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文章有删改）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醒了，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虎山峪，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虎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虎山峪，为了虎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虎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虎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了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 “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虎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虎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虎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虎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就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虎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虎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睛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虎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虎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9期《小说月刊》）

像白云一样飞翔

韦如辉

    耐耐放学了，走在傍晚的山岗上，身后跟着来迎他的狗儿大黄。

    山岗静静的，密实的树林静静的，碧绿的草丛静静的。不远处，潺潺的小河静静的。

    眼前的景象迷住了耐耐。

    他放下肩膀上的书包，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来。

    静，出奇地静。怎么会这么静呢？耐耐想。往年可不是这样，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至少，会有几只蛐蛐儿，附和着风声哼唱。

    耐耐头枕着双手躺下来。天空的蓝很近，几丝白云在蓝蓝的大海里划着船儿。

    没有风浪，船儿在耐耐的眼里飘啊飘。

    耐耐想，船上都坐着谁呢？要是妈妈坐在船上就好了。

    妈妈怎么可能坐在船上呢？耐耐记得，妈妈是开春坐一辆大巴车走的。大巴车冒着黑烟，颠簸着一路远去。耐耐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哭喊着，号叫着，哀求着：妈妈别走！妈妈别走！

    可是，妈妈们还是走了，被狠心的大巴车驮走。妈妈们能够听懂小伙伴们的话，大巴车听不懂，大巴车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一开始，耐耐还能看到探出车窗的妈妈，后来只能看到一溜黑烟。

    妈妈这一走或许一年，或许两年，或许三年，耐耐才能见上或许一面，或许两面，或许三面。多多的妈妈走了十年，没回来过一次，多多也没见上一面。小伙伴们都说多多可怜，

    恐怕一辈子也见不着妈妈了，多多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小伙伴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多多的哭声止住。多多太可怜了，自己比多多强多了。耐耐想，再过268天，妈妈又回来了。

    妈妈说回来就回来，真的回来了。这次，妈妈坐着船儿回来。船儿慢慢悠悠向耐耐划过来。

    妈妈站在船头上，手里挥舞着一条红丝巾。妈妈喊，耐耐，你看到我了吗？我是妈妈。

    耐耐揉了揉眼睛，向喊声望去。可是，眼睛模糊了，看不见。怎么会看不见呢？明明听到妈妈的喊声了。难道是昨天晚上看电视熬了夜，眼皮打架了？耐耐又狠狠地揉了揉，恨不得将肿胀的眼皮揉碎了。

    终于，耐耐看到了船儿，看到了一条红丝巾，在船头上挥舞着，好像一团流动的火焰。耐耐还看到了一个人，穿着白白的衣裳，飘着长长的头发。她是谁？妈妈吗？妈妈怎么可能像仙子一样漂亮呢？

    妈妈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尤其一双在车间忙碌的大手，厚实、粗糙、常年布满裂纹。

    船儿越划越近，喊声越来越响亮。耐耐，我是妈妈啊，难道你不认识妈妈了吗？

    耐耐想，外面的世界真神奇，妈妈变漂亮了，自己都不认识了。

    耐耐在胸腔里憋了一股气，不由自主地喊了声妈妈。可是，这一声妈妈喊得不够敞亮，仿佛一只蚊子的叫嚷。

    而妈妈听得很真切，她激动得跳起来，船儿晃荡着。耐耐喊，妈妈，小心！

    妈妈下了船，上了岸，快速地奔跑着，一把将耐耐抱在怀里。

    妈妈眼泪汪汪地问，耐耐，想妈妈吗？

    耐耐看着妈妈的眼睛，点点头。

    妈妈又问，耐耐学习好吗？

    耐耐先点点头，接着自豪地回答，这次考试了，语文98分，数学99分。

    妈妈再问，奶奶的饭做得好吃吗？

    耐耐想说，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没有妈妈做得好吃。有一回，奶奶做米饭，虫子都没有拣出来，碗里好多虫虫哟。而耐耐没说，耐耐知道奶奶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还经常流浊水。耐耐告诉妈妈，奶奶做的饭好吃。你看你看，我都吃胖了哩。耐耐掀开衣襟，露出发面馍一样的肚子。

    妈妈流泪了，泪水落在耐耐的身上、脸上、肚皮上，泪水湿湿的，温温的，滑滑的。妈妈又抱着耐耐亲啊亲。耐耐的身上、脸上、肚皮上，湿湿的，温温的，滑滑的。

    耐耐睁开眼睛，妈妈突然不见了，连那只小船儿也不见了，蓝蓝的天空开始变黑变暗，几颗星星眨巴着眼睛。

    大黄正用它温热的舌头，非常卖力地在他身上、脸上、肚皮上舔舐着。耐耐刚才睡着了，做了个在白云里飞的梦……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

