿越生死，除了一身傲骨，更有一片仁心。在追寻荀派艺术的道路上，孙毓敏走得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傲骨“荀”芳踪》）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