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

汪曾祺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pointism），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摩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选自《修髯飘飘》，有删改）

【注】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克里姆，把床垫塞进高尔夫球包里卖

肖遥

    能切实解决人们睡眠质量不佳的问题，正是美国新晋创业公司Casper全力以赴的事业，它重新设计改造了看似不太起眼的“硬件”——床垫，结果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打开了市场，不久前获得了5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其中一位投资人还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能让大明星青睐有加不容易，Casper的创始人菲利普·克里姆有什么绝招？

    2001年，克里姆进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红麦库姆斯商学院主修商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其间，他还辅修了不少哲学课程。大二那年，克里姆就在自己的宿舍里创办了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梅里克公司”，专门在网上卖床垫。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克里姆把这家网站运营得不错，虽然那时他卖的都是普通床垫，却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资金和技术基础。

    克里姆的商业嗅觉十分灵敏，对消费者的喜好非常了解。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开始让线上和线下直接对接，传统商业的中间环节变得不再重要。这让克里姆意识到，床垫可以有新的卖法。

    2013年8月，克里姆注册了一家全新的床垫公司——Casper。他的第一步计划是开发一款新产品，必须是目前市场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科技含量的新型床垫。他组建了一个创始团队，其他3名成员来自著名的工业设计机构。他们的设想是研发一种舒适度更高、弹性更强，让人能很快入睡、消除疲劳的床垫，还要足够便宜。

    带着这些目标，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试验，最后锁定了一种太空记忆海绵。这种材料来自航天领域，拥有极高弹性，又不会过软，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骨骼结构。克里姆将这款新床垫命名为“Casper智能床垫”，大约10英寸厚，分成三层，底层是普通海绵，中间是太空记忆海绵，最上层是乳胶海绵。通过机械压缩，床垫的体积还不到完全展开后的1/3．卷起来可以直接塞进高尔夫球包。这为后面的运输环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克里姆来说，销售模式和产品质量同等重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商家之间比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便捷高效。Casper智能床垫完全采用网上下单、快递到家的销售模式，把一切简化到极致。2014年，Casper智能床垫正式上线销售，第一个月就产生了100万美元的销售额。由于公司位于纽约，克里姆承诺为当地顾客提供下单两小时内送货上门的服务，这种速度也大受年轻人的欢迎。

    业界普遍认为，乳胶是目前最好的床垫材料，也是最贵的材料。在美国，传统乳胶床垫的价格相当高昂，通常在1500美元左右。其中不小的差价来源于整个产业的层级利润。由于Casper和生产商直接对接，去掉了中间商和卖场，直接面向消费者，所以就去掉了大部分不必要的开支，Casper的普通双人床垫售价只有500美元，特大号床垫也只卖950美元。“大公司不会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利益，”克里姆说，“我们这种创业小公司却可以为大众做出普遍适用而且舒适的东西。”

    据克里姆介绍，全球床垫市场的销售额到2017年有望达到246．5亿美元，其中记忆海绵床垫将会是发展最迅猛的一个分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随着Casper这种新型公司的出现，床垫业将成为下一个被颠覆的传统行业，甚至有人预测，当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买床垫后，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传统企业被淘汰。

    现在，克里姆的“野心”很大，他希望自己的床垫能在未来覆盖每一个消费者。Casper计划利用其现有资金6950万美元，扩大生产、提高质量、加快产品上市。这些投资将推动公司进一步创新，克里姆接下来要建设Casper实验室、招聘工程师、进行更多测试，用更短的时间推出新一代产品，“从枕头到拖鞋，客户希望我们探索每一个产品类别，只要能获得高质量睡眠就行”。

（节选自2016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 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 1918 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 年 8 月 14 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 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情怀。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 1923 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李泽厚自传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困顿。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供我兄弟二人上学，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此话今犹在耳，却不幸竟成谶语。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不免泫然涕下。每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教我冷静地、批判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只问耕耘”的话语，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我最近讲，搞美学应具备两方面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放弃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个时代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局日趋动荡，学校却充满复古气氛，死气沉沉，保守到连《大公报》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到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书报，其中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我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就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甚至冒险读着“禁书”得来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在这样的阅读中，我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人云亦云，比较注重科学上的争议、论辩，这恐怕要追溯到自己的这个时期。

    195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时期，我生活仍然非常穷困；加上得了肺结核，我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我独住在宿舍顶楼的一间“阁楼”里，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和整理了许多原始资料。我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还利用了当年所作的资料卡片。