相遇就是缘分

秦嗣林

    几年前的春节前夕，一位客户开着奔驰车上门典当，自称姓张。我评估车况良好，只是车厢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不好多问，我开好当票，把现金交给张老板。他忙不迭地走了，没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是车厢里的货品忘了拿。打开后备厢，鱼腥味扑鼻而来，满满的全是渔获。他笑着说，自己在基隆经营渔业公司，为了凑足员工的年终奖金，才来当车。

    此后，他不时来典当，见面次数一多，彼此愈来愈熟。他说，渔业公司是祖传的家业，自己当过二十多年的船长，旗下有八艘远洋渔船。每次渔船进港，都需要除锈、上漆之类的整补作业，一艘船至少要花两三百万，整补资金就靠当奔驰车来周转。

    某一年岁末，他打电话给我：“秦老板，今年的年终奖金不够，又要麻烦你。我实在太忙，能不能请你带一百万元过来，再把车开到你的店里，我请你吃尾牙。”

    我只好背着装满现金的包包，搭上基隆客运，晃晃悠悠地出发。

    到了基隆，发现尾牙场地设在船坞里，员工有三分之一是本地人，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籍船工。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不分彼此，敬酒的敬酒、唱歌的唱歌，比开派对还欢乐，吃尾牙能吃得这么开心，实在很少见。张老板穿梭其间，笑眯眯地招呼每一个人。

    我说：“你们的工作真有趣，忙的时候还不忘唱歌。”

    他说：“你想想，我们跑一趟南美洲得花一年，茫茫大海之中无处可去，要是生活枯燥乏味，没人待的下去所以，遇上再难过的事情都要唱唱跳跳，大家互相取乐，才能安然度过航海的日子。”

    时间往后再推一两年，张老板再度来当车，同行的是一位面有菜色的越南人。

    我忍不住问：“张老板，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对，我等一下要带他到医院开刀。”

    “怎么不请别人带？”

    “轮机长已经带他看过两次，每次都说没事，我愈看愈觉得不对劲，一定要自己带他走一趟。今天来当车，也想请你帮忙开车载我们去医院，再把车子开回店里。”

    到了医院，张老板先去挂号，我和越南人坐在一旁，我问越南人：“老板对你好不好？”

    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老板对我很好。我家里要盖房子，老板还借给我三万元。”

    后来，越南人进诊室检查，我由衷地说：“张老板，你对这些船员真好。”

    他正色道：“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平常闷不吭声，只要几个人讲好，当天晚上就会动手干掉船长。我们当船长的，最怕这种人，所以在陆上要对他们特别好，出海才不会有事。”他又说，“外籍船工到异乡打拼不容易，对他们好一点是应该的。在海上，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有一次出海，我站在满舱的渔获里处理事情，一个新来的外籍船工焦急地指着我的脚，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赶紧把脚从深及膝盖的渔获中抽起来。下一秒，地上成圈的钢索就倏地拉直。原来外头正在下渔笼，要是他晚一点提醒我，我的腿就被钢索绞断了。”

    又过了五六年，张老板打电话给我，表明不但要当车，还要当船，希望我可以帮忙。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船被阿根廷政府没收，还有二十多个船员被扣押，对方要求付一百万美元，收到钱才肯放人。“我一听事态严重，金额太高，于是帮他介绍了一个专做租赁生意的人，三人约好时间碰面京谈，张老板顺利借到一千万台币。

    临走前，我问他：“一百万美元不是小数目，你的公司撑得下去吗？”

    他沉默几秒，说：“没办法，公司可能要倒闭。”

    “那你还想办法筹钱救人？”

    “如果船员回不了家，他们的家庭就要完蛋，所以我—定要救人。日后南美洲的渔区，我再也去不了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老板典当的奔驰车已经到期，原来留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亲自跑到他的公司一看，没想到公司招牌已换，人也不见踪影。我询问左邻右舍，才知道原先的渔业公司已经转卖，张老板住在基隆老家。到了他家，我心里凉了半截，昔日意气风发的张老板瘦得只剩三十多公斤。他脸色焦黄，仿佛一推就倒。

    我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家人搭腔：“上次的事情太严重，他整个人都被拖垮了。医生说，他的肝有问题，时间……时间不多了。”

    我愣了半晌，不知该说什么，他主动开口说：“船的事情已经解决，当给你的奔驰车请你帮忙处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会亏钱。放心，以后有钱，我一定补偿你。”我伤心地说：“钱不是重点，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虽然日子不多，可是我心里很高兴，至少把人救了回来，帮助二十多个家庭团聚。”

    他请我留下来喝茶，我心中难过，坐不住，赶紧找个借口告辞。

    走出门后，遇到好几个船工，其中一个正是上次去看病的越南人。

    我同他打招呼：“最近身体好不好？”

    “没问题，现在换了一个老板。”

    “你今天来看旧老板？”

    “大家轮流，只要在码头的人，每个早上，一个人来送饭，一个人带他散步、打扫。”

    “有薪水吗？”

    他摇摇手说：“没有钱，大家自发的，因为老板是个好人。”

    没多久，我就接到张老板去世的消息。

    人跟人的相遇都是缘分，老板与员工也是，真诚地待人，他人一定可以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