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殷嘱我重斯文

——记“两弹”元勋彭桓武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从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全面展开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当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选自《光明日报》）

中国沙漠画第一人——黄名芊

    黄名芊出生三个月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他的父亲是位绘画爱好者，遗留了一些梅兰竹菊的画作在房间里。也许就是这些艺术品的熏陶，让他从小就爱上了艺术。而他很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美术天赋，看到小猫小狗小鸟，他就能用泥巴捏出来，全村的人都赞叹不已。

    大学毕业后，黄名芊被分配到学校任教。当时学校的老师不多，教学任务很重，但是他要画画的想法一直都在。后来，学校步上正轨，老师也多了，利用从教之余一切时间，包括双休日、寒暑假，黄名芊开始致力于自己的艺术创新。

    1993年、1997年，黄名芊两次由德方出资在德国举办个人抽象山水画展。展出期间，他去了卡塞尔、法兰克福、汉诺威等许多城市参观游览。

    “德国的艺术博物馆和各类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色彩缤纷的流派我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敢于创造的。”他对记者说，“德国人看我国的山水画，实际个人风格不同，而他们看上去会认为是一个人画的。这也启发我，创新必须与他人拉开距离。”

    德国流行抽象艺术，黄名芊的抽象水墨画在那里很受欢迎，但回到中国后就不一样了。许多青年很喜欢，但是有些中老年艺术家看了他的画似乎就没什么感觉，有人甚至在背后道出贬义，而普通观众看后似乎很迷惑，可能是看不懂。这引起了黄名芊深深的思考和困惑。

    一次机缘巧合下，黄名芊终于找到了他今生的艺术归宿——大漠山水画。1987年，黄名芊的夫人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工艺美术理论，需要到西部去考察，研究古代雕塑，黄名芊就陪同夫人一起去了西部。

    来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沙漠，接着又去了新疆吐鲁番，看到了更多的沙漠，黄名芊不禁为沙漠的浩瀚壮美所折服，不由爱上了这片金黄大地，一种要把大漠的粗犷美画出来的感受油然而生。但是，大漠分明是一个不易攻克的山水画创作难题。沙漠缺水、少树，缺水少树势必消解山水画的亮点。总之，传统山水画、现代山水画约定俗成的种种活跃审美元素，在面对沙漠构景时，就会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难怪古今画家们很自然地回避了这一难见效果的题材。翻开千年中国画史，找不到前贤留下的画沙漠范本，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画沙漠经验文字记载。

    第一次画沙漠，黄名芊以失败告终。“没画过的可以画，可到底要怎样画呢？”他默默地总结经验：还是看到的沙漠太少，只是在沙漠边缘，没有深入了解沙漠形态，对沙漠的认识不足。“我一定要再去沙漠的深处看看！”

    1994年，黄名芊第二次来到了沙漠，这次他选择了更加壮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儿的沙漠虽美，可也被称为“死亡之海”。没有向导，黄名芊只能在边缘徘徊；无法深入沙漠腹地，他心中十分焦急。一直等到1996年，沙漠通了公路，他才得以深入沙漠腹地。之后他去各大沙漠考察不下10次，还多次去各地的治沙研究所，拜访沙漠专家。

    多年扎根沙漠，前五年画一张撕一张，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在大漠里吃了无数风沙，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画法——沙漠皴。在被问及如何得到这样神奇的画法时，他说了一句最普通的话：实践出真知，千虑一得。又说，踏遍天涯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黄名芊笔下的沙漠，远看如瀚海波涛，逼真涌动；近看却纹理分明，沙丘上的纹理丝丝缕缕清晰分明。他说这是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感受素材，一是画法。素材来自他不辞辛苦、甚至出生入死一次次进入茫茫大漠，画法则源自十多年间笔耕不辍、锲而不舍地反复试验。终于他找到用笔墨在表现不同沙漠形态时的恰当技法，即浓墨铺垫连绵的沙丘底部，继而层层向上叠加整个沙丘，画到沙丘顶部时墨已干、水分变少，正好用以表现沙丘顶部的轻盈流动。密匝的墨点是沙垄，也是重墨的沙漠低地；飘逸的点线是沙峰，也是淡墨的沙漠顶部，绵密的笔法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沙漠丝绸般的光滑质感，光色的流转和明暗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远处沙漠则以泼墨法写出，不宜多加，这样近实远虚，恰当地表现出远近变化。

