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 。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话杨绛》）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头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生于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闺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雅。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美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域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删改）

    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校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坳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下面节选的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中的一段，写王子装疯之后，国王让他的恋人奥菲利娅刺探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奥菲利娅 我的好殿下，您这许多天来贵体安好吗？

哈姆莱特 谢谢你，很好，很好，很好。

奥菲利娅 殿下，我有几件您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早就想把它们还给您；请您现在收回去吧。

哈姆莱特 不，我不要；我从来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奥菲利娅 殿下，我记得很清楚您把它们送给了我，那时候您还向我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这些东西格外显得贵重；现在它们的芳香已经消散，请您拿回去吧，因为在有骨气的人看来，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拿去吧，殿下。

哈姆莱特 哈哈！你贞洁吗？

奥菲利娅 殿下！

哈姆莱特 你美丽吗？

奥菲利娅 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莱特 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那么你的贞洁应该断绝跟你的美丽来往。

奥菲利娅 殿下，难道美丽除了贞洁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伴侣吗？

哈姆莱特 嗯，真的。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自己的感化。这句话从前像是怪诞之谈，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把它证实了。我的确曾经爱过你。

奥菲利娅 真的，殿下，您曾经使我相信您爱我。

哈姆莱特 你当初就不应该相信我，因为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我没有爱过你。

奥菲利娅 那么我真是受了骗了。

哈姆莱特 出家去吧。为什么你要生一群罪人出来呢？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它们形象，甚至于我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们实行出来。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出家去吧。你的父亲呢？

奥菲利娅 在家里，殿下。

哈姆莱特 把他关起来，让他只好在家里发发傻劲。再会！

奥菲利娅 哎哟，天哪！救救他！

哈姆莱特 要是你一定要嫁人，我就把这一个诅咒送给你做嫁奁：尽管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你还是逃不过谗人的诽谤。出家去吧，去；再会！或者要是你必须嫁人的话，就嫁给一个傻瓜吧；因为聪明人都明白你们会叫他们变成怎样的怪物。出家去吧，去，越快越好。再会！

奥菲利娅 天上的神明啊，让他清醒过来吧！

哈姆莱特 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算了吧，我再也不敢领教了；它已经使我发了狂。我说，我们以后再不要结什么婚了；已经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可以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再结婚，出家去吧，去。(下。)

奥菲利娅 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陨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陨落了！我是一切妇女中间最伤心而不幸的，我曾经从他音乐一般的盟誓中吮吸芬芳的甘蜜，现在却眼看着他的高贵无上的理智，像一串美妙的银铃失去了谐和的音调，无比的青春美貌，在疯狂中凋谢！啊！我好苦，谁料过去的繁华，变作今朝的泥土！

(有删改)

桃花铺

喻永军

洋浜是莲城的一个湖，在城西。

大洋浜的水顺着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延伸进山中去了，延伸了多远？没有人知道。老侯也不知道，但老侯听专家说过，大洋浜的水容量相当于六个西湖。老侯很惊讶，六个西湖呀！老侯年轻时到西湖去过一次，觉着西湖的水无边无沿，他心里更看重大洋浜了。

老侯每年都要进山几次——六叔住在山里。六叔种地，老侯常常托人从城里给六叔带去一些种子、化肥，附带一些水果，有时买几斤肉。老侯进山得从水上走。二十年前，渡口泊的是木船。摆渡人锅代六十多岁，嘱咐一声“坐稳当”，船便开了。船桨“吱呀——吱呀”，船慢慢划向山中。

上午，船向西行，太阳就从背后升起。眼前一片金光灿灿，锅代脸上很快挂上了汗珠子。四十分钟后，船停靠在一处水边石沿儿旁。六叔下来接东西，他瘸着一条腿，走不快。他喊锅代到岸上喝茶。锅代已掉转船头，向东顺水而行；

这地方叫桃岔、桃沟。春天，满山山桃花静静地开，静静地落，因此，不知啥时这里又被叫成了桃花铺。六叔住在桃花铺，是属于不想搬迁的那类。六叔说，后山是林子，脚下是湖水，饿不死。为这，老侯劝过六叔。末了，老侯坐在六叔对面，紧锁着眉毛，铁青着脸，不吭声。两人都把话说尽了。为此，老侯生气，很长时间没去看六叔，后来忍不住了，把话说给锅代，锅代就载着他来到桃花铺。