    我虽已发表不少文章，但面临的环境压力很大，非议颇多。下乡劳动和工作，我是单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使我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但也让我学会了思想不受外界影响。我沉默而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文革”时我在干校，读书非常困难，只能偷偷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72年回家后，我便利用在干校时偷做的笔记暗暗写起来。因为我坚信政治灾难终会过去，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会坚持干下去。1976年发生地震，我就在条件简陋的“地震棚”里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有人说，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我的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只是点到为止。其实，“语焉不详”的还包括我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等。因为我喜欢先画一个“粗”线的轮廓和框架，等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细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也曾搞过“小”的试验，结果愈积愈细，不能自拔，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虽都有偏颇，但毕竟要有所偏重。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不能一人独揽，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

    也有人说我“杂”，说我又搞中国思想史，又搞外国哲学，又搞美学等等。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也要看到，如今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融合。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就是好传统。当今学界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节选自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吾友黄振中，治中国哲学有年。其于并世之学人，独服膺于李泽厚，且誉为半世纪以来，气象最博大之学人。每问余之意见，吾则以为不然：夫李氏者，乃思想界之陈涉也，非学术界之项王也。

——选自困学纪闻、荆楚风云《与友人论李泽厚》，来自李泽厚的博客

②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是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选自《二十四名学者眼中的李泽厚》之刘再复评论

当国民范儿遇上物理达人

明心

    80年前，一个有着浓郁民国范儿的23岁才女，踏进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凡的人生之旅。她就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出身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仲裔是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明士绅。吴健雄“健”字辈，排行第二，父亲以“英雄豪杰”依次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父亲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吴仲裔一向重视教育，自然不会错过孩子的启蒙教育。但在吴仲裔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受洋人欺侮，主要原因是科学不发达，因此他时常跑到上海的书店，为孩子们购买一些有关科学知识的图书及报纸杂志。当别的女孩还在为不用裹小脚而庆幸的时候，小健雄已经知道了大气的压力、水的浮力，以及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按照书里看到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开始跟哥哥一起做一些简单有趣的科学实验了。

    等到了上学年纪，在父亲创办的明德女子学校里，十来岁的吴健雄知道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大胸怀，明白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才是最好的学习态度。

    受父亲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吴健雄后来考上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多次到东吴大学听胡适演讲，常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吴健雄曾说，在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胡适先生。她的研究“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后来，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数学系转到物理系。老师同学大为不解，都认为她在数学领域肯定能有所建树，却不知她对物理学早已“情有独钟”。

    吴健雄知道，全球物理研究的顶尖机构在美国，她决定赴美深造。1936年，吴健雄来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然而想进伯克利物理系并不容易，吴健雄需要接受物理系主任柏基的测试。柏基的能力与贡献虽被人称道，但他对外域人和女性存有偏见，吴健雄两者均占。面试时吴健雄一脸的坦然，身着旗袍，举止端庄，有条不紊地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的学习和研究情况。柏基破例接受了吴健雄的入学申请。

    虽然当时西方科学界始终充斥着“物理科学实验是男性领域”的性别偏见，但这种偏见在吴健雄严谨的实验精神和无差错的实验结果面前，一次次被打破。健雄的博士论文导师——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得知吴健雄毕业后苦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拒绝女性作物理教师之时，毫不犹豫地作了她的推荐人，普林斯顿大学破天荒地接纳了第一位物理女教师。

    吴健雄的另一位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正是塞格瑞引导吴健雄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他评论吴健雄：“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理论一提出，便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验证。而吴健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认识到此项实验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同年，她便用无懈可击的实验证实了该理论的正确性。这一实验结果，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也把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推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领奖台上唯独缺了这位女物理学家的身影。

    由于性别偏见而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吴健雄，并没有停下做研究的脚步，她依然穿着自己裁剪的旗袍，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在她眼里“名利可以无视，实验却不可以停止”。此后，吴健雄先后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以及在β衰变研究的其他贡献，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实验等重要成果。

    对名利，吴健雄看得很淡，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中国女性。她钟爱旗袍，每逢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她总是为自己准备得体的旗袍，表示对祖国的尊重；她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书及一些瓷器；演讲中，她都会忍不住提到祖国……

    离家37年后，吴健雄终于在1973年踏上了回国之路，彼时双亲都已不在。1984年，吴健雄参加母校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了明德学校紫薇楼。4年后，又捐出百万美元巨款设立“吴仲裔奖学金”表达自己的寸草之心。1992年，四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 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吴健雄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

    1997年，吴健雄去世，享年85岁。除了魂归故里，她仅有的遗愿就是向母校捐款200多万元建一座科技大楼。

（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四期，有删改）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①朱生豪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

    ②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③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④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⑤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⑥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⑦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

    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