    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天地。他画了一幅画，  画中无边大漠里，漫天黄沙，渺小的一人一驼一狗正在艰难跋涉。这幅画名为《路漫漫》。黄名芊说：“我画沙漠数十年如一日……这幅画就是我的自我写照。”

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马君武评传

唐志敬

    马君武初至日本，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马君武成为撰稿员。不久，梁启超赴美游历，他代理主编职务。但由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主义理论书籍，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他于《新民丛报》发表的10篇译著中。他通过歌颂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女士张竹绮》附诗）和菲律宾的爱国者（《茶余随笔》）及其它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初期的“保国”同“保皇”的联系不存在了，“维新”“勤王”“圣君”等字句不再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相反他推崇反抗专制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由保皇党转向反对专制与教会的法国大作家雨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是年初，浙江人章炳麟再次到达日本，马君武立即受到他强烈革命情绪的感染。章氏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马君武即为该会十名发起者之一，在行动上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久，他参加了兴中会横滨分会。9月，孙中山自河内抵横滨，马君武经人介绍见到孙中山，听取他的革命主张，对孙佩服之至。经过比较之后，马君武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第二年春节，各省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欢迎清廷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马君武根据孙中山的事先嘱咐在团拜礼毕后，即登台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满座掌声，清吏失色。这标志着马君武与维新派及其思想的彻底决裂，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马君武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他除了学习功课外，还博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名家的经济学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孙中山自欧洲来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马君武积极响应，参加草拟章程。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马君武任主笔之一。

    归国后，他应聘为新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化学。该校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与联络站，很快就引起了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准备逮捕马君武。幸而得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帮助，岑春煊打电报和广西巡抚张鸣岐商量，以官费生资格保送马君武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他又写下了《去国辞》《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等诗。1907年秋，他进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虽功课至为紧张，但他利用“夜间余暇”，还翻译了《矿物学》《平面几何学》等书。1911年夏毕业，得学士学位。

    国民党人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讲话，他说：宋教仁是死于“官僚派”（指袁世凯）之手，宋死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在于能否战胜“官僚派”，他希望国民党人竭尽心力，与“官僚派”斗争，坚持共和政治。自此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当中。二次革命失败后，马君武已感到自己“不宜于政治生活”，便和中华书局签订为期三年的译稿合同，凭着这笔稿费，在1913年冬赴德，翌年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6年以蚕丝7种元素之分析论文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德学生获此学衔之第一人。

    马君武自1922年5月辞去广西省长后，感到“政治生活，真不是我所能过的”，而下定决心“再不从事政治生活了”。但作为一个真诚爱国者的他，是时刻将祖国的兴亡挂在心头的，他有“本位救国”的思想，但在工农业极端落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他这个工学博士，实难觅得用武之地。1924年9月，厦门大学部分因学潮离校的学生，在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他们仰慕这位曾任过中国公学教务长的人的名望，敬请他担任校长，马君武在该校校董会及师生的热忱欢迎下，于11月24日就职。自此，他转入了教育界。后来，他相继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校长。

    马君武终究是中国、尤其是广西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一代宗师”，《救亡日报》在他逝世后第三天发表的《悼马君武先生》的社论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说他的“亮节高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人中一个可贵的典范”。

相关链接：①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和（又名同），号君武，后以君武行世。1881年7月13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摘编自华成《马君武传略》）②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誉为“北蔡南马”。（摘编自何岸《教育界马君武》）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

郭齐勇

    熊十力的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虽生活穷困，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

    此时的熊十力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愈加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熊十力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这是他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十力拒绝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中，熊十力曾两次退回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介石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让他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给熊送去，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两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了他处。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信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在哲学家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海内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

《熊十力：一头特立独行的熊》

②说到著述，熊十力既不是同代学人中笔耕最勤的，也不是著书最多的，但如果说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则又非《新唯识论》莫属。其第一稿撰写于学佛期间，此后，1923.1926．至1928年已经有4稿写出，经过1930稿直到1932年，才形成文言文本的定本；又经过12年的磨砺，到1944年方形成语体文本的定本。说到用心，在撰写《新唯识论》时，他曾为自己题一幅联：“道之将丧也，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其人的自负与担当；说到心不旁骛，他在北大任教的数十年中，每周只上两节课，且只在家里上，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可见其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

（丁为祥《熊十力与＜新唯识论＞》）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和同事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步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头疼欲裂的巨大痛苦。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标志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攻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到2010年，他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王忠诚皱着眉头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