再后来，桃花上初中时，六叔让老侯在城里给娃安顿住处，捎话让老侯来一趟。桃花是六叔的小女儿。船在水上行着，锅代把啥话都说了：“六叔买了个‘铁壳子’，学会了撑船。需要种庄稼了就撑着它出门，收了庄稼也要撑着它回家。”老侯想，六叔的路就在水上。那年湖里涨水，六叔翻了船，一船的麦捆子浮在水上，他也差点儿搭上性命。

六叔年轻时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戏，扮啥像啥。他能唱秦腔、眉户、碗碗腔，本地花鼓唱得更是出色。每到过年，桃岔的戏班子就是方圆几十里的明星班子。看戏看桃岔的戏，观众人山人海，六叔风光无限。几个俊丫头为争六叔，都闹出了笑话。村主任的女儿把六叔的唱腔灌制了一张光碟，每天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放。另一个女子哭哭啼啼，她妈便告村主任，说喇叭音量太高，正对着她家牛圈，母牛被吵得小产了。六叔住在桃岔最高处的山上，离天近，一身正气。

桃岔的变化是从大坝修建那年开始的。拦河建坝，水要淹了桃岔。水位线一定，桃岔人心里慌慌地唱了最后一年大戏。该搬走的都按政策搬走了，能搬动的东西都人拉马驮地带走了——碾磁子、磨扇子、猪牛羊狗……最刺眼的是一些老人的棺木，漆了黑漆，画着龙凤，顶头雕着睡莲，一队一队地出了桃岔。冷清下来的桃岔，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着的几户人家。年夜，众人围定，六叔自拉自唱，唱了《刘海砍樵》，又唱《智斗》。

大坝修了四年，老侯是指挥部的采购员。当时的紧缺物资是水泥和钢材，老侯一人跑着采购了多少东西？后来老侯在心里默默算了十下，大致有一百个车皮。采购的东西要从秦岭古道用车拉回来，那才难住了老侯。那时是砂石路，进山谷后车重路险，老侯就学着画图——啥地方坡陡、路窄、弯急，老侯得用图纸给人说清。半年下来，老侯眼眶深陷，人成了一把干骨头，双膝半月板磨损厉害，脚也成了一双病足，走路疼，歇着也疼。他时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有一次在大兴旅馆谈物资合同，事毕，已是晚上九点，国营食堂的小碗面，他一气吃了十四碗，吃饭的人都放了筷子看稀奇。

六叔就是这个时候来给老侯做帮手的。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随时待命。那天夜里，老侯总算睡了个安稳觉。六叔看了老侯的图纸，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才说自己心里有了底。那时候，老侯是国家公职人员，按月领工资，年终领奖状。六叔是按工计酬。尽管如此，六叔仍很知足。歇下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沿着护城河闲逛，唱秦腔，唱花鼓戏，滋润得眉开眼笑。六叔给老侯说，他现在成半个省城人了。

老侯就看着六叔笑。

六叔出事的那天是公历新年，天气预报说是阴天，但六叔押着车进了秦岭峪就起了西北风，飘起雪花。车在路上缓缓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司机是个老手，阴沉着脸跟六叔说：“你怕不怕？”六叔说：“这话要问你！”司机就看着六叔笑了。两人摸出烟，点燃，深吸了一口。

六叔的这辆重车，是被迎面的一辆大吊车顶翻的，吊车跑下坡路，路滑，没刹住车。

六叔就此瘸了一条腿。

大洋浜大坝是老侯的骄傲。几十年了，老侯坐在大坝上的时候，心里踏实得就像自己成了大坝。巨大的坝体枕着两边的山头，坝身结出黑锈，风带来的草籽落地生根——鸡爪草血色的茎干水灵灵的。老侯弯着腰拔草，顺台阶一直拔到山根。

拔着草，老侯想起六叔，想六叔这会儿正干啥呢。隔着一湖水，却不知道。想起六叔说的“半个省城人”的话，他心里难受。

他记得那年秋天，桃花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六叔家吃饭。清炒河虾、一盆豆腐鲇鱼，都是水边的东西。吃饭时，六叔说：“野猪已来村中搭窝了，撵都撵不走。”吃罢饭，六叔拾掇虾笼。二百多个虾笼摆了满满一屋子。虾笼呈腰鼓形状，以桃花铺的荆条子编成，一根一根的木条子颜色乌黑，细细的，硬如铁。

这些都是六叔的